公寓裏擠擠挨挨，街上摩肩接踵，地鐵裏步履如飛——紐約這座“宇宙中心”，由於繁忙、與世界連結緊密，不幸被來勢洶洶的新冠病毒擊中，成為了美國疫情的“震中”。
為躲避疫情，部分紐約人開始“出逃”。
《紐約時報》比對移動網絡定位數據、郵政快遞轉寄數據還原了紐約人“跑毒”的路線圖與目的地。分析顯示，3月1日至5月1日間，約42萬人（紐約市人口的5%）離開了這座城市。其中，曼哈頓的上東區，西村，蘇豪區和布魯克林高地的居民人口減少了40%或以上。其他地區人口變動相對較小。
這些地區中一些是學生聚集區，在大學因疫情暫時關閉後離開；一些人口離開紐約照顧親朋好友。但總而言之，《紐約時報》指出，富裕階層聚居的地區“跑毒”的比例更高，來自家庭收入中位數9萬美元及以下街區的居民離開紐約的比例相對較少。
紐約人去了哪兒？手機定位、郵件轉寄地址告訴你
美國郵政總局允許個人和家庭將指定的郵件接收地址改為新地址，有效期最多一年。
據《紐約時報》報道，3月，美國郵政收到了5.6萬個來自紐約市居民的郵件轉寄申請，比月平均水平的兩倍還多；4月，郵件轉寄申請量達到了8.1萬個，是去年同期的兩倍；60%的轉寄申請要求將郵件寄到紐約市以外。
郵件轉寄數據顯示，大多數紐約市民離開後去了長島、新澤西州和紐約州其他縣市。
郵件轉寄數據與手機定位數據反映的情況基本相同：紐約人離開的大部分目的地仍在美國東北部、紐約市周邊。再遠一點，則四散八方，佛羅裏達州的棕櫚灘縣是紐約人躲避疫情的首選地點之一。
空蕩蕩的曼哈頓，並不代表紐約
《紐約時報》指出，“跑毒”人數超過人口占比25%的街區有這些特點：白人多，居民學曆高，租金高，貧困人口少，人們更可能走路或騎自行車上班，更有能力居家辦公。
數據顯示，這些街區人口68%為白人（紐約市白人人口僅占28%），76%的居民擁有大學學位，比例是其他地區居民的兩倍以上。
這些社區房屋租金較高，中位數為2223美元/月（紐約市租金中位數為1414美元/月）。
這些街區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為11.9萬美元，超過一半居民家庭收入超過10萬美元，近三分之一的人家庭收入超過20萬美元（紐約市家庭收入中位數為6.05萬美元）。
封城後的紐約，最“空”的地方是曼哈頓 ：4月，超過半數的將快遞轉寄至紐約市外的請求來自曼哈頓，上西區與上東區便是其中兩個“大戶”。布魯克林區是轉寄申請數量第二高的地區。
生活在紐約布魯克林區，擁有一套兩居室公寓的庫爾特·加德納被工作的劇院解雇後，和家人一起搬到了長島的一套三居室度假屋裏。這是加德納的另一套房產，位於薩福克郡。
加德納聽住在紐約城裏的朋友說，進超市購物前要在門口排隊1小時，而搬到長島後，超市物資充足，人流較少無需排隊，他女兒在外玩耍也無需擔心社交距離。
西班牙裔與非洲裔美國人聚居的地區，居住著大量疫情期間無法居家工作的“基礎行業工人”，申請郵件轉寄的人數少得多。
羅曼·蘇亞雷斯住在布朗克斯區。他在紐約市的工會工作，周末表演脫口秀。
3月下旬，紐約封城在即，蘇亞雷斯從得克薩斯州老家趕回紐約，趕在商店關閉前購買了30多人份的藥品和糧食，分發給住在附近的親友，自己則為家人的安危隨時待命。他表示，不少鄰居都留在了紐約。
杜蘭大學的曆史學教授安迪·霍洛維茨說，在危機時期逃離城市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反應。 但逃離紐約的人群數據畫像提醒了人們現實中存在的不平等：包括醫護人員、廚師、外賣員、看門人、郵遞員、貨車司機等“基礎行業工人”不僅無法居家辦公，更無法離開城市。
“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病毒）風險分布的不平均：一些工人必須工作、為足夠富裕且不需要自己動手的人提供服務，這件事很不公平。”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家彼得·貝爾曼說。
數據顯示，蘇亞雷斯居住的布朗克斯動物園以東地帶，申請郵件轉寄的數量低於曼哈頓上東區與上西區的四分之一。
蘇亞雷斯說：“我父親是個出租車司機，母親是個理發師，我清楚地知道服務型工作對社區的意義。”蘇亞雷斯在紐約經曆過多次“危難時刻”：1985年的格洛裏亞颶風；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等等，“每當紐約經曆一些事情，最好的做法就是留在她身邊。”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疫情期間紐約42萬人“出逃” 紐約人都去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