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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鬆兼職副會長 接下超級燙手山芋:沒級別沒工資

從1月20日晚,鍾南山院士在《新聞1+1》節目中向國人宣布“新冠病毒肯定有人傳人”開始,白岩鬆一天都沒有休息過。每期《新聞1+1》都由他來主持,連線權威專家、官員、一線抗疫醫生、駐外大使……為公眾解讀當天最需要的疫情信息。

疫情期間,因為湖北紅會、武漢紅會風波,兼職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的白岩鬆,也一度被網友質疑。

今年兩會,全國政協委員白岩鬆帶來了一份加快推進公益慈善組織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應急響應機製改革的提案。“我們不談網友的罵,我們必須要談問題出在哪裏,如何進行相關的改革。”5月19日,白岩鬆在接受“政事兒”專訪時說。

對於質疑,他回應說,“兼職沒有級別、沒有辦公桌、沒有一分錢工資,還要往裏搭錢。除了挨罵的話,我不會從紅會拿走任何東西。”

談及我們最應該從此次疫情學到什麽,白岩鬆說,政府決策者在決策時要聽取專家意見,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個啟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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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履職提案

要高度重視慈善機構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的應急響應,因為它是輿情、是民意

政事兒:今年兩會你關注哪些話題?

白岩鬆:關注公益慈善機構改革。我與公益慈善機構打交道從希望工程開始,將近30年的時間。近十來年從“郭美美事件”開始,大家會關注中國紅十字會。今年疫情初期,大家重點在關注著公益慈善機構,不少網友也在罵。我們不談網友的罵,但必須談問題出在哪裏,如何進行相關的改革。

政事兒:有哪些問題?

白岩鬆:問題有很多,不僅僅是網友罵的那些。一個簡單例子,公益慈善社會組織,在重大突發事件中有點“小馬拉大車”的意思。它固然有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在整個重大突發事件中,公益慈善的響應機製不順暢、有問題,必須進行相應改革。

大家想想,湖北紅會、武漢紅會兩級紅會加起來才三十人多一點。麵對潮水般湧來的物資款項,你後邊拿一支槍逼在後背上,說你幹不好就斃了你,我估計最後的結果就是都斃了。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

到現在為止,武漢紅會、湖北紅會想開發布會都開不了。我記得1月底采訪時任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特別提出紅十字會能否三天開一次新聞發布會,他回答得很爽快,但後來去推進的時候,沒人同意,最後不了了之。

政事兒:也就是說慈善機構也是“弱勢群體”?

白岩鬆:其實在突發事件應急響應過程中,慈善機構是弱勢群體,根本輪不到你說話,開聯席會議都是在旁邊給個凳子,參加了會議但不受重視。

我這次提案第一條就是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慈善機構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的應急響應。因為它是輿情、是民意,表麵上是摧毀紅會的公信力,但背後摧毀的是政府的公信力。

慈善機構平時應對能力還可以,但麵對這麽重大的突發事件,人類付出十倍努力也很難把所有事情做好。與人們愛心緊密相關的重大突發事件,必須增加其透明度,每天都召開新聞發布會,進行解讀。

但公開透明須用機製去解決,而不是用嘴去解決。機製確定賦權,給他們這個權力,規定疫情初期發布會一天一次、中期三天一次等,有什麽問題大家來提,信任就會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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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公眾對紅會的監督

挨罵時如果悶著頭假裝一切都沒發生,那下次會繼續挨罵

政事兒:你怎麽看待疫情期間公眾對紅會的關注?

白岩鬆任何慈善機構必須麵對公眾的監督,這是這麽多年我們一直在推動的事情。大家有很多事情不了解,這就需要通過改革增加透明度,讓大家去了解。

政事兒:疫情期間,不少人談及你中國紅會副會長的身份。

白岩鬆最開始有人罵我,說我是紅會副會長擁有權力,說我拿了紅會多少錢。其實並不像大家罵的那樣。

去年9月,我成為中國紅會的兼職副會長。當時官網就發布了消息,很多人不知道,但這是公開的信息。兼職沒有級別、沒有辦公桌、沒有一分錢工資,還要往裏搭錢。除了挨罵的話,我不會從紅會拿走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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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紅會官網截圖

政事兒:你如何看待這種罵聲?

白岩鬆有人罵也要有人做改革的事情。罵聲中有不少人有誤解、有情緒,不會帶來進步。

九年前聯合調查組就得出“郭美美與中國紅會無關”的結論,但大家仍質疑。其實非民間公益機構所受製約最多,從黨紀國法,到審計、慈善相關法律法規等,還必須對社會透明公開,哪一個躲得開?

能力不足要迅速提升能力,但你再讓它背黑鍋就不合適。很多人勸我,老白你別談了,再談又有人罵你。是不是生活中很多事有人罵你就不做了,保全自己?

有人罵或許也是一種愛心吧。但當你擁有思考的空間和想法,你就去做,能起多大作用不知道,但起碼是一種推動。

政事兒:所以你兼職中國紅會副會長,其實有很多需要推動改革的工作。

白岩鬆:我有時開玩笑說,我也是一個逆行者,我也是“臥底“。“兼職”的“兼”我理解還有“監督”的意思,要不然為何選擇讓媒體人來做這件事?我和紅會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當官對我個人來說,十幾年前我在書裏寫了,答案是“絕對不可能當官”。

我同時是誌願者協會副會長、主持人協會副會長,過去我可能就是個兼職。這次疫情撲麵而來的聲音,反而覺得我要做更多的事情,去推動改革。大家有很多不了解、不理解和誤解,需要你去做更多的工作慢慢去消除。

另外,我所兼職的中國紅會,和地方紅會之間沒有領導權限,隻有業務指導的權限。地方紅會的領導權和人事權歸地方管理,我們隻能是業務指導。一榮不會俱榮,但一損俱損。關於紅會的輿論,很多是因為機製不暢引發。

這就需要告訴大家,需要我們用提案、日常講座等各種方式去推動改革,讓全國兩萬多名各級紅會工作者、百萬名誌願者,挺起腰杆去做我們期待的事情。挨罵時如果悶著頭假裝一切都沒發生,一片委屈,挨罵完了一切沒變,那下次會繼續挨罵。

政事兒:會感到委屈嗎?

白岩鬆:是不是有誤解、委屈,這些都不重要,必須要轉換為改革的動力,去推動它改變。讓公益慈善不僅能在日常發揮作用,也能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發揮作用。

談疫情信息公開

提前了很多,但要思考如果更快一點、更早一點結果會怎麽樣?

政事兒:17年前你全程參與了SARS的報道,此次又全程參與了新冠肺炎疫情報道。你如何評價此次疫情中的政府信息公開問題?

白岩鬆:這次疫情相較於17年前SARS,嚴重得多,波及麵大得多。將來人類回望曆史時,這是一次重大的挫折、傷害和災難。對中國如此,對世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2003年SARS時,政府在信息公開方麵問題很多。17年前我所在的欄目是央媒中第一個連續報道疫情的。當年2月連續做了三期《時空連線》,第三期標題就是“政府信息公開”。SARS帶來了很多警醒和教訓,當年年底國新辦舉辦黃埔一期新聞發言人培訓,開啟了政府新聞發言人製度。

SARS的正式信息公開起於2003年4月20日,時任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時任北京市市長孟學農被免職,作為疫情動員,警醒了所有官員。從那天開始,衛生部兩位新聞發言人鄧海華和毛群安每天下午四點開始向全國直播疫情數據。這是直播政府信息公開的標誌性事件。

中國人畢竟吃一塹長一智。新冠疫情發生後,《新聞1+1》在今年1月15日就連線了一位專家組成員,他在節目中說“存在有限人傳人,但是否持續人傳人還不好確定”。20日晚上鍾南山院士以直播的方式告訴所有國人“人傳人、醫生也被傳染了、武漢最好不要去、個人要戴口罩”。這個1月20日和17年前的4月20日,提前了三個月。而兩個疫情起始,都是在頭一年12月份,沒有差太多。當然現在還需要對病毒源頭進行溯源。

病毒狡猾、波及麵廣泛,可以想象今年如果像17年前那樣,推遲一段時間公布,後果是什麽?我們是否承受得了這樣的衝擊?單從這個角度來說,此次疫情信息公開提前了很多。

政事兒:你覺得信息公開還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

白岩鬆:作為媒體人,永遠期待信息公開能不能再快一點、能不能再早一點。我們不能說與17年前相比較就OK了。但要思考,如果更快一點、更早一點結果會怎麽樣?疫情在全球蔓延,有人會說你這不是在給外國人“遞刀子”嗎?不,我是給我們的未來遞“手術刀”,刮骨療毒讓我們的肌體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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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去年3月白岩鬆在全國兩會上 新京報記者陶冉 攝

談疫情啟示

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是最有價值的

政事兒:與17年前比,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麽?

白岩鬆:17年前,幾乎沒有任何人經曆過大範圍內公共衛生領域的災情。但這次,1月20日晚我問鍾老的第一個問題是這次病毒是什麽樣的?與SARS比有什麽不一樣的地方?完整走過17年路程,你有一個參考係,與17年前積累的經驗、教訓、危險作比較。

過去17年裏,有15年我擔任衛生係統的健康宣傳員,總跟疾控係統的鍾南山、王辰等人打交道。這也源於SARS帶給我的刺激。對個人和國家來說,健康是1,1後邊的0越多,才越有價值。如果前邊的1出問題了,後邊不管有多少個0都是0。這15年裏,對健康、傳染性疾病有更多了解和判斷,做節目更有專業性。

政事兒:你認為我們最應該從此次疫情中學習到什麽?

白岩鬆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這是最有價值的。1月20日,鍾南山院士代表專家組告訴國人,病毒會人傳人,這變成一種全民動員,每個人開始防範,大家的生活、出行都受到影響。李蘭娟院士提出武漢要“封城”,1月23日就開始實施。王辰院士到了武漢,看到很多疑似病例和輕症患者沒有做到“應收盡收”,提出了建方艙醫院的建議,兩天後方艙醫院開始收治病人。這都是讓專業的人幹專業的事。

政府決策要聽取專家的意見,這個啟示非常重要。因為正確決策對我們要幹的事情來說太重要了。現在我們各個領域挺缺乏對世界大局能提前做出科學研判的智庫專家,從而影響我們的決策。

中國要配得上大國地位,不僅衛生領域,我希望未來更多領域有像鍾南山、李蘭娟、王辰這樣的專家,遇到任何事情我們知道抬頭去看誰、問誰、聽誰。

政事兒:專業人士有時候也可能有誤判,這種情況怎麽辦?

白岩鬆對待專家的言論寬度,涉及中國要往哪裏走。中國要往更加開闊、更加開明的地方走,中間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波折,但大方向一定是這樣的。

麵對這次疫情,難道不需要以更加開明的改革姿態去回應嗎?付出這麽大的代價,我覺得應該要有積極的回應。

這個世界有很多說中國的聲音,要重視但不能太重視,我們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如果做好了自己的事,在不斷進步,對其他國家有利,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核心價值推進者,誰跟你脫鉤?他跟你有利有益,所以一時的聲音不應該擾動我們的內心定力。

這段時間我經常說一句話,保持冷靜,繼續前行。這時候的中國非常需要保持冷靜的定力,說一千道一萬都不如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

談疫情報道

做報道唯一的核心武器就是提問,去靠近最真實的結論

政事兒:疫情期間張文宏醫生一開始迅速走紅,但後又受到質疑。你怎麽看?

白岩鬆:總有人不理解、帶節奏,這不是互聯網的常態嗎?我做疫情報道初期,晚上做直播,白天就看到評論很多人罵我。後來一想,連鍾南山院士都有人詆毀、李文娟院士都有人質疑、張文宏醫生也積累了很多煩惱,我就想開了。國難麵前,個人名聲不重要,不妨想想李文亮醫生,我覺得做你該做的事,這條路非常漫長。

疫情期間,除了新冠病毒非常凶猛外,我們輿論環境中,撕裂、對峙、謠言滿天飛…….這種“病毒”絲毫不輕,需要我們去思考。

其實就是回歸常識、尊重專業,讓事實跑到謠言前麵。我相信,這次很多人看到了新冠病毒的可怕,也看到了其他“病毒”的可怕,不是嗎?

政事兒:談到專業和常識,媒體人該如何做?

白岩鬆:媒體人要追求速度和準確,但無法自己下結論,要通過采訪鍾南山院士這樣的專家去追問,才能下結論。

我做報道,唯一的核心武器就是提問,用提問去靠近最真實的結論。如果你的提問離真實結論很遠,那就是假裝提了,對方假裝答了,節目也播出了,但這不是媒體該幹的事情。

此次疫情報道,媒體界需要思考和改進的地方,還有很多。這些年來我們天天探討新媒體、融媒體,但問題是,我們還有多少記者會提問?還有多少采集事實的能力?我們是不是這個社會最好的記者?我們有多少人能堅持一輩子不提拔就做一個好記者?媒體也應去思考,不管新媒體舊媒體,還是未來新型媒體,專業精神是永不過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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