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物語⑥：那些消失的北京城牆，都在他的鏡頭和文字裏
編者按：
從金中都到元大都，再到明清帝都，古都北京的城市格局幾經變遷，城牆的位置也隨之變動。到明朝以後，北京的城牆與城門位置基本確定，此後延續數百年到民國時期。綿亙的城牆高聳入雲，成為由外地入京最先映入眼簾的建築主體，不過，這些城牆後來因城市的發展需要大部分都被拆除，如今隻留下一小段作為文物保留，在那裏開辟了明城牆遺址公園。
瑞典漢學家喜龍仁在上世紀初來華，將北京的城牆與城門做了拍攝與測量，並對其形製、材料、工藝和曆史變遷過程做了細致考據，他的這些拍攝和記錄保留了曆史記憶，讓今人得以看到那些屹立了數百年的北京城牆的輝煌景象。第六期“京華物語”欄目，我們就從喜龍仁的《老北京皇城寫真全圖》摘取關於城牆的部分，以饗讀者。文章經出版方授權刊發。
《老北京皇城寫真全圖》（瑞典）喜龍仁著，沈弘、聶書江譯，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撰文|喜龍仁
摘編|徐學勤
盡管本書研究的是北京現存的城牆和城門，但是，我們也有必要對曆史上出現的城牆進行陳述。關於這些城市的城牆，元明時期有豐富的史料記載，在《順天府誌》中可以查詢到大部分記錄。全書凡一百三十卷的《順天府誌》是一部刊行於萬曆年間（1593
年）、1885
年修訂再版的有關京師及京畿名勝、曆史沿革、名跡、教化等方麵的地方誌。由於缺乏校對和統籌，裏麵有很多錯誤，比如對於同一事件的記錄，有時候就會出現前後矛盾。例如，第一卷中關於北京城牆的記載就迥異於第二卷。所以在引用的時候，我們秉持更審慎嚴肅的態度。
本書主要參考《順天府誌》前兩卷和貝勒（Bretschneider）醫生的曆史研究著作（1876 年在上海以英文版問世，1879
年法文版在巴黎發行）。同時，對散見於《日下舊聞考》（初纂於 1658 年，後於 1744 年重刊）
中的有關記載也予以特別的注意。
中國史學家們表明，現今北京所在的地方舊時叫薊。薊城是當時薊州最重要的城鎮。史料顯示，公元前 2400
多年的舜帝時，薊就已經成為城鎮。那時薊城位於今天北京城的西北，史書形容它“固若金湯”。公元前 727
年，薊城成為戰國燕國的首都，公元前 221 年為秦軍所毀。西漢時期，它的戰略地位開始下降。
永定門城樓與護城河側景。
東漢時期（約公元 70 年左右），一個名為燕的新城在薊城以南約十裏處建成，三國時燕改稱為“幽州”。公元 936
年，燕被契丹人占領。在此之前，唐朝曾經在那裏派駐了一支由胡人將領統率的強大軍隊。當契丹人占領此地並建立遼後，發現幽州就像一個縣城，實際太小，不符合都城規製。於是，契丹人又在原址的基礎上建了一個更大的新城，大肆向幽州的南麵和西麵擴張。因為遼在北地已經建有一個都城，相較於北都城，此新城就命名為“南京”，又被稱為“燕京”。
貝勒醫生曾經親自沿著燕京的南牆和西界進行調查，從而確定了燕京西南角的位置，也就是在今天琉璃廠的西邊。《順天府誌》曾經引用《遼史·地理誌》的記載，琉璃廠曾出土一方墓誌稱此地為燕京東門外的“海王村”，而燕京的北牆大約與內城的南牆位置基本一致。
文獻顯示，燕京為方形，城牆周長為 36 裏，高 30 尺，寬 15
尺，城牆上建有城門和供射箭使用的樓櫓。燕京城有八門，每一方位兩門：東為安東門、迎春門；南為開陽門、丹鳳門；西為顯西門、清晉門；北為通天門、拱辰門。
彰義門（廣安門）城樓、箭樓與甕城側景
遼朝的宮殿位於燕京的西南部，也是長方形，有二重圍牆。據《順天府誌》記載，當遼被金國滅亡後（1125
年），燕京城的建築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是，我們無法對這些記載進行驗證，尤其是對有衝突的地方進行考證。但是，其中一些記載城市建設的文獻還是值得注意的：“金太祖天會三年（1125
年），宗望取燕山府。
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裏，前後各一門，樓櫓墉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倉廒甲杖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
根據這段記載可知，宗望（太宗）皇帝曾經在燕京城內修築過一個環形圍牆或軍械庫。未過幾年，及至海陵王統治時期（1149—1160
年），對包括宮殿在內的燕京又進行了擴建。另外還有如下記載：“及海陵王立（1149—1160
年），有誌都燕，而一時上書者爭言燕京形勝。梁漢臣曰：‘燕京自古霸國，虎視中原，為萬世之基。’何卜年曰：‘燕京地廣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天德三年（1151
年），始圖上燕城宮室製度。三月，命張養浩等增廣燕城，城門十三：東曰施仁，曰宣曜，曰陽春；南曰景風，曰豐宜，曰端禮；西曰麗澤，曰灝華，曰彰義；北曰會城，曰通玄，曰崇智，曰光泰。遂以燕為中都，府曰大興，定京邑焉。都城之門十二，每一麵分三門，一正兩偏。其正門旁又皆設兩門。正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餘悉由旁兩門焉。周圍二十七裏，樓壁高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
這段文字表明，燕京的周長比整個城牆長，從而不適用城牆。據記載，僅舊城部分的長度就達 36
裏。如果涉及新擴建部分，那麽，這個數據到底是指不包括舊城牆的新建城牆，還是全部包括，如今已不可考。但是，該書還記載，全城周長為 75
裏。實際上，這個數字不是誇大了成分就是記載錯誤。明朝曾經對南牆進行了敕命測量
（原來的金中都），其周長大約為 53280 尺（約為 30
裏）。由於此時舊城已經不存在，故而金中都的確切大小幾乎無可推算，但可以肯定的是，“遼金故都當在今外城迤西，以至郊外之地。其東北隅約當與今都城西南隅相接。又考元王惲中堂事記載，中統元年赴開平，三月五日發燕京，宿通玄北郭”。由此可證明金中都在今北京城西南。據一些碑刻記載，那些位居北京西部和南部的寺廟，如白雲觀、天寧寺、土地廟等，都包含在金中都城範圍之內。由此可知，舊燕京位於中都城之內，中都城後來延伸至現北京舊城以西約四裏處，東邊延伸到現在的東便門附近。中都南牆沿用舊燕京南牆，大約在內城以南二裏半處；北牆位於北京內城南牆以北約一裏處。如果這些推斷都正確的話，那麽金中都城牆統共長度為
54 裏。
金中都的城牆基本上都是用幾十裏外人工運輸而來的牆土建築而成的。史料記載：“築城用涿州土，人置一筐，左右手排立定，自涿州至燕傳遞，空筐出，實筐入，人止土一畚，
不日成之。” “至衛紹王時（1209—1213 年），蒙古軍至。乃命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入南子城；
左安門箭樓與護城河
宗室保西城，戚裏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大興尹烏陵、用章命京畿諸將毀各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於水。拆近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蒙古兵攻城，四城兵皆迭自城上擊之。蒙古兵凡比歲再攻，不能克……”
1213
年，金中都之所以能夠保存下來，是因為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命令。此後，金朝皇帝對北方便失去了控製，隨後，將帝國遷往汴梁，而汴梁是宋朝遷都杭州前的都城。1215
年，蒙古軍隊第三次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後，皇宮被付之一炬，大火燒了整整一個月，大批官民被殺，城區基本被毀。“明初，金宮遺址猶存。嘉靖築外城
（1554 年）後，遺跡始漸湮滅。”1260
年，蒙古可汗忽必烈打算恢複中都的規模，但是，由於忽必烈忙於征戰，該計劃一直未能實施。
《順天府誌》記載：“世祖中統二年（1261 年），修燕京舊城。至元元年（1264 年），都中都。四年（1267
年），始於中都之北建今城而遷都。九年（1272 年），改大都。城方六十裏。”
占領中都後，忽必烈意識到中都城文化很發達，資源也很豐富，過去蒙古首都和林（今烏蘭巴托西南方）
已經不適合作為一個新帝國的首都。1267年或1268年，蒙古開始新建中都，史稱“大都”或者“汗八裏”：“時，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有官者為先；乃定製，以地八畝為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築室者，皆不得冒據，聽他人營築。築城已周，乃於文明門外向東五裏立葦場，收葦以蓑城。每歲收百萬，以葦排編，自下砌上，恐致摧塌。”
東便門外休息的驢和牛。
明代以前，建築基本上未使用磚瓦，因此，元大都的城牆都是把土置於籬笆或葦柵之間，通過夯打結實而形成牆壁。
大都城址在“中都之北”。《順天府誌》記載：“至元四年（1267
年）,築新城，城方六十裏……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大都達今安定門、德勝門（今北二門）外，其時圍有城牆。”如果今天以北京北約五裏處的遺留土城為元大都城牆遺址的話，那麽，元大都北牆的位置和距離也就有了答案。元代文獻中還曾提到元大都北牆於
1368
年收縮了五裏。《順天府誌》記載：“洪武初，改大都路為北平府。縮其城之北這段五裏，廢東西之北光熙、肅清二門，其九門俱仍舊。”這說明新建的北牆曾經新建有兩座與舊牆門相對應的城門，另外七門則保留在原來位置上。《順天府誌》還引自《元誌》肯定了新建北牆的位置：“元之都城視金之舊城拓而東北。至明初改築，乃縮其東西迤北之半而小之。今德勝門外有故土城
，隆然墳起，隱隱曲抱如環不絕，傳為北城遺址。”這段記載非常明白無誤地告知了元大都及其兩門的變化情況。
據以上文獻我們可以大致推算出元大都的南牆、東牆與明代城牆之間的關係。它們的牆址大體一致，平則門和齊化門甚至連名字都未變，和義門與崇仁門則改名為西直門和東直門。從北邊城牆變化的記錄中可知，如果南牆和東牆發生變化，也會被記錄下來。元大都南牆牆址與明代的南牆還有點不一致，元大都南牆實際上是舊時金中都北邊城牆。金中都的城牆遺址到了元代依然存在，那時候人們稱其為“南城”。前麵提到的白雲觀等就位於金中都城內，但是，如果金中都北牆不在如今北京內城北牆北邊一裏處，那麽這種情況就不會產生。據《日下舊聞考》引《元一統誌》記載，元在興建大都時曾下令在慶壽寺以南三十步遠處修建南牆。另外，根據記載，原位於元大都城東南角的觀象台被發現在今天北京城東南城角以北約一裏半處的東牆上。由此可知，元大都的南牆很可能與金都北牆重合，具體是按照過去內城南牆以北大約一裏或一裏半處修築而成的，至
15 世紀初永樂帝時，南牆的位置才發生變動。而北牆則是在朱元璋時改變的，從下一章所引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具體解釋。
實際上，曆朝曆代都對元大都進行了營建和重修。《順天府誌》記載：“至元二十年（1283 年）修大都城。二十一年（1284
年）五月丙午，以侍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1292 年和 1322 年又連續得到整修，“至正十九年（1359
年）冬十月庚申朔，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吊橋”。這個時候的大都，城門還沒有被看成永久性軍事設施，其原因可能是元朝主要借用了遼金人的“樓櫓”。但是，這時候的城門開始建造弧形圍牆的甕城。明代以前，護城河的橋都是木製的而不是石造的。
東便門外的石橋
實際上，元大都的麵積比現存的北京內城大得多，但是，也沒有《元史》所說的周長為 60 公裏，實際可能是 50
公裏。這些史書有些誇大成分，記載也不夠真實。馬可·波羅曾在遊記中誇張地說：“此城之廣袤，說如下方，周圍有 24
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 6 哩。”馬可·波羅的家鄉意大利的一哩相當於 2.77 裏，以此推算，全城超過 66
公裏。這個數字明顯與事實不符。而且，馬可·波羅指出的正方形也不準確，而應該是長方形。
馬可·波羅為了讚揚元大都的雄偉壯麗，就不得不選擇誇張。但是，他的描述也有一些可取之處，尤其是對元大都的街道和建築的描寫。關於城牆和城門，他寫道：“（此城）環以土牆，牆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牆頭僅厚三步。遍築女牆，女牆色白。”馬可·波羅記載了城牆的傾斜度問題，實際上確實很大，城牆的外表也並未用磚包砌，因此，建築師不得不采用大坡度。但是，在記述城門時，馬可·波羅並沒有準確記錄：“全城有十二門，各門之上有一大宮，頗壯麗。四麵各有十二門五宮，蓋每角亦各有一宮，壯麗相等。宮中有殿廣大，其中貯藏守城者之兵杖。”事實上，隻有三麵城牆有三個門，第四麵城牆有兩個門，全城共十一座城門。馬可·波羅筆下稱為“宮”的建築，大概就是現在的城門樓和角樓。這是一種木構架的磚結構建築，其四麵都有廊，屋簷有三層並向外挑出。由於鼓樓是根據前代樣式仿建的，因此，元代的城門樓和角樓都采用這種形製。這種建築風格的延續性可通過研究現存建築而獲得關於過去的知識。由此，可以斷定的是汗八裏的城樓與明
代城樓基本相似，但元代甕城是否配有箭樓等這樣的細節，就不一定能確定了。
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還記載了汗八裏的布局和街道的一些特征：“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蓋其布置，使此門可由街道遠望彼門也。城中有壯麗宮殿，複有美麗邸舍甚多。各大街兩旁，皆有種種商店屋舍。全城中劃地為方形，劃線整齊，建築屋舍。每方足以建築大屋，連同庭院園囿而有餘。以方地賜各部落首領，每首領各有其賜地。方地周圍皆是美麗道路，行人由斯往來。全城地麵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言宣。”
西便門外的駱駝
也就是說，整個元大都非常有規劃，橫平豎直，街道筆直而縱橫交錯，從而把各個城區劃分為不同的方塊形。實際上，在古代中國，很多京城都具有類似的現象，尤其是隋唐的長安，這種嚴肅完整的規劃達到了極致。我們可以從長安的地方誌中發現，整個長安也被橫平豎直的街道劃分為不同的地區，整個城市就像一張棋盤，每一個被劃分的小方格叫作“坊”，每個坊又被街道劃為四個很小的方塊。對於大戶人家而言，其一座府第或一所衙署就占據整整一個坊，普通人家隻能占據一個坊的四分之一。傳說元大都的每一坊占據8
畝（約 1.25—15
英畝）的麵積也被一戶人家所有，這個麵積大小足以容納一所豪華的大宅，甚至可以包括好幾重院落和花園。如今人們已經很難確定元大都到底對於這種方塊結構實現到何種程度，但一定會具備縱橫交錯、井然有序的坊巷結構。不過，馬可·波羅所說的元大都整個布局像棋盤的說法還是與現實略有不同的，由於地理、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響，元大都的城市布局也有一些不規範的地方。而且，隨著戰爭、動亂和其他天災人禍的頻繁發生，這些不規範之處越來越多。很多建築規劃不再嚴肅認真，很多小街道也修得寬短不一，也不再像過去那樣橫平豎直了，不過元大都整體布局還是能夠辨認清楚的。實際上，歐洲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房屋密集、街巷曲窄，與之相比，長安和元大都的平麵設計更加接近於現代城市。這些中國城市麵積寬廣，居民房屋低矮，樹木和花園比比皆是。
馬可·波羅曾提到元大都有一種自帶庭院和花園的大屋，但是，由於他認為這些房屋人人皆知，因此不必進一步描繪。正如他所說，人們確實能夠通過這些府邸管窺中國古代庭院的布局，但是，如果研究內部的結構、庭院的進數和花園的規模等，就不能同日而語了。
馬可·波羅唯一特別提到的元大都建築就是鍾樓，他說：“城之中央有一極大宮殿，中懸大鍾一口，夜間若鳴鍾三下，則禁止人行。鳴鍾以後，除產婦或病人之需要外，無人敢通行道中。縱許行者，亦須攜燈火而出。每城門命千人執兵把守。把守者，非有所畏也，蓋因君王駐蹕於此禮應如是，且不欲盜賊損害城中一物也。”
由於城市邊界的擴建，現存的鍾鼓樓已經不在城市的中心，但是，古代鍾鼓樓的位置印證了馬可·波羅的記述。前麵已述，元大都城曾向北拓展大約五裏，南牆又向北移動一裏多，如果考慮變動，就可發現馬可·波羅描述的鍾鼓樓位置恰好在元大都的中央，而其他城市的鍾樓也是這樣。此外，《元一統誌》《元史·地理誌》中有“至元九年（1272
年），建鍾鼓樓於城中”一句，文字亦證明這個推斷不錯。
甕城內看永定門箭樓
在修建日期上，鍾樓和鼓樓的建築時間不同。與身軀龐大的鼓樓相比，鍾樓非常靈秀。鍾樓是用磚建築，門為漢白玉造，周圍為石護欄和乾隆時期風格的裝飾性女牆。元代也有一個位置稍微偏東的鍾樓，後來被建於公元
15 世紀永樂年間的鍾樓取代，也就是如今人們看到的這個鍾樓。但是，這個鍾樓曾經於 1748
年毀壞於大火，後重建。鼓樓的建築風格與鍾樓截然不同，比鍾樓寬兩倍多，下端多是龐大的土築城台，鼓樓表皮用磚包甃，有兩道券門，其上建築有一個巨大樓閣，樓閣是雙層雙簷式，外有回廊。現存的鼓樓曆經重修，
但也還算元代古樓。與北京城那些早期的建築，如建於明代和清初的紫禁城午門相比，它還是具有自己獨特的早期建築的特點的：簡樸的鬥拱，笨重的體態。鼓樓一般位於通往皇宮的街道頂端，地勢較高，整個建築氣勢雄渾，也許它是北京現存年代最久遠的巨大建築。當然，故宮是最令馬可·波羅和托缽僧奧多裏克等歐洲訪客讚歎不絕和歎為觀止的建築。盡管這些旅行家來自擁有古老建築的國家，但是，他們仍然認為故宮是世界的奇觀。
故宮占地廣袤，城樓林立，門闕重重，樓閣相連，庭院深邃而戒備森嚴。在它深深的宮牆背後似乎隱藏著很多無法獲知的秘密。故宮無愧於世界大帝國的心髒之稱，在這裏，它運籌帷幄，而且威震八方。宮室的宏麗和裝飾的華美讓人瞠目結舌，驚歎連連。馬可·波羅這樣描述故宮：“（宮殿）周圍有一大方牆，寬廣各有一哩，質言之，周圍共有四哩。此牆廣大，高有十步，周圍白色有女牆。此牆四角各有大宮一所，甚富麗，貯藏君主戰具於其中，如弓、菔、弦、鞍、轡及一切軍中必需之物是也。四角四宮之間，複各有一宮，其形相類……此牆南麵辟五門，中間一門除戰時兵馬甲仗由此而出外，從來不開。”
馬可·波羅這裏說的皇城在元朝時被稱為宮城，此城形狀為長方形，周圍用高牆圍起來，四角和各城門上建有華美的城樓，其周長應該是如元明記載的
6 裏或 7 裏之間，並不是意大利單位的 4
英裏。馬可·波羅提到的宮外的“大牆”，實際上與如今的“皇城”的宮牆一樣。據元代史料記載，元朝宮牆的周長為 20 裏，如今北京城故宮為
18
裏。認真研究史料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元代的宮牆與明代的範圍相同。馬可·波羅很簡單地敘述了宮城內的建築：“此牆之內，別有一牆，其長度逾於寬度。此牆周圍亦有八宮，與外牆八宮相類。其中亦貯君主戰具……此二牆之中央，為君主大宮所在，其布置之法如下。君等應知此宮之大，向所未見……”因為本書關心的是北京城外貌，因此，對於其內部結構，本書就不再引述。元時稱故宮為“大內”，現在民間也有人這樣稱呼，但是更多人稱為“紫禁城”。
《中國早期藝術史》 （瑞典）喜龍仁著，陸香、郭雯熙、張同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
阿德理曾經說：“兩牆之間，儲藏著他的物品，養活著他的奴隸；而大汗及其眾多家
眷則居於內牆裏。”這也印證了馬可·波羅的敘述。阿德理還詳細指出了內外牆之間的距離。
阿德理和馬可·波羅的描述容易引起人們對軍營的聯想。元蒙古可汗所建造的宮殿，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他的統治並不是上天的安排，而是自己憑借手中刀劍的威力。以前的皇宮都不會像北京城一樣建造如此高深的牆壁，長安城內的大明宮位於城市北區，在城牆線之外呈平麵矩形，與“皇城”南麵相接。宋朝設於開封的宮殿也沒有那種深溝高壘的軍事性建築。當然，這些宮殿也會建築有各種角樓和堅固大門，但是，如此凸顯軍事意義的建築，隻有元朝有。
整體上看，元大都仿效長安城的設計樣式，如嚴格按照東西南北確定方位，整個城市建成長方形，布局規整，橫平豎直，縱橫交錯。從建築中可看到，蒙古族統治者野心巨大，希望自己的首都堅固無比、環境優美、超越曆史，以此向人們展示自己的財富和軍事實力。1280
年，元滅南宋後，元大都成為中國、東亞甚至東歐地區的帝國中心和首都，蒙古帝國的疆界從朝鮮直抵波蘭邊境，在這橫跨歐亞的大路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能在規模和美麗上與汗八裏相匹配。
公元 1368
年，蒙古帝國崩潰，汗八裏遭受毀壞，但是，其主要建築被隨後的統治者重修，城牆重建得更為堅固，城防也得到進一步增強。從此以後，這座命名為“北京”的城市，便成為整個中國的首都。
本文摘自喜龍仁著《老北京皇城寫真全圖》，經出版方授權刊發。
撰文 喜龍仁
編輯 徐偉
校對 吳興發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那些消失的北京城牆，都在他的鏡頭和文字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