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是紐約一家金融機構的地區負責人，因為疫情的緣故，他在家悶了好久，不時還得遠程麵試，招聘一些新人。
他告訴我，現在就算招到新人，也會讓他們在家待著，“等疫情結束了，再到我們新的辦公室看看，不急的。”
當然，他不知道疫情何時能夠結束，也不知道業務進展能否順利。幸好他管理的團隊，以客戶關係經理為主——和客戶打交道最重要，去不去辦公室倒還是其次。
這種工作性質，大概是他們可以“逆勢”招聘的主要原因吧。很多客戶關係經理往往“自帶”客戶，每招到一位成熟的經理，對於金融機構來說，收益都要大於成本。
我們的另一位合作夥伴Jerry，情況也和Martin類似。他是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創始人，大約兩個月前，他把自己位於華爾街的辦公室關閉了。但現在，我注意到他已重啟招聘。
商業的邏輯是相通的。對於Jerry來說，他要招聘的都是投資顧問，和Martin急需的客戶關係經理類似，既不用坐班，又能“自帶”客戶，拉高銷售額。
這是疫情之下，許多金融機構的用人邏輯。換句話說，如果你對華爾街來說屬於“成本項”，或“收益難以量化項”，那麽即便沒被裁員，想換份新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非常時期，華爾街日子也不好過。機構和員工，大家共患難吧。
（疫情前的華爾街 來源：新華社）
銷售端的掙紮
對於不少機構的決策者來說，疫情之下，客戶維護成了壓倒一切的任務。
比如Martin和Jerry都在逆勢招聘。盡管頭銜不同，一個招的是客戶關係經理，另一個招的是投資顧問，但本質都一樣：屬於直接麵向客戶的銷售端。
通過在銷售端奮力一搏，維護甚至拓展客源，穩住現金流，是他們的共同願望。至於其他諸如市場部、品牌部什麽的，預算優先級都得往後排。
這裏不是說市場部、品牌部不重要。用一位朋友的話來說，隻是因為被視作“成本項”或“收益難以量化項”，他們在危機時可能會被CEO往後放，這也是人之常情。
事實上，除了我接觸到的這些金融機構，許多華爾街老牌企業，也遵循著相同的邏輯。
就在此前，摩根士丹利的一份備忘錄確認，一名身在紐約州Purchase辦公室的員工已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該辦公室主要負責公司的財富管理業務。
這一消息引發金融圈子高度重視，許多華爾街公司為此加強了公衛安全措施。比如摩根士丹利和富國銀行均表示，它們將為保障員工的健康安全采取特別措施。
此後，各大金融機構逐步調整了它們開展業務的方式，包括讓員工在家工作，大量取消非核心活動，嚴控出差，主動壓縮與產品供應商的會麵時間。但它們的一個共同做法是：死保銷售端。
隻要是客戶的會麵要求，機構永遠當回事兒。特別是那些大的私人客戶，能令銀行家幾乎隨叫隨到。即便是疫情期間，那至少也得在“雲端”隨叫隨到。
據我了解，以下是部分機構的做法：
美銀美林提出，公司隻會批準“客戶至上”的商務旅行。
摩根士丹利表示，隻會批準“關鍵員工”（主要為銷售端的投資顧問）的“關鍵旅行”。而且，針對前往高危地區的員工，會有特別安排。
瑞銀集團等公司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表明“隻為客戶冒險”的態度。至於其他的出差旅行、商務會麵，最好都緩緩。
疫情猛於虎。從這些安排中，不難看出金融機構的真實想法：如果真要冒員工感染病毒的風險，那也隻能是為了客戶。其他的，都不值得。
這裏再舉一個真實例子：曾有一位銀行家，為了她的黑卡客戶，自掏腰包飛行萬裏，隻為幫助客戶調查遠在異國他鄉讀書的兒子，交了一個什麽樣的女朋友。
業內人士都知道，華爾街的銀行家個個看著外表光鮮，但在麵對私人客戶時，他們連“管家”的角色都要扮演。
這樣看來，疫情之下，各大機構死保銷售端的做法，就沒那麽奇怪了。
（疫情前華爾街某機構內部 顧鄉/攝）
“保姆荒”下的焦慮
疫情之下，“隻為客戶冒險”，是機構合乎邏輯的選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華爾街金融人士也是苦不堪言。即便未遭裁員，可以居家辦公，但疫情造成的“保姆荒”，實在讓人頭疼。
“我現在陷入了工作的疲勞點，公司也知道。”一名家裏有三個6歲以下的孩子、主要負責交易端工作的職場媽媽說，“挑戰在於我和丈夫都得工作，疫情期間我倆都要隨時待命。我要對接四名律師，而他則是一名交易員。對於雙職工家庭來說，這是一種真正的掙紮。想排好一張時間表都是非常困難的。”
“這讓我不堪重負，不得不請假。”另一名金融分析師說。她有兩個不到6歲的孩子，丈夫是一家投資銀行的董事總經理。
“沒有人幫我，我一直在努力管理我的工作量，同時還要照顧孩子。有6個星期，我在小一點的孩子午睡、大一點的孩子在看動畫片的時候，才能擠出時間掙紮地幹上兩小時。”她說，“如果我想再加班，那我老公就得帶他們出去玩一會兒，但這很辛苦，他也要工作。而我女兒還處於一個隻想要媽媽的階段。”
雖然在疫情開始時，像瑞士信貸和高盛這樣的大機構，會為員工提供額外津貼，並讓他們可以抽出時間照看孩子。但這些福利一般不會持續超過兩個星期，這對從事繁重金融工作（尤其是時間表混亂）的上班族來說，幾乎幫不上什麽忙。
美國各州法律禁止父母將低齡子女單獨留在家中或車內。而紐約與一些內陸州不同，雙職工家庭較為普遍，那些要求女性做出犧牲的傳統勢力比較弱。這些因素，往往令許多金融家庭捉襟見肘（美國老人普遍不會幫忙帶孩子）。
以往的紐約，由於保姆行業高度發達，問題還不容易暴露。但在這次疫情之中，用慣了保姆的紐約金融人突然發現，全城保姆已經難覓蹤影。
“本地的保姆現在都不工作了，因為她們必須留在家裏帶自己的孩子。”有分析人士說，“年紀大的保姆也不想通勤，因為她們不想把自己暴露在病毒前。”
幸運的是，紐約職場精英們很快“開發”到大學生這一群體——這些被突然擠出校園生活的年輕人，如今成為很多金融家庭在這個夏天的“最後指望”。
“現在失業率如此之高，雇用年輕人並不難。”上述那名有三個孩子的母親說，“我們決定了，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幾乎可以兼任輔導員的人。”
“大學生是最好用的。”另一名從事金融工作的母親說，“他們現在都在找事情做。”
隻不過，根據金融招聘內容提供商efinancialcareers的調查，為紐約金融家庭工作的學生可能會發現，他們的這個夏天，將和任何一名銀行實習生一樣苦不堪言。因為大多數華爾街從業者，本質上都是“加班狂人”，特別是一些巾幗不讓須眉的媽媽，可能覺得這個夏天需要更多加班，以彌補前段時間的“損失”。
還有一名金融媽媽說，即便大學生應該能夠幫她撐過這個暑假，但她還是憂心忡忡，“估計他們會在秋天回去上學。至於之後怎麽辦，我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一場疫情，看盡華爾街眾生相。
（疫情前的華爾街 顧鄉/攝）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紐約疫情攪亂華爾街，“保姆荒”難倒職場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