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地攤往事：刀尖上跳舞九死一生 有華人常被銬

時代廣場是小販們的風水寶地，白蕾就在這裏擺地攤十多年。

紐約獨立預算辦公室預計，今年全市將有差不多50萬人因為疫情影響而失業。對於他們來說，擺地攤養家糊口看上去也是最簡單的再就業途徑了。

但是，我把這個主意跟幾個擺攤的朋友一提，他們全都搖頭，說這中國先做的作業啊，還是別抄的好，況且想抄也抄不成——在紐約擺地攤根本就是個刀尖上跳舞九死一生的事。

至於他們自己是怎麽靠這個生存下來的？他們談笑風生講出來的故事，在我聽來簡直就是一部新移民在美國夾縫求生的血淚史。

紐約800萬人口中有40%是外國出生的移民，擺地攤這個生意成本小、技術含量低，對初來乍到英語都說不利索的移民來說最容易上手，隻要你不嫌它，它肯定不嫌你。根據紐約城市正義中心街頭小販項目的統計，紐約兩萬多街頭小販中93%是移民，如果按出生國家細分，中國出生的小販占到大約16%，是排在孟加拉裔之後的第二大群體。

但即使對一個以多元包容著稱的城市來說，移民也仍然像飛到別家菜地裏落腳的草籽，當他們開始與家養果菜爭肥的時候，被優先滿足的當然不會是他們。具體到地攤來說，大公司嫌他們堵在門口影響市容，小商戶嫌他們跟自己出售的商品類似帶來競爭，居民住戶嫌他們招來人潮太吵，行人嫌他們占路造成通行不暢。這些人加起來比新移民小攤販的能量大得多，這大概就是紐約的街頭攤販政策多年來一直如此苛刻，不管維權團體怎麽努力，至今都沒能帶來明顯改變的原因。

紐約市政府發放的小攤販執照分兩種，一種針對普通小商品和雜貨類，另一種是食品攤位。

紐約市政府發放的小攤販執照分兩種，一是針對普通小商品和雜貨類，1979年政府把這類執照的總數限定在853個，如今紐約的人口已經比那時增加了100多萬，但這個執照上限一直沒變過。另一種是食品攤位，街頭那些大老遠就香氣撲鼻讓人流口水的熱狗、小蛋糕、糖炒花生、中東烤串攤位拿的就是這類執照。這種裏麵又細分為允許全市範圍經營的、隻允許在某個地區經營的、隻允許在某個季節經營的，林林總總一共限額5200個，也是從1983年至今沒變過。

除了不受執照上限限製的退伍軍人攤位和無需執照的出售藝術品的攤位之外，所有小攤販都得麵對“第二十二條軍規”的悖論：要想在紐約合法擺攤必須申請執照，可是這些年剛來的新移民要想拿到執照根本就不可能。執照配額上限加上發出去的執照可以無限次續期，老人不出局，新人別說申請，就是連排隊等號的名單都進不去。執照申請上一次開放排隊是2016年，再上一次是1993年，從排上隊到拿到執照的時間，最起碼得十年。

想擺攤的人當然也有自己的對策，比如無證經營，但風險是被抓後可能判到罰款1000美元和監禁三個月。去年11月，一個叫Elsa的墨西哥移民在地鐵站裏賣一種類似於炸油條的墨西哥小點心churro時遇上了警察，警察要把她的小推車收走，Elsa死活抓著車子不放，邊哭邊求警察不要這樣，車上擺的貨還沒賣出去多少，這可是她一家用來糊口的買賣。但警察不管那套，不光小車被拖走了，Elsa也被戴上手銬帶走。

這段視頻被路人拍下來在網上曝光引起了強烈反彈，第二天人們就聚集在那個地鐵站前舉行抗議示威，譴責警察用對付罪犯的方式對待一個做小生意養家糊口女人。Elsa的小車最後被還了回來，但風平浪靜之後一切照舊，地鐵站裏賣churro的小販們還是要跟警察玩貓捉老鼠的遊戲。我在地鐵站等車時見到過幾次警察突然神兵天降，小販們驚慌失措拉著小車落荒而逃的景象，跟中國之前城管前來收攤時的情景沒什麽兩樣。

如果不想冒無照經營的風險，也可以在黑市上租別人的執照。租執照價格現在已經漲到了一年1萬5000到3萬美元。而且按照法律規定，執照持有人不能把攤位轉交給別人經營，租了別人的執照就得把執照持有人也帶上一塊出攤，相當於多雇了一名員工，隻負責幹坐著，還得領一份工資。可要是不把持照人帶到攤上的話，後果更不堪設想。

前些年紐約唐人街最繁華的堅尼路上有個擺攤賣些廉價手鐲戒指的中國女人叫尹春，她為這事兒可吃了不少苦頭。尹春是江蘇人，1998年，32歲的她到廣州做服裝批發進貨時認識了比她大20歲的美籍華人鄭智輝，兩人很快結了婚，她跟著他來到紐約。

鄭智輝有個攤販執照，在唐人街擺攤為生，但兩人婚後才半年，鄭智輝就中風半癱。尹春挑起了這個家庭謀生的重任，為了避免吃罰單，她每天帶著行動不便的老公出攤，她坐在小凳子上，他坐在輪椅上，這樣日複一日很快就是四年。AD

在這四年中，他們的兩個孩子相繼出生，鄭智輝的身體也越來越差，最後他實在出不了門了，尹春隻好拿著老公的執照獨自出攤，她的噩夢就從這兒開始了。她成了整個唐人街警察最“惦記”的人，時不時就因為用“別人”的執照經營被銬起來帶走，她就這麽捱了十多年，2014年春節前後幾個月裏，她被捕9次吃了11張罰單。

直到2014年夏天，在當地的權益人士和民選官員的力爭下，她才得到市政府小商業局局長的特批，將攤位執照上的名字從鄭智輝改成了尹春。

這兩年尹春已經從堅尼路消失了，聽跟她熟識的攤販們說她去開按摩店了。畢竟擺地攤太辛苦，就算拿到了執照，也還要麵對一大堆繁瑣到隻有機器人才能執行得準確無誤的規章製度，要想不吃罰單，基本上，很難。

紐約市規定小販攤位離人行道馬路沿的距離必須在6到12英寸之內，離十字路口、地鐵站入口、公交站、醫院的距離不得少於10英尺，離附近大樓、商店或其他公共空間入口的距離不得少於20英尺，攤位的高度、寬度、長度、甚至食品攤上洗槽的尺寸也都有嚴格規定。

而街上允許擺攤的位置規定簡直比航班時刻表還要讓人眼花繚亂：有些路段隻允許出售某類商品、有些路段隻允許在一周某些天擺攤，有些路段隻允許在一天內某個時段擺攤……連前紐約警察局長布萊頓都曾喟歎，紐約市的小販管理規章“極其複雜有時還互相矛盾”，很多執法警員也未必都能搞懂。

但警員就算搞不懂，罰單也還是照樣開。2015年罰單高峰期，紐約市警局開出的小販罰單有1萬8744張，當時一張罰單最高額可以達到1000美元。如果隻是需要照章辦事，或許這些移民小販們多加小心也能應付，但很多時候章程是死的人是活的，警察執不執法、如何執法，跟你是不是一個人生地不熟又語言不通的移民往往有直接關係。

我的朋友於少華對這一點最清楚不過了。來自武漢的於少華從小學會草編手藝，1999年來到紐約以後一直靠在街頭賣草編工藝品為生，曼哈頓中城、下城、唐人街都混過。前些年他在街上沒少吃罰單，吃罰單的原因往往是莫名其妙，比如每天擺攤的地點——明明跟之前的警察都相安無事，突然來了個新警察，擺在那裏就變成不合規矩，有時候甚至會不明就裏的就被戴上手銬抓走關幾個小時。

多年下來於少華變得又乖又聰明，“警察要開罰單，要抓你，別反抗由他去，很多時候他們也沒別的意思，就是到了月底罰單指標沒完成。”這些毫無理由亂開的罰單，出庭時都可以打掉，於少華這些年來吃的罰單有一半都打掉了。至於為什麽明明在同一處擺攤，他吃了罰單而旁邊的白人攤主卻沒有，於少華說以前他對此也很不服，出庭時還質問法官，“人家法官明確就告訴你，你隻管你自己的事，別管別人。”後來他就不再問了，他認了。“歧視嘛，在美國避免不了的，在中國不也有歧視嗎？”

如果不服呢？2007年，紐約唐人街有個街頭寫字畫謀生的溫州人叫董鶴疇，就是在警察開罰單時不服，又不會英語解釋不清楚，跟警察起了衝突。董鶴疇被警察追打，跑得慌不擇路，被一輛警車撞上，右腿粉碎性骨折。最後在民選官員的幫助下追討了兩年，政府才賠了6萬5000美元了事。

多年出攤的小販都總結出了一套減少罰單的“秘笈”。比如說月底時要小心，因為警察要完成月度指標，就會多開單。年底也要小心，因為那時新警察上崗，需要“練習”開單（我就這些問過警局的發言人，他們對“指標”和“練手”說全盤否認）。AD

但有時候也會有不符合規律的情況出現讓小販們措手不及。比如2015年夏天，紐約市為了嚴打那些在時代廣場拉遊客來拍照賺小費的卡通人或半裸女郎，向時代廣場增派了100名警察，導致小販們跟著遭殃，從夏天到秋天經曆了一段罰單滿天飛的黑暗時期。

那年八月到十月間，60歲的肖像畫家傅俊佶在那裏吃了五張罰單。在那之後不久，我在一次小販們抗議警察亂開罰單的示威中見到了傅俊佶，他對我說：“有時候真想賭氣不幹了，但我年紀太大了很難去找別的工作。”

紐約街頭小販。

時代廣場是小販們的風水寶地，我的朋友白蕾就在那兒擺攤。每天晚上，當時代廣場邊上派拉蒙大樓頂端的時鍾指向11點時，等在近旁7大道路邊的白蕾就迅速開始行動。她從小推車上拿下兩張折疊台麵鋪開、把幾十張名人或著名建築物的印刷畫樣品逐一用小夾子夾在台麵上撐起的橫杆上、擺出1.99元到5元不等的價格標簽，然後在攤位後麵的馬路牙子上擺上一把能讓自己坐著休息一下的小折疊椅。不過兩三分鍾的功夫白蕾就把一切準備就緒開始向路過的遊人招攬生意了。這套程序她如此駕輕就熟，是因為過去十多年裏她天天如此。

與此同時，原本一個攤位都沒有的7大道東側45街到46街之間的人行道邊一轉眼就被小販們的攤位占滿了，通常這個短短的街區能擠進近20個攤位，密密麻麻挨在一起，中間連紙片都插不進來。這大概是全紐約最密集的攤販區了。

這條街上的攤主賣的大多是藝術品或現場作畫出售，這些商品與言論自由相關，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因而無需執照。但他們的生活和其他小販相比也並沒有輕鬆多少。

時代廣場附近地攤最密集的街道。

這條街位於時代廣場正中心，周邊的霓虹讓黑夜也亮如白晝，旺盛的人氣使之成為小販們的必爭之地。這裏隻有周日對小販全天開放，周一到周六隻在晚上11點到早上8點開放，更使這裏的空間顯得珍貴。按法律不需要執照的小販占地盤必須遵守先來後到的原則，但法律卻解決不了現實生活中很多複雜的問題。

2009年，前市長彭博把時代廣場中心百老匯大道42街到47街段連在一起改為行人廣場，小販們就隻能默默承受生存空間被擠壓的後果。“政府規定我們可以在馬路牙子上擺攤，行人廣場建成後，我們失去了五條馬路牙子。”白蕾說。

改行人廣場之前，這個街區什麽時候來都有地方，之後就開始爭得厲害，地盤爭奪戰打得最激烈時小販們為爭位子打架打到叫警察的事經常發生，白蕾和很多固定在這裏出攤的小販有時要提前三個小時到場才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不被新人搶走。

最近這些年，江湖混戰時期已經基本結束，像白蕾這樣的前輩都打下了自己固定的位置。他們還是需要提前來卡位，但40分鍾通常就夠了。至於新人，這個街區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了。偶爾，還是會有一兩個新人莽撞的闖來這塊寶地，但結局大多很慘淡。

比如一個阿爾巴尼亞小販，找不到位子硬是把攤擺在垃圾桶前，這種絕對違法的做法會招來警察，讓大家都跟著受牽連，於是這條街上所有小販齊心協力把他趕走了。此人現在還在時代廣場討生活，不過改成了蹬三輪。

這些年紐約市議會幾乎每年都有議員提出法案，要求增加小販執照，放寬苛刻法規，但至今都是不了了之。倒是代表華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區的市議員顧雅明2018年提出的一條禁止法拉盛鬧市區擺地攤的法案，盡管遭到小販們多次示威抗議，還是輕而易舉地通過了。

前兩天我問顧雅明，疫情造成這麽多人失業，紐約是不是到了推廣地攤經濟的時候？經營藥店起家的顧雅明說，地攤是現金交易大多不交收入稅，對市政府的財政危機實在起不到什麽作用，還會跟店鋪搶生意。政府倒是應該提供更多的資金幫助開店鋪的小商家渡過難關，小商家興旺了，又付房租又交稅才能帶旺經濟。

市長白思豪也持這樣的立場。去年11月，墨西哥小販Elsa被抓引起公憤後，紐約州參議員拉莫斯（Jessica
Ramos）提出一條法案要求取消所有小販執照配額，白思豪明確表示了反對。他對媒體說：“我們的人行道已經很擠了，我也特別擔心那些實體店，他們已經被電商弄得很慘了。所以，我不會開放小販執照的。”市長說。

半年以後，示威爆發，人行道更擠了，實體店被疫情又戳了一刀，雪上加霜。看來紐約小販們的苦日子還遠遠不到頭呢。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紐約地攤往事：刀尖上跳舞九死一生 有華人常被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