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逃犯條例》修訂案引發的“反送中”示威一周年之際，抗議活動隨著肺炎疫情爆發大大縮減規模，但這個城市的政治與經濟前境不容樂觀。
香港失業率受疫情打擊攀升至近年高位，北京推動即將在香港實行的《國家安全法》，令民主派擔心言論、集會自由受限，美國有意對中港實行製裁，香港的特殊地位可能不再存在，威脅到獨立關稅區這一個重要經濟命脈。
BBC中文采訪了兩位分別來自“前線”和“和理非（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者，回望他們這一年來的轉變，以及對未來的看法。
從不談政治到變成“前線”
40多歲的阿強（化名）在旅遊行業工作，示威爆發前，他自稱是一個隻顧賺錢、不談論政治的人，單身的他擁有自住物業，過著自由自在、物質富裕的生活，閑暇時愛去旅行，不會關心“六四”、政治改革，也不怎麽參與選舉投票。
“那時候覺得政治或是社會製度是由一班官員或有學識的人製定，然後由普通人去遵守。”
2019年6月，香港政府堅持推動甚具爭議的《逃犯條例》修訂案，觸發幾十萬人或上百萬人參與遊行抗議，那個時候的阿強仍然沒有參加，連“五大訴求”具體是什麽也說不出來。
示威者的訴求包括：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案、撤回“暴動”定性示威、釋放特赦被捕人士、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民衝突以及爭取普選。一年過後，除了撤回條例修訂案外，政府並沒有回應示威者其他訴求。
示威者不滿政府沒有讓步而把行動升級，抗議活動擴散至全港各區，從起初的堵路、包圍警署和政府建築物，演變成縱火、汽油彈、“裝修”（破壞店鋪）和“私了”（攻擊不同意見人士）。香港警察則被形容把催淚彈“常態化”，再施以胡椒彈、橡膠子彈、水炮車等等。
數千名示威者因暴動、非法集結、藏有攻擊性武器、襲警等罪名被捕。中港政府及建製派指控示威者搞亂香港，近似恐怖主義；示威者則稱，和平遊行沒有用，而把行動升級，其暴力衝擊也具有針對性。
阿強回憶說，令他決定參與遊行的觸發點，是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因為購買“雷射筆”被捕。當時，警方認為“雷射筆”是“攻擊性武器”，並稱多名警員因為示威者使用“雷射筆”而眼睛受傷，但在阿強等示威者眼中，“雷射筆”也被列作“攻擊性武器”則突顯了警權太大。
阿強亦留意到網上片段顯示眾多警方執法可能違反守則、7月21日元朗“白衣人”襲擊途人，警方遲遲沒有介入並和“白衣人”拍肩膀的事件，同樣令他感到憤怒。他認為示威者如果犯法而被捕，是應該承受製裁，但是警方執法時需要公平，倘若警員違規或是親北京人士犯法，應當同樣受到製裁。
但警方一直否認自己存在“警黑勾結”，否認有使用過分武力，並指自己公平執法。至今除了少數警員被訓示之外，沒有多少警員需要針對處理示威的事件負責，而曾在抗議活動中開槍或舉槍的警察成為了“英雄”，甚至獲得嘉許。
阿強在8月左右開始參與和平的遊行，但有一次在現場，他發現警方不單純針對“暴力”示威者，自己和周遭的人同樣遭到武力對待，親身經曆催淚彈的可怕。他開始添置頭盔、眼罩、口罩等裝備，慢慢變成“前線手足”，經常向公司請病假或年假參與示威，時常留守到深夜。
他自言自己已經40多歲，有一定的生活負擔，不敢做“放火”、“裝修”、“私了”等行為，但試過幫忙拆欄、設路障，以及用水撲滅警方釋放的催淚煙。按照香港法律，他涉嫌犯了“非法集會”、“破壞公物”等罪行。他回憶說，其腳部曾疑被地上反彈的子彈擊中，劇痛了一周。
“我很怕死的，但大家都知道香港發展到這種地步，出去了便會承擔後果，這是我們的責任。”
去年眾多次示威，他都沒有被捕，但今年年初一次人群集結中，他被警方以“非法集結”的罪名拘捕，結果突然沒有上班兩天，同事都知道了。
“那次聚集的人大多數是普通人，有些甚至隻是經過的路人，明顯是濫捕。被捕的人形形式式，年輕的、老的也有，在警署的警員也沒有做什麽。”
但被捕後，他仍然會參加網上號召的集會，當示威者在商場唱歌時，他見到有便衣警察會大聲高呼警告其他人，他有空時也會到法院旁聽示威相關的案件。
因為疫情關係，他被公司要求放無薪假，收入少了三分一，如果疫情持續，其公司甚至可能裁員。
阿強說不怕失去工作，認為“在香港隻要肯做就不會餓死”，他認為疫情令經濟轉差，的確會令部分示威者減少參與抗議活動，“但他們不會因為經濟差而變成支持政府”。
現在他已經養成了消費隻光顧“黃店”（親民主派商店）、不使用香港鐵路、八達通（即便利通行支付卡）（以免留下記錄），推動各界籌組民主派工會，希望盡最大的努力，支持民主派陣營。
“我們怎麽打都打不過中央，就算我支持香港獨立，也覺得沒有可能發生，”他說，“但不代表我們沒有作為，我們身處大時代，就預示了將來的路不好走。”
他認為，警民衝突近期減少，除了是因為疫情，也因為更多前線示威者被捕，但香港問題已轉向到國際層麵，示威者或要改變策略，隻會在適當的時候才會升級。
美國對中港實施製裁，被形容是香港示威者尋求“攬炒”成功。“攬炒”有玉石俱焚的意思，示威者認為，如果中共當局受到製裁，可能會減輕打壓香港的步伐，但這意味著香港可能失去美國的特殊待遇，甚至失去獨立關稅區，可能令經濟進一步受挫或令香港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阿強懷抱樂觀的心態，他認為雖然香港成為中美之間的棋子，但經濟不會走向最差的境地，而就算經濟轉差，香港人仍然有辦法活下去。
“和理非”在中資公司的掙紮
30來歲的阿健在香港一家大型中資企業從事市場營銷工作，他強調自己是“和理非”示威者，“我怕死，所以不是和平的遊行盡量不參與”。
去年“反送中”示威爆發後，他沒有缺席過任何一場大遊行，在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後就會離開。
他沒有正麵受到警察的攻擊，然而，他所在的中資公司卻施以打壓，讓他愈來愈難參與示威。
過去幾個月，溫和派示威者多次在午飯時段的鬧市和商場舉行名為“和你lunch”的抗議活動，在鬧市或商場中唱歌和叫喊口號。
起初，阿健也有參加，但後來，他的公司宣布，強製要求員工提早在11時在指定餐廳吃午飯，12時要回到辦公室向上司報到，暗示不批準任何員工參與示威。
他公司一名工作幾十年的同事因為被人在電視直播中發現參加示威，而被人用“違反公司守則”等理由革職。
人心惶惶成為了中資公司香港員工的寫照。
近日，中國人大突然宣布繞過立法會為香港直接引入《國家安全法》，他的公司“呼籲”員工簽下支持《國安法》的聯署。
“表麵上是沒有強逼你簽，但你不簽就要與上司見麵，上司會跟你說，進入這家公司，就要跟這家公司的一些想法，多個香港同事因為不簽名而辭職了。”
去年下半年的示威，他為了工作而沒有參與和平示威，失去了示威的言論自由。如今，他被迫聯署，失去了在公眾領域“不被表態”的自由。
示威爆發後，他試圖尋找其他工作機會，希望盡快離開中資公司，但碰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轉職之路要暫時擱置，但慶幸這是大公司，與裁員有一段距離。
他認為，香港乃至國際企業都十分依賴中資公司，即使示威者予以杯葛或“裝修”，也撼動不到他們的地位，這些公司在大陸資源支持下，隻會在香港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早前已有消息傳出，中國政府要求國企加強投資香港，控製多個行業。
他坦言，“攬炒”對香港不一定是好事，他認為隻是加速香港變成中國另一個普通城市的過程。香港人可能失去自由，中共也將繼續屹立不倒，但他說自己家庭的經曆，讓他明白一個曾經享有自由的人，在快將失去自由時會拚命爭紮。
阿健自小學三年級開始從廣州來香港，祖父母那一輩受盡“文革”之苦，父母於是為了逃避中共來到香港。他初來港時中港矛盾未爆發，可以順利融入香港社會，如今仍然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不認同中共政權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年我家來香港就是為了逃離中國，回歸當下仍然覺得香港有分別，但現在沒有了。”
他相信，香港問題已經提升至國際層麵，示威者最大的貢獻是讓全世界知道，極權的中共會如何對待自由社會，示威者可以做的事情已經不多，未來的主導權不會很大，但隻有持續發聲，才得到國際社會關注。
短期內，他表明自己仍然會參與和平的遊行，不過，他會以眼鏡、口罩喬裝，遊行時把電話的定位係統關掉，以免讓公司有任何方法，留意到他出席示威。
長期來說，他希望可以移居海外，逃離香港，“我不像那些持有英國國民海外（BNO）護照的香港人，英國再怎麽放寬BNO政策，對我也沒有幫助，而香港其實有很多我這種人。
應受訪者要求使用化名。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香港抗議一周年：前線與“和理非”示威者的反思
從不談政治到變成“前線”
“和理非”在中資公司的掙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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