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華大姐：世界上是否存在“正確的集體記憶”？

 
最近有外交官把集體記憶這個概念火出圈了，趁此機會，我想講一些關於集體記憶的比較重要的研究，這些研究展示了房間裏的大象。現在，讓我們先看看集體記憶是否可能正確。

集體記憶的概念來自社會學家哈布瓦赫，他是塗爾幹式的社會學家。哈氏曾任教於斯特拉斯堡大學，熟悉法國曆史學的朋友一定能夠想到兩個曆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哈布瓦赫和年鑒學派這兩位創始人經常探討學術問題，甚至他就是年鑒雜誌的參與者之一。哈布瓦赫早年曾從柏格森哲學裏汲取營養，後來棄哲學從事社會學。

社會學家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理論，在之後的學術史裏會反複出現，尤其是曆史學與社會學。

他的《論集體記憶》一書，從三個集體角度分析集體記憶，分別是家庭、宗教、社會階層。但是，在哈布瓦赫的觀點裏，有多少種集體就有多少種集體記憶。所以，我們很難講有正確與不正確的記憶。

然而，在學界討論裏，記憶常常與曆史概念相對照出現，記憶與曆史是否對立，成為核心議題之一。

哈布瓦赫認為：

曆史通常始於傳統中止的那一刻始於社會記憶淡化和分崩離析的那一刻。隻要回憶還存在，就沒有必要以文字的形式將其確立下來，甚至根本沒有確立的必要。同樣，隻有當一段時期的曆史、一個社會的曆史乃至於某個人的曆史處於太遙遠的過去，以至於人們不能指望在他們的生活環境裏還能找出許多對那些曆史至少還有一點回憶的見證人時，我們才需要將這些曆史寫下來。

這裏，記憶與曆史變成了兩種不同的東西，法國曆史學家皮埃爾諾拉更是關注記憶與曆史的差異性，非常詩情畫意的寫下了一組排比：

記憶是鮮活的，由現實的群體承載；曆史是對過去事物不完整的、成問題的重構。

記憶是當下的現象，是經驗到的與現在的聯係；曆史則是對過去的再現。

記憶帶有情感色彩，排斥與其自身不容之物；曆史是世俗化的思想活動，采用分析方法和批判性話語。

記憶把回憶置於神聖的殿堂中；曆史則把回憶驅除出去，讓一切去神聖化。

記憶與集體相連，既是集體的、多元的，又是個體的；曆史屬於所有人，具有普世理想。

記憶積澱在空間、行為、形象和器物等具象中，曆史關注時間的連續性和事物間相互關係。

記憶是絕對的，曆史隻承認相對性。

倘若，按照哈布瓦赫、諾拉一路的思路，集體記憶恰恰是和曆史存在差異的。記憶是對過去的建構，也即過去是被扭曲、建構、高度選擇性的故事。正確的集體記憶可能隻是一種反諷，
所謂集體記憶，恰恰與真實的過去不同。

那麽，記憶研究主要研究什麽呢？王漢生、劉亞秋的《社會記憶及其建構》認為社會記憶研究有三個核心問題：1.記憶的再現 2.過去與現在的關係
3.記憶再現過程中的權力關係。

而錢力成、張翮翾的《社會記憶研究：西方脈絡、中國圖景與方法實踐》認為，中國記憶研究有以下幾個視角：國家權力視角、社會群體視角和曆史變遷視角。

我們不難發現，權力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核心問題。這裏的權力更接近於福柯的權力概念。權力的影響在記憶生產、貯存、傳播裏無處不在、無孔不入。記憶勾連起過去與當下，關係到我們的情感與身份認同。福柯曾說，他不是研究權力，而是研究權力如何塑造主體性。放在記憶研究領域來說，就是權力是如何影響記憶，並且通過記憶去塑造我們的主體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正確的集體記憶，可能就是國家權力通過記憶對每一個個體的規訓。福柯早已窺探到記憶與權力的故事：

真正的鬥爭是存在的。它的關鍵是什麽呢？就是我們統稱為民眾記憶的東西。確確實實，那些人，我想說那些沒有權力書寫，沒有權力著書立論，沒有權力編寫曆史的人們。他們同樣掌握記錄曆史，回憶曆史，經曆和利用曆史的方式記憶不管怎麽說都是一個重要的鬥爭元素。因此，要控製人們的記憶，就要掌握他們的能量，也要掌握他們以前的鬥爭經驗和知識。（帕特裏斯馬尼利耶/道爾紮班揚《福柯看電影》）

為了進一步梳理權力與記憶的視角，我將聚焦於一些具體的案例。中國的曆史學者、社會學學者以及海外中國研究者，對於憶苦思甜、訴苦等曆史的研究，早已有豐富的研究。

方慧容通過口述資料與《硬杆子之鄉鬥爭史》的文本，對於河北省西村土改的記憶、敘事等概念進行了探討。這篇論文不僅運用了一些社會學理論，更運用了文藝理論。一個被采訪的76歲的女性賈翠萍，她覺得沒有什麽苦，作者繼續追問婆婆對她如何？她卻很平靜地用手勢表示被婆婆用針紮過。這篇文章討論的實際上是，微觀權力如何影響她們的訴苦與記憶建構。

郭於華老師的《受苦人的講述》也是從口述史角度切入，作者在陝北驥村從事10
年口述曆史研究，她沒有過多運用記憶研究常用的理論，但是豐富的資料讓她對於訴苦技術進行了深入研究。女性們回憶土改的苦是帶頭苦、開會苦、婚姻苦、戰爭苦。階級苦則反而淡化了。筆者以為，驥村存在階級，但是普通人沒有階級意識，他們對於地主的評價，更多是道德上的好與壞，在農村道義經濟普遍的社會，這種情況是非常好理解的，即使今天她們也沒有真正的階級意識，有的隻是對於利維坦的敬畏與崇拜。

南京大學的曆史學教授李裏峰集合社會學、曆史學、政治學的前人研究成果，在土改研究方麵頗有建樹。《從苦難記憶到革命記憶: 1940
年代華北土改中的訴苦》以訴苦為例，探討了中國革命中的記憶塑造問題。作者指出，在中國共產革命進程中，鄉村民眾的革命記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革命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精心塑造的結果，土改運動中的訴苦就是一種革命記憶的生產術。在土改運動中，黨和國家將私人化的苦難經曆和苦難記憶變成一種當眾訴說的公共話語，並借助行之有效的氛圍營造、情緒調動、邏輯歸罪等策略，對鄉村民眾的苦難記憶進行了儀式化、情感化和同質化改造，使之融入階級、革命、解放、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中。個人的、多元的苦難記憶被集體的、同質的革命記憶所收編，成為革命政黨及其政權合法性的有效來源。（李裏峰、戴樸《曆史研究的的東西方對話》）

從這個意義上講，訴苦也好，憶苦思甜也罷，都是一項高超的記憶生產術，是一種治理術，揭示了我們是如何從勝利走向下一個勝利，並且一直勝利。如今走紅的正確的集體記憶，很可能跟訴苦與憶苦思甜，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

美國學者賀蕭的作品《記憶的性別》堪稱海外中國研究中記憶研究的傑出成就。社會學家應星曾提出社會科學與史學交叉的三種境界，1.上乘：交融將理論功夫化於無形，回到史料中去重新提問。2.中乘：交叉匠氣易達，匠心難求。3.下乘：交界臨界而居，各說各話。《記憶的性別》就是這樣一種上乘的境界，賀蕭通過口述資料讓被采訪者在講故事，故事隱含著她的問題意識、理論預設，即使我們不懂深刻的社科理論，她的故事也足夠我們讀下去，通過具體的故事，我們也可以頓悟到一些抽象的理論。

賀蕭老師關注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農村集體化時期，陝南四個村莊72位老年女性的故事。（郭於華老師研究的是陝北，地域比較接近，而且也有性別的視角，兩個人時間段也有重合的地方）本書運用曆史學與人類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采用口述史的方法。如果說，對於李裏峰、郭於華來說，正確的集體記憶是訴苦，憶苦思甜，對於方慧容是硬杆子之鄉鬥爭史之敘事，那麽，對於賀蕭來說，正確的集體記憶是解放這樣的詞匯：

國家話語提供的最為明顯的時間分界線是解放前和解放後。20世紀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的土改時期，婦女被動員去訴苦，敘述和解釋她們童年和年輕時經曆的苦難。她們還被組織加入掃盲班和互助小組。透過這些新做法，婦女被鼓勵去將她們的記憶和個人故事放進解放前的苦難和解放後的機會這兩個類別中去。用來表示1949年國家權力變更的解放一詞，很快成了中國農村地區日常用語的一部分，使用這個詞本身也暗含了對事件的一種特定理解。將解放作為一個人生命中的路標意味著，要同時將這個人的記憶納入對解放進步的個人敘述和集體敘述中。

然而，像所有霸權詞匯一樣，解放一詞也被迫與原定的語境相脫離，其多樣的使用方式嘲弄了國家官員的意圖，哪怕這種嘲弄並非有意。例如在官方的國家詞語中，舊社會是指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的任何時候，解放代表了新社會的開始。有些婦女依照國家話語用舊社會一詞去指20世紀40年代。有些則說舊社會一直持續到1963年左右大躍進饑荒結束的時候。一位對另一個社區的農村婦女進行訪談的中國調研者甚至發現，有些婦女使用的舊社會，並不是指
1949年以前的時期，而是指80年代早期經濟改革之前的生活。她們這樣做，其實是將常見的官方訴苦描述回憶（革命前）的苦，品嚐（集體化時期）的甜進行了再加工。與之前的官方訴苦描述相反，婦女們用舊社會來哀歎集體化時期的艱難處境，這種處境與改革開放時期的富足形成對照。

舊社會一詞的意思，其實早在經濟改革發生的前三十年就已經非常確定，所以這種滑移就顯得格外有趣。這些受訪者不大可能僅僅是忘記了這個詞的基本意義。她們將年代順序與事件進行的重新結合是她們闡釋自己過去的線索，並以曲解官方用語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種重新結合顯示出一種對集體化時期的露骨批判，因為舊社會一詞的意義就如官方用法設定的一樣仍然是徹底的貶義。通過記錯國家時間，國家語言轉而被用來反對國家這種記錯的情形在訪談的男人中不常見，但在婦女中卻相當普遍。

讓我們把視線再度投向大洋彼岸。德國是記憶研究的重鎮，擁有該領域的巨擘學者阿斯曼夫婦。當然，這也是因為德國對於納粹大屠殺的曆史，反思非常多且深刻。我們中國也有二戰的深重苦難，比如著名的南京大屠殺，而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也不過是八十年代才複興的，那麽之前呢？是什麽在壓抑這段記憶走上公眾討論的平台？劉燕軍的《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給出了答案。我們隨便看一個時間段，建國初，其實不管是一些二流報紙媒體，還是一些公共紀念的碑文，都有一個特點，故事裏，日本人總是背景板，美蔣則是批判的主體，更有甚者，對於一些積極救援中國人的美國傳教士（比如貝德士、宋煦伯），二流報紙媒體們也是酷愛抹黑，諸如美國鬼子點名，日本鬼子執行之類的言論，不一而足。什麽是正確的集體記憶？二流報紙和媒體的這些報道與評論，就是當時正確的集體記憶。

記憶視角取徑的中國研究還有《記憶的政治》、《神堂記憶》、《新史學（第八卷）》、《the age of wild
ghosts》（野鬼年代）等書，筆者沒法一一列舉，甚至筆者不想說本文是客觀中立的，因為筆者所選取的研究或者剪裁的方式，導致本文帶有相當的主觀性、選擇性，而且也是有一定語境的。

因此，筆者要指出，所有聲稱客觀中立的研究，包括本文，可能不過是消解了一種神話，又重塑了另一種神話。筆者通過已有的部分研究展示了一個房間裏的大象，大象之外還有什麽？本文不想也無力給出答案。筆者最後還想拋出一些觀點：諸如，彼得伯克講過三種記憶的審查官，第一種是官方的，第二種是集體非官方的，第三種是個人的（每個人腦子裏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援引本雅明的話表達了同質的、空洞的彌賽亞時間，那麽，同質的、空洞的，是否也適用於所謂正確的集體記憶？

參考文獻：

書籍類：

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

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之場》

帕特裏斯馬尼利耶/道爾紮班揚《福柯看電影》

楊念群主編《空間、記憶、社會轉型》

郭於華《受苦人的講述》

賀蕭《記憶的性別》等

論文類：

王漢生、劉亞秋 《社會記憶及其建構：一項關於知青集體記憶的研究》

錢力成、張翮翾 《社會記憶研究：西方脈絡、中國圖景與方法實踐》

劉燕軍《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

李裏峰、戴樸《曆史研究的的東西方對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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