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通報新增9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這本來是一則很正常的抗疫進展信息。但是，我在各路媒體報道中看到的，卻是這樣一則異口同聲的新聞：《北京通報昨日新增確診病例情況
均為外省戶籍》，新聞編發單位分別是人民網、新京報、大眾網等媒體，署名也都不同：
雖然我早就習慣了某些媒體老爺沒事找事、幺蛾子滿天飛的表現，但這次仍不免納悶：這個外省戶籍和確診病例有什麽必然聯係？難道新冠病毒還分京籍和外省戶籍？看見京籍高貴的身份就退避三舍，看見外省戶籍就猛撲上去？
這不科學。其實，北京這波疫情以來，從每天地方上公布的確證病例詳細情況來看，什麽人都有，每天都有京籍、非京籍，都有高矮胖瘦男女老幼。
今天，北京疫情全國關注，每一個字傳遞的信息都很重要，但是，這短短一則新聞，硬是要突出戶籍信息，說明什麽？說明有一些人把對外省戶籍的歧視視為理所當然，毫無顧忌。
戶籍歧視是身份歧視的一種，這種歧視談不上當事人多大的主觀惡意，而是整體環境日積月累之後的習以為常。我驚訝的是，如果說發布會上的通報者偶爾錯了，還是個例，但是，幾家大媒體都從標題上放出這樣的新聞標題，讓它汙染網絡空間，說明媒體的主編、終審人都對此習焉不察、麻木不仁。
有深厚的土壤。
這種麻木不仁源於收入。有研究說，中國存在比較嚴重的收入戶籍歧視，農民工與城鎮職工間38.93%的工資差異源於此。另有研究顯示：戶籍對工資收入影響的比重呈逐年上升態勢，近年來的平均比重都在40％
以上。
（見南京財經大學楊森華《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戶籍歧視分析》、餘向華，陳雪娟《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戶籍分割效應及其變遷工資差異和機會差異下的雙重實證研究》）
這種麻木不仁源於社會地位。如1996年北京市勞動局頒布第2號通告規定：204個工種中僅有12個行業允許使用外地務工人員。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2011年對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招考涉及的9762個崗位招聘條件的分析表明：以特定社會身份為報考必要條件的歧視比例高達11.5%
，而社會身份歧視中戶籍歧視和地域歧視的比例則高達85%。
這種麻木不仁源於哭告無門。2014年，9位非京籍中考學生起訴北京市教育考試院和北京市教委，因為不允許非京籍學生在北京參加中考的政策侵犯了平等受教育權。該案二審駁回起訴。理由是：經查，北京教育考試院未針對張懿作出訴稱之行政行為，且張懿在一審訴訟中亦認可其尚未進行高中誌願報名。因此，原告訴稱之行政行為並不存在，其提起本案之訴缺乏事實根據。這種明目張膽玩弄文字遊戲回避真問題的判決說明，有效的司法救濟途徑並不存在。
這種麻木不仁常常引起聯合國相關組織的驚詫。我國已經加入《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是我們國家追求文明進步的表現。但現實中，我們許多人的做法，卻與這部公約中的禁止歧視原則背道而馳。2013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審議我國履行《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次和第四次合並定期報告後，在結論性意見中很不客氣地說：委員會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教育、住房、衛生保健和其他社會服務領域中受到的歧視深表關切，委員會促請我國政府查明並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視，包括教育、衛生和社會服務領域的歧視。2014年6月3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在審議我國履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次定期報告後，又在結論性意見中很不客氣地指出：委員會認為我國的農民工，尤其是沒有戶口的農民工，在就業、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和教育領域依然受到事實上的歧視，委員會籲請我國政府采取措施確保所有農民工能夠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工作機會以及社會保障、住房、衛生和教育福利。
北京是一個變遷中的城市，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53.6萬人，往前推到建國前，1948年是203萬人，1949年是420萬人。絕大多數都是各地來的。比如，1949年9月的北京市長葉劍英是廣東梅縣人；2020年6月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是福建尤溪人。
北京精神最珍貴的地方在於包容，有容乃大。但不知道為什麽，日常中往往一不小心就看到一些機構和個人，說話辦事扭扭捏捏、塞塞夾夾，處處顯出一股沒見過世麵的小家子氣來。
類似今天人民網、新京報、大眾網等媒體這樣的表現，放在日本，恐怕一些主編早就公開下跪謝罪，甚至可能不堪良心譴責剖腹自殺了。但好在，我們的媒體老爺們心特別大，不會有什麽感覺，更不會製造什麽惡性事件出來。
之前我說，武漢戰疫的時候，還有一個大敵官狀病毒。如今，北京抗疫，吸取了很多教訓，官狀病毒被壓製住了，目前表現得還不那麽明顯，但今天看，有些人似乎不遑多讓，也貢獻了一個特產身份病毒。
沒醒的諸君，醒醒，這是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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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官媒報道北京疫情為何強調“京籍”？病毒還看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