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北京時間6月28日，據不完全統計，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確診病例已經突破1,000萬人，而且數量還在不斷上升。人類正在從“公元紀年”進入“危機紀年”。盡管這種危機並非來自《三體》小說中的外星文明攻擊，但是來自地球自身的病毒，已經足以使全人類陷入一場長久的危機。
2020年6月，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在東亞和歐洲得到遏製，但是卻依然在美國和南半球國家蔓延。新冠肺炎已經形成了跨季節的全球感染。圖為巴西聖保羅郊區的新冠肺炎患者正躺在體育館改建的野戰醫院內。（AP）
原先那種基於階段性衝擊的樂觀估計已經破滅。截至6月28日，美國依然處在失控狀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60萬人。這還是在美國大幅降低核酸檢測數量，檢測率隻有9.1%的情況下的公開數據。一旦美國公布實情，情況可能更加糟糕。
更為危險的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平均的死亡率已經接近5%的水平，遠遠高於普通季節性流感0.1%的死亡率。並且隨著南半球冬天的來臨，巴西、南非等南半球國家的疫情也正在快速增長。巴西已經多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4萬人，累計確診病例突破130萬人。南非的日新增確診病例也已經突破7,000人，累計確診病例超過了13萬人。
盡管之前在歐洲和亞洲等國家，尤其是中國的不懈努力，人們已經證明了可以對疫情進行有效的控製，但是渙散的全球體係、少數政客的無知與自私，以及多數人的貧窮，卻依然讓疫情在全球得以蔓延。
從北半球的冬天，到南半球的冬天，有可能再到來年，新冠病毒（SARS-CoV-2）已經在地球上形成了循環式的傳染，形成跨了季節、跨年度的全球持久性大流行。從疫情失控的國家，再傳染回已經解封國家，屢屢造成疫情的二次爆發。目前，中國的北京已經由於進口食品被新冠病毒汙染，而再次進入了“緊急”狀態。不間斷的從外部輸入和局部性的疫情爆發最終也將使得人們不堪重負。
即使是人類研製出了疫苗，但是由於人類對於新冠病毒的抗體有效時間隻有不足40周，再加之生產能力的有限，無法實現人群的普遍免疫，尤其是對於貧窮的國家和地區，更是難以普及疫苗的接種。最好的結果也隻是像對付流感病毒那樣，人類將與新冠病毒進行長期的鬥爭。
隻有開始，沒有終點，更沒有人能夠幸免。盡管目前還沒有看到新冠病毒在物種層麵對人類的威脅，但是，作為人類社會卻正在從“平靜”的公元紀年進入“危機紀年”。一切將不再是經濟衰退那麽簡單，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和生產模式將不得不在病毒的持續威脅下開始反思，那些看似理所應當、牢不可破的“常識和公理”正在發生改變。
首先，世界秩序正在發生改變，以強權為主導的世界秩序在疫情麵前已經顯得是那樣“不堪一擊”和“無足輕重”。世界都已經意識到，無論是美國的軍隊還是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在麵對疫情威脅時都無法保障“安全”。美元既買不來口罩、也買不來呼吸機，美軍的飛機和航母也送不來醫療隊和消毒水。
危機使得各個國家對於物資的需求已經超越了對美元的需求。“海量”美元的釋放除了繼續吹起股市的泡沫和轉移危機外，對於恢複生產、增加就業、提高收入來講於事無補，最終不僅將導致美國中產階層的繼續破產，還意味著對其他國家的財富掠奪。實物本位、產業本位的思想將在“危機紀元”下重新超越“貨幣本位”，擁有更強的保障能力和支付能力。
同時，在“危機紀元”下，戰爭的脅迫也已經讓位給了“病毒”的威脅。之前西方資本還需要美軍來應對蘇聯的“入侵”和恐怖主義的襲擊，但是在病毒對全人類的“攻擊”麵前，軍隊的強大又能解決什麽問題呢？美國自身不僅未能避免新冠肺炎在美軍中的大規模蔓延，反而正在成為美國財政的包袱，以及對全球“安全”的最大威脅。
在“危機紀元”下，隨著美元購買能力的下降和“病毒”威脅的上升，世界秩序以及國際金融體係將必然發生重構。在世界上誰能提供應急救援、誰能提供恢複生產的廉價物資、與誰合作能帶來更多就業，誰能帶來更多的安全，誰就將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建設者，而這些絕不是強權和孤立主義能夠解決的問題。
其次，世界產業結構和科技變革的路徑將發生巨變。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打擊下，以本已危機重重的西方為主導的全球化產業鏈正在瓦解和重新連接，以技術的壟斷控製世界工業體係不斷“剪羊毛”的期望已經落空。
其實早在在“危機紀元”之前，由於技術的擴散和東方國家，以及遠東的崛起，科學和資本的結合的工業化模式早就已經不是什麽秘密。但凡有能力完成政治整合、文化認同的國家都無一例外的成功地跨過了這一門檻。西方對工業化的壟斷其實早已退化為對一兩項核心技術的壟斷。
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則將最終改變世界產業的分工和科技壟斷的格局。在“危機紀元”，麵對疫情的威脅和美國孤立主義的興起，全球化的供應鏈有可能被時常打斷，在這時中國擁有的完整產業鏈、龐大物資保障能力和廣闊的市場，已經顯得比美國擁有更高的技術和更高的企業利潤率更加重要。至少在危機之下，前者可以自保，可以用國內循環帶動替國際循環，而後者則將麵臨更嚴重的危機。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中美貿易戰短時間內可能激化，而長時間上看則將難以繼續。從現實中可以看到，同樣是麵對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經濟在一季度出現負增長之後，在二季度就已經出現了複蘇，而美國經濟在一季度經濟負增長之後，則陷入了更深的衰退。根據美國金融機構的預測，美國二季度經濟負增長將可能接近40%。
這也許在短期之內就將加劇美國對中國的“遏製”，以謀求剪去更多的“羊毛”來幫助美國度過危機。但是，隻要時間在拖得長一些，危機本身將逼迫著美國與中國尋求妥協。畢竟，在美國不改變金融資本一家獨大的情況下，幾乎是難以恢複其製造業的能力，更難與中國在數量上進行競爭。而中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突破美國所謂的核心技術壟斷將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同時，整個西方社會也不是鐵板一塊，即使是美國能夠忍受對中國進行技術和市場封鎖的損失，但是實力更弱的歐盟國家其實已經難以忍受這種長期的中美對峙。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現實的利益正在逼迫著歐洲進行選邊站隊。形勢正如上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陷入大蕭條時期，西方迫不得已進行技術擴散以換取市場和資本一樣，中國目前其實並不著急。更何況中國目前的科技實力並非孱弱，在大多數技術領域已經進入了世界第一梯隊，在基礎科研領域也正在加緊追趕，再加之市場又足夠龐大。這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技術創新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恰恰是刺激了中國的這種潛在優勢，加速轉換為產業優勢。當中國的線下消費、服務業，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遭受疫情的衝擊後，中國政府已經啟動了以5G、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來支撐未來的經濟運行模式。同樣是接近6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美國用來吹大股市泡沫，而中國則是用來進行國家改造。也許美國股市還會培養出幾個類似於蘋果公司（Apple
Inc.）那樣的偉大公司，但是中國遍布全國的5G網絡和智能製造係統卻將帶來又一次科技革命。
中國正在以龐大的核心技術研發計劃，以及同樣龐大而統一的市場，突破美國設置的技術和知識產權壁壘。前者是正麵進攻，後者是側麵迂回。尤其是在“危機紀元”之下，當中國的市場足夠大，“一帶一路”國家的市場足夠大之時，市場往往可以決定技術路線的選擇。目前，在4G網絡、特高壓輸配電、高鐵、起重設備、新能源汽車、衛星導航等等領域中國已經開始有意的推廣中國的標準和技術路線，並聯合歐盟一起來參與製定這些標準。
而在美國壟斷的芯片、軟件等領域，除了軍工替代外，中國也正在尋找替代方案，通過係統優化和使用習慣的改變，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盡管在初期其產品性能並不盡如人意，但是，在龐大的市場支撐下，一切的改進和適應也僅僅是時間問題。
尤其是在“危機紀元”之下，這一時間將被大大壓縮。當人們結束對危機的最初恐懼後，將努力尋找新的替代品和機遇，並完成新的世界產業鏈的銜接。在生存和發展麵前，一切偏見和懷疑都已經微不足道。盡管今後世界將麵臨更多的動蕩，生活將變得更加艱難，但是，“危機紀元”將逼迫著人們必須去嚐試新的組合和路徑。
最後，社會的組織結構將發生“畸變”。在“危機紀元”下，上層基於金融寡頭統治，下層基於渙散的個人主義民主的社會組織形式，已經被證明幾乎難以高效地應對來自新冠病毒的“攻擊”。一方麵，渙散的個人主義難以適應對疫情防控的統一行動的需求，也難以對個人實施有效的救濟。這就需要整個社會重新思考個人自由與有效組織之間的平衡問題。另一方麵，無論是美國還是巴西在疫情防控上的失敗案例已經說明，建立在一盤散沙之上的民主選舉製度，盡管能避免官僚的專製，但並不能避免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壟斷。
社會上層被金融寡頭壟斷、缺乏競爭結果是政客們變得越來越懼怕競爭、拒絕改變，因此也就變得越加無知與自私。即使是金融危機的爆發，也沒有人敢去糾正錯誤、懲罰華爾街，即使是遭遇“病毒”的攻擊，政客們也會選擇“救市優先於救人”，抑或是讓民眾“自然免疫”、注射“消毒水”。反正政客們隻要能“維持”資本一家獨大的現狀，然後找到人背鍋，無論是選擇“政敵”還是“甩鍋”給中國，就可以萬事大吉。
很難想象，這種荒謬的社會組織結構和選舉模式能夠成為人類曆史的終結。尤其是麵對“危機紀元”的到來，在舊有世界秩序和產業結構都正在發生巨變的時期，這種高耗能、低效率的組織形態將越發難以獲得用來維持“舊秩序”的資源。如果說之前還有發展中國家的“羊毛”可剪，還有長期積累的“技術紅利”和“金融紅利”可享，那麽，隨著經濟“實物本位”的複興，以及產業鏈的重組和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到來，整個西方社會也將麵臨一場變革。
盡管疫情的威脅正在迫使人們更加團結，並組織起來。但是整個人類社會，尤其是美國究竟是滑向“民粹主義”，甚至是“法西斯主義”，還是將在動蕩之後產生新的組織形態目前依然難以判斷，抑或說這將是除了“病毒”之外，21世紀徘徊在人類頭上的另一朵陰雲。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感染超千萬全球進入“危機紀元” 變革正在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