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到李克強 “兩個中國”緣何越來越撕裂

十年前，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聯合國總部出席第六十五屆聯合國大會時，發表了題為《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的講話。

在講話中，溫家寶直言：“中國對自己通過艱苦奮鬥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時，我們對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作用，也有著清醒的認識。”接著，溫家寶連用7個西方世界熟悉的“Yes……But”句式，內容涵蓋中國的方方麵麵，原話是這樣說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水平較低，隻相當於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國經濟已保持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長，但進一步發展受到能源、資源和環境的製約。中國若幹重要產品產量位居世界前列，但總體上仍處於全球產業鏈的低端。

中國已經成為國際貿易大國，但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術仍然大量依賴進口。中國沿海地區和一些大中城市呈現出現代化的繁榮，但中西部和廣大農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當落後，還有1.5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設定的貧困線之下。中國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會保障體係不健全，就業壓力很大。中國社會政治生活日趨活躍，公民基本權利得到較好的維護，但民主法製還不夠健全，社會不公和貪汙腐敗等問題依然存在。”基於這樣的現實，溫家寶總結道：“中國現代化走到今天，先進落後並存，新舊矛盾交織，麵臨諸多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屬於發展中國家。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國情，這就是一個真實的中國。”

十年後的今天，因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中國首次推遲兩會，中國總理李克強在會期最後一天記者會上說的“大實話”，也被認為給世界還原了一個真實的中國。

於外部，李克強表示，“中國堅定不移地推進對外開放，這不會也不可能改變。我們會繼續擴大與世界的合作，自主出台更多擴大開放措施。開放對各國如同空氣對人一樣，須臾不可離，否則就窒息了。我們在開放當中還要維護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當然也有人會說，要對產業鏈、供應鏈進行調整。至於企業的調整布局，這是按市場規律辦事，市場規律本來就是進進出出、生生死死。我們不能違背市場規律，憑空做設計，而是要讓市場更加相互開放。”於內部，李克強坦言，“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1元人民幣折合0.14美元），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疫情過後民生為要。怎麽樣保障那些困難群眾和受疫情影響新的困難群眾的基本民生，我們應該放在極為重要的位置，我們采取的紓困政策有相當一部分就是用於保障基本民生的。”基於此，

“中央政府這次是帶頭過緊日子，我們把中央部門的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縮了一半以上，調出資金用於基層企業和民生。各級政府都要過緊日子，決不允許搞形式主義，幹那些大手大腳花錢的事。”

從溫家寶到李克強的表態不難看出，中共高層對於真實的中國一直是有清醒認識的，而與此相對應的另一個中國，也即想象的中國，不管是十年前還是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大行其道，甚至壓倒了真實的中國，成為外界貼在中國和中共身上除之不去的標簽。導向這一結果的因素，有曆史的，也有現實的，有外部的，也有中國內部的，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在受疫情影響加速到來的大變局的背景下，更加清醒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最大限度撥開籠罩在想象的中國之上的迷霧，不僅對中國而言迫切且重要，對世界來說，也是不得不麵對的課題。

中共領導集體顯然深諳這一點，世界也早就意識到這一點。過去十年間，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上台後在外交上表現出更加積極有為的姿態，世界的目光已然轉向甚至是鎖定於中國身上。但這種轉向與鎖定帶來的，並不是對於中國全麵、準確的理解。處於天平兩端的兩個中國，一個是現實的中國，一個是想象的中國，正在越來越向後者傾斜。人們一邊狐疑著“為何讀懂中國和中共這麽難”，一邊又固守著刻板成見繼續加碼“想象”的成分。

密室政治帶來的想象

當前外界對於中國的第一重想象，也是最大的想象，便是政治層麵的，專製、集權，甚至是獨裁，依然是外部世界看待中國政治時習慣給中共貼的標簽。基於這樣的判斷，中國政壇發生的很多事情，尤其是高層的蛛絲馬跡，都可以被想象加工一番後，變成一場紅牆內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

最新的一個例子，便是被一些媒體想象出來的兩會前後的習李之爭。在兩會記者會上，李克強首次就地攤經濟發聲，“回想改革開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就一個‘大碗茶’解決了多少人的就業。前兩周我看到報導，我們西部有個城市，按照當地的規範，設置了3.6萬個流動商販的攤位，結果一夜之間有10萬人就業。”隨後在山東煙台考察時，李克強更直接地表示，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這樣的“煙火氣”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在李克強的鼓勵下，人們開始一擁而上擺地攤，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很形式主義地設置了硬指標響應號召。可沒過幾天，以《北京日報》為代表的一批官方媒體，開始密集發文為此輪地攤經濟熱降溫。一邊是李克強的鼓勵，一邊是一眾官媒的降溫，再加上李克強之“（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的大實話，就被片麵認為是在跟習近平的新時代唱反調，故而“習李之爭”的陰謀論就此成型，並很快成為防火牆外一眾媒體津津樂道的素材。

輿論從地攤經濟之爭過渡到“習李之爭”，這並不令人意外。一直以來，外界對於中共的認知都是想象大於現實。以至於，中共的集體領導體製被認為是名存實亡的，從毛澤東時代開始就是一個人說了算的，因提出“曆史終結論”而聲名大噪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直揪著不放的所謂“壞皇帝”問題，其實正是預設了“一個人說了算”的前提才會有的困惑；而中共的民主集中製，也被認為隻有集中而沒有實質民主，又或者說，中共口中的協商民主不過是一束精美的塑料花，形式大於內容，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最高權力機關隻是橡皮圖章，體現協商民主特色的中國政協亦不過是“政治花瓶”。由此延伸開來，中共大刀闊斧的反腐敗成了政治鬥爭，確立核心、加強黨的領導進而避免重蹈“九龍治水、各管一攤”的覆轍成了集權和一言堂，新疆為解決暴恐問題設置的“教培中心”被妖魔化為“集中營”，香港曠日持久的反修例風波中手持自製武器的激進暴力分子被形容為抵抗中共高壓、爭取民主的鬥士和先鋒……所有的想象，歸結為一點，那就是中國不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政治，中共是專製政府。

中共黨內有沒有鬥爭？當然有，不僅中共內部有，或大或小的鬥爭也無處不在。當年共產黨打敗國民黨是鬥爭，毛澤東時代的反右、文革是鬥爭，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是鬥爭，北京主動訂立“港版國安法”也是鬥爭的結果；具體到個人，每一天也都在與自己或他人進行各種形式的鬥爭。但多數的鬥爭，並非外界動輒以為的不可調和的權力鬥爭。

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現任東亞研究所教授鄭永年在《西方看不懂的當下中國政治》一文中寫道，“西方看不懂中國政治，倒不是中國政治本身的緣故，而是很多人往往要麽簡單地用西方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對中國政治做判斷，要麽就用西方概念或者理論來解釋中國政治。前者導致這些人隻能對中國政治表達一個極其主觀的偏好，後者則導致這些人對中國政治的認知是膚淺的，甚至是錯誤的。”

以近期外界紛傳的“習李之爭”為例，不少聲音即犯了主觀偏好的錯。一方麵，是用西方概念和理論來解釋中國政治，在西方的選舉政治下，派係製衡，兩黨甚至多黨爭鬥，就會有“對立”的潛台詞，自然會慣性地以此來看待中共體製；另一方麵，是對中共自建製以來的黨政關係發展演變認識不清。在毛澤東周恩來時代，“謀事在毛、成事在周”為很多人熟知，但當時，中國的國家政權結構以及黨政之間的關係是蘇聯的“黨政合一”模式，中國也因此吃盡苦頭，毛周之間的默契配合更多是慣性使然；到了鄧小平時代，十年文革亂局終結，剛剛爬出泥潭的中國百廢待興，隻能摸著石頭過河，認識到了“黨政合一”帶來的諸多弊端和正反兩方麵的問題後，1978年鄧小平提出解決“黨政合一”和實行“黨政分開”的問題，並在1980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講話予以係統論述；中共十八大後，中共高層對黨政關係做出新的闡釋，即隻有“黨政分工”沒有“黨政分開”。雖然這一變化加劇了人們對於“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擔憂，但如果辯證地理解，這確是問題導向下的必然結果。黨政本就沒有辦法徹底分開，而習李之間的分工與配合，正是黨政分工的具體實操。比如疫情期間，習近平坐鎮北京，召開最高級別會議統籌全局，李克強及國務院係統奔赴前線具體指導。同樣的分工，也體現在各種大小事務上。通過黨政分工，才鞏固和保證了中國一個強大的中央。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是為數不多的對中國政治和文化有清醒認識的人。在2014年推出的著作《李光耀觀天下》一書中，開篇即呈明了中國政治的現實，也戳破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政治的想象。“五千年來，中國一直認為，隻要中央政權是強大的，這個國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虛弱了，國家就會紊亂。一個強大的中央會帶來一個和平繁榮的中國。每個中國人都這樣認為，這是他們從根深蒂固的曆史教訓中吸取的基本原則。在短期內，人們不可能背離這一原則。這種心態比共產主義的曆史要長，已存在數個世紀、甚至數千年了。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國實現西方傳統的民主，這是不可能的事。美國認為，如果不實現一人一票的選舉製度，以及每隔數年更換總統和改選議會，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國家。這是他們對世界先入為主的看法。中國人從來沒有這樣的傳統。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擁有十三億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曆史傳統的國家。它將會走自己的道路。”

這就是現實的中國政治，有鬥爭，也有團結，曆史上走了不少彎路，也改變了中國數億人的命運，中國絕不會走西方的一人一票的選舉製度道路，而是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習近平上台後，更加夯實了這一點。

睡獅醒來為何令世界懼怕

拿破侖（Napoleon
Buonaparte）曾說過：“中國，那裏躺著一個沉睡的巨人。讓他睡吧，因為一旦他醒來，他將改變世界。”美國學者芒羅（Ross
Munro）也有過類似的表達：“‘中國龍’已經覺醒，全世界將麵臨威脅。”這些表述，構成了外界對中國的第二重想象，那就是中國崛起論以及與此相伴而生的中國威脅論。這樣的想象，很難因中國領導人的承諾，比如中國永不稱霸，永不對外搞擴張等，有所消解。

從中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叩開大門，進而加速清王朝忽喇喇似大廈傾，李鴻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終發生，直到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這期間，西方不斷有文章和著作預言中國這條巨龍正在蘇醒、已經蘇醒、正在擺尾、重生等。而第一次讓世界真切感受到睡獅醒來的，是新中國成立不久發生的朝鮮戰爭：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出乎意料地擊退了美國的進攻，給西方人全新的震撼。據此人們更加篤定，紅色中國蘊育著“可怕的力量”，隨時可能釋放，就像西方曆史上經曆過的匈奴人、蒙古人、阿拉伯人擴張一樣。

中國為何令世界害怕？現擔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中國研究係主任、亞洲基金會主席的蘭普頓（David M.
Lampton）曾就此表示，“如果我們想一想，人們通常害怕什麽？人們害怕他們不懂的事物，害怕變化太快的事物，也害怕龐大的事物。而對西方世界來說，中國是所有這些。所以，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其他國家出現擔心甚至恐懼的心理也是自然的。”畢竟，“與對中國的恐懼心理的增長相比，中國實力的增長要快得多、顯著得多”。

世界的確不懂中國，正如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Fairbank）在他的《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總結的那樣，美國“對中國共產黨的知識是一片空白”。而中國也太龐大，變化也太快。改革開放短短四十多年時間裏，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樣是李光耀，他在回憶自己第一次訪華經曆時寫道，“1976年我第一次訪華時，中國是一個非常封閉、僵硬的社會。街上的普通中國人穿著藍色或黑色的服裝，看上去幾乎一個樣。”經過四十多年世所罕見的發展，中國已經從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一轉變、上升為最大貿易國、全球創新推動者、按購買力計算的最強經濟體。此外，中國幾乎沒有外債，且擁有全球最多的外匯儲備，作為生產基地，出口也遠超進口。而在5G領域，以及對外層空間的探索上，中國已經讓美國感受了切實的威脅，故而才有了針對中國企業華為的製裁風波等。

這樣的中國，是不是已經到了“厲害了我的國”的地步？是不是真的成了令世界懼怕的強國？中國國內不乏激進膨脹的民族主義，但中共高層對於中國的現實國情是有清醒認識的。近到李克強在記者會上的大實話，尤其是“（中國）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遠到被稱為“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宣言”的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寫道，“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曆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中國永不稱霸，也永不搞擴張，更沒有窮兵黷武的基因，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真實的中國，可人們對於中國的想象早已占據了絕對主導。於中國內部，“厲害了我的國”一度甚囂塵上，民族主義裹挾著民粹主義正在成為最危險的一種力量，比如在中國疫情得以基本平穩世界疫情急速擴散之際，不少人幸災樂禍地調侃別國“連作業都不會抄”；而對於《方方日記》進行的圍攻堵截，更是將中國內部對於中國現實的認知撕裂擺上台麵。於外部，自習近平上台後，國際社會就開始揣測，中國已經拋棄了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開始主動出擊，而今“戰狼式外交”愈發令世界感受到了中國的咄咄逼人和野心；美國現如今已經將中國作為主要對手和威脅，老大與老二的較量與衝突不可避免，中美之間“好也好不到哪兒去、壞也壞不到哪兒去”的關係，加劇了第三方國家被迫選邊站的焦慮。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6月初發表長文《瀕危的亞洲世紀：美中對抗的危害》中所憂慮的，美中兩國的緊張關係引發了有關亞洲未來和新興國際秩序形態的深刻問題。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尤其感到擔憂，因為它們處於各個大國利益的交匯點上，必須避免被夾在中間或被迫做出令人不快的選擇。

“中國融入世界不是憑著一顆誠心就可以的，擋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這堵牆太厚重了。”傅瑩在擔任中國駐英國大使時曾撰文如此感慨。正是這堵厚重的牆，就算中國領導人將“人類命運共同體”掛在嘴邊，並身體力行展示中國的誠心，世界似乎並不買賬。這次疫情期間，雖然中國竭盡所能幫助世界各國抗疫，仍無法阻擋來自四麵八方的中國責任論、要求中國賠償等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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