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運人士筆下的李登輝1》日本情結和武士道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先生今天走完98年岁的輝煌人生歷程榮歸天國。人生在世，造福國民，有功有德，瀟灑如意。或彭祖八百，或蜉蝣天地，何時乘風歸去，皆造物主所賜，非人力所及。李登輝先生高壽，享年近百歲，為臺灣、為自己功成名就，無憾人間。感佩李登輝先生的機緣巧合，幸運榮登政治最高位，改變了自己，也改變了臺灣的走向。筆者十余年前有幸在李登輝先生外雙溪家中一晤傾談，此情此景歷歷在目，仿佛就在昨日。特將封塵十余年的感受和感悟重新回放，懷崇敬之心送李登輝先生遠行。

2009年12月初籍臺灣縣市選舉觀摩之機，經尊者達賴喇嘛侄媳周美里女士引見拜會了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先生。李登輝先生先問了中國海外民運目前的處境，尚有多少人參與。筆者回答，不可與89年到93年那段時期的狀況同日而語，組織雕零，各組織內部成員稀少，寥若晨星。當代中國民運首先是缺乏有雄心、有胸襟、有遠見的領袖人物；其次是民運組織彈盡糧絕資源全無；最關鍵的是主導世界文明走向的美國不出產政治家，白宮政客眼里只有中共，中國民運被無情地拋棄。只剩下少之又少的民運人士在無力地、勉強地維持著若有若無的中國當代民運。三言兩語，將中國民運之困境和盤托出。

李先生雖已八十有七，卻精神飽滿，侃侃而談，思路清晰，談鋒也健。第一次見面，先生的爽朗與熱情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先生大致地敘述了他的一生，從他的早年教育、青年求索、仕途之路、總統生涯、宗教情懷、內心世界和對臺灣未來的憂慮，比較詳盡地娓娓道來。

寓言故事盲人摸象耳熟能詳，我覺得人就永遠處在盲人摸象的狀態中。通過拜會李登輝，傾聽李登輝內心的真實表白和流露，閱讀李登輝本人的著作，閱讀他人對李登輝的描述，他人對李登輝內心世界的發掘。對照筆者對李登輝的認識和體會，再一次認識到了盲人摸象的遺憾和無奈。筆者還無法全部理解和洞悉孕育在李登輝身上的精華，由於能力才具有限，我無法把自己所感悟的全部地表達清楚，這是造物主的決定，凡人無法超越和抗拒。但是還屬慶幸，尚有機會盲人摸象，謹以自己的能力所及將所摸到的部分貢獻與人分享。

日本情結和武士道

李登輝1923年1月出生於日治時期的臺灣臺北縣三芝鄉，當時已經甲午戰爭清國戰敗割讓臺灣與日本28年以後，處在臺灣日治時期的第二階段同化時期。用李登輝自己的話說，“此時的臺灣社會已經相當程度地與日本融合，我出生的時候很自然地成為日本人的壹份子”。由於出生在臺灣的一個小康之家，李登輝有機會接受完整的日式教育，受到代表日本精神的智育和德育熏陶。對李登輝未來人生產生深遠影響的是新渡戶稻造和他的“武士道”一書。李登輝喜讀書，家父李金龍會不計代價地給與滿足，母親對小登輝也是溺愛有加。不過少年李登輝頗有自省能力，在優渥的生活環境下清醒了過來，出現了自我修養與成長的企圖，重視自己的人格修養。中學住校時候主動承擔打掃廁所的活，籍此自我奉獻，培養刻苦耐勞的精神。那個時期的“獨立”生活練就了李登輝對“人與人關系”產生敏銳、深刻的自覺與體會。筆者推測這也為李登輝五十年以後主政臺灣12年期間巧妙處理國際關系、精確處理兩岸關系、主導臺灣朝野良性互動、規避黨內派系摩擦提供了早期的鍛煉吧。

用李登輝的話來說：“我本人既然在日本教育系統下成長，自然深受其價值觀影響。我的思想與知識基礎，完完全全來自戰前日本的優良教育，這是毋庸置疑的。”少年李登輝喜歡思考，經常在想死亡是什麽等大問題，也迷上禪學，很喜歡打坐，廣泛接觸東方和西洋的文學和哲學。對李登輝未來心歷路程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鈴木大拙的《禪與日本文化》和新渡戶稻造和他的《武士道》。李登輝選擇農業經濟學，主要是受新渡戶稻造的哲學理念與人格的影響，認為這是一條奉獻自我實現人格的最佳途徑。

李登輝為了自我修煉，總是不斷地做痛苦思索、反省和閱讀，並且付諸行動，認真坐禪。用李登輝自己的話說：青少年的生活可以是其一生觀念與想法的根基，而這些人生觀與思想的形成，和一出生就浸潤其中、深受其影響的日本文化之根本精神武士道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十幾歲的李登輝已經決定，必須重視實踐，必須徹底克服自己，自我訓練，從體驗痛苦之中自我克服、自我超越，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成長。在李登輝看來，《武士道》這本書具有非常不可思議的感染力，能讓深入閱讀的人脫胎換骨，精神徹底洗滌一番。在李登輝任臺灣總統十二年期間，新渡戶精神就是他的政治哲學之根本，是支持他大力改革的最主要精神後盾。

“義勇仁忠誠”，彼此有不即不離的關系，這幾種德性渾然一體，構成武士道的精神根幹。經過細心閱讀李登輝所著的[武士道解題 –做人的根本] 一書，筆者感覺武士道的精髓相通於中國文化與傳統，武士道的“義勇仁忠誠”具有中國古時候的“仁義禮智信”的深刻痕跡。武士道與中國文化傳統的不同之處，不是內容的不同，而是表現在日本人對武士道的實踐與中國人對傳統的認識和實踐有巨大的不同。根本在於日本人能夠躬身實行，而中國人往往是坐而論道者多，起而行道者少。這也許構成中日兩個民族經過千年演變以後巨大落差的原因吧。中日兩個民族之間的巨大落差的另一個原因也許是與地理位置和環境有關。日本太平洋西岸島國，一直到1854年美國海軍中校佩裏首次強行打開日本國門以前，從漢唐以降接受中國文化熏陶影響而形成的日本文化卻長期不受外族入侵和破壞，其武士道精神得以自然形成、發展，而且在日本國民中蔚然成風。反觀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為鄰，國土不斷的遭受入侵，中原文化不斷的遭受破壞，中原百姓不斷的遭受塗炭。原本的中國古時候優秀文化傳承和精神被一次又一次的外族入侵而受到嚴重的破壞，到了近代在

延殘喘的漢民族的心目中早已是面目皆非了。誠然，這是筆者的一個假設，是否成立有待進一步考證。

日本武士道其淵源，脫不了中原的“義”。謙信—信玄的關系，相當於孔明—公謹，羊牯—陸抗。源義家義釋安倍貞任可在華容道關羽放走曹操得到印證。盡管三國演義非完全真實，畢竟表達了漢民族古時候的道義觀念，只是今人不再遵循。唐代詩人感嘆過：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李登輝在書中描述了可比松王丸獻親子救護恩師菅元道真後人的感人故事。那麽中國戰國時期公孫杵臼、程嬰舍生救趙氏遺孤事跡可以與之對應 。忠孝難兩全，這不僅在日本的武士道中如此，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更是如此。這個故事表明日本人在忠孝面前，選擇了忠而放棄了孝。那在中國基本上都是為了忠君而忍痛割舍孝義，為“孝”而棄“忠” 一個典範是蜀漢舊臣李密，他的《陳情表》有理有節地婉拒了以“孝”治天下的晉武帝司馬炎延請入朝為官、急於星火的切峻詔書。李登輝對武士道所倡導的忠義，轉而詮譯成“天下為公”，以此鼓勵和培養臺灣民眾的“奉公”觀念與情操。

李登輝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文化的浸潤，以後從政也常以日本文化中的精髓支撐自己的政治行為和準則的參照。這是否是一種感情的歸依？日本人誠然有令人欽佩之處，我的兩次日本短暫的造訪，得確使我內心中對日本人原有的定見消除不少。中國人與日本人是不同，不同在何處？我的體悟是日本人能夠躬身實踐，也就是王陽明的知行合壹。而中國人往往是擅於坐而論道，不能夠起而行道。也就是說歸說，做歸做。李登輝因為深受日本文化影響，在他的總統任內，就能夠一掃漢人的舊習，躬身實踐，起而行道。

臺灣人，特別是從日治時代一路活過來的老臺灣人，至今之所以對日本那麽尊敬，主要就是受這種“重義”、“誠信”、以及率先垂範、實踐躬行的“武士道”精神感化所致。但是筆者的不解之處是，臺灣由於清國戰敗割讓給了日本，通過日本50年的治理和教化，能夠出現像李登輝那樣對日治如此緬懷的一大批臺灣人。同樣是在臺灣被割讓日本以後不久被完全並吞的朝鮮半島上的朝鮮人，卻對從1910年到1945年間日治時期沒有同樣的情懷，這是為何？筆者還沒有找到答案。

作者/秦晉，民主中國陣線主席、澳洲雪梨大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