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驱逐”的孩子:北京关闭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组图)
北京——来自中国农村的卡车司机丁飞（音）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农民工社区里找到了一所学校后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七岁的女儿可以在这所学校里茁壮成长。他以为，儿女终于能学习认字、写字了，也许还会像孩她妈希望的那样，有可能当医生或护士。
然而，政府进行了干预。在上个月的一个寒冷日子里，北京官员告诉家长和老师，这所学校不安全，而且是非法办学。在几小时里，这所为来自农村地区的200多名学生服务的学校被关闭了，还被标上了“拆”字。
北京正在展开一次最近历史上最激烈的驱逐农民工行动，政府已将成千上万的人赶出了住所，把整个社区夷为平地，场景让人想起战争的破坏。维权人士说，驱逐行动也在越来越多地针对几十所为农民工家庭服务的自发性学校，在那里上学的孩子们已经生活在社会的边缘。
这些学校处于教育的一个灰色地带，它们通常没有执照，学校里的老师与上他们课的学生所在的家庭一样，没有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官方许可。教育工作者说，今年已有十多所这种学校被关闭或拆除，学校通常只在几天前才得到通知，这已让多达1.5万名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些孩子中的很多人还不到12岁。
这种行动，让农民工希望过更美好生活的梦想，与执政的共产党有秩序的死板社会的专制愿景，发生了碰撞。
“我的中国梦是让我的家人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而不用担心我的孩子是否有学上，”丁飞说，他的家人在过去一个月里已经两次被赶出家门。“政府根本不想让我们在这里再呆下去。”
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贫困农村地区的人进城打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面临日益沉重的负担，中国各地的城市都开展了类似的行动。为了将农民工赶走，中国的城市大都不让他们享受诸如社保医疗和公立学校这样的福利。
但是，农民工为了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仍不断涌入城市，通常是带着家人一起来。他们的孩子不得不去上私人经营的便宜学校，这些学校可能常会受到教学质量差、资金不足，以及设施陈旧的妨碍。学校的老师通常没有正式的资质，也很少使用标准化的教学大纲。
中国城市中有2亿多外来人口，其中包括约3800万儿童，专家说，这些儿童在得到良好的教育上面临巨大的障碍。
在北京，一个由100多家民营的农民工学校组成的庞大网络为几十万名学生提供服务，而这些学校往往是农民工子女的唯一选择。（政府不公布有关的具体数字。）
北京市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关闭了数十所农民工学校。但是，这次行动是人们最近记忆中最严厉的一次，这次行动不仅针对临时性的学校，也针对已享有声誉的学校。
上个月底，三十多名保安人员出现在北京北郊的英博幼儿园门外，强迫学生和老师离开校园。据工作人员说，政府称该幼儿园非法经营。消防员们一间接一间地封闭了教室。
校园被封之后，这家幼儿园搬到北京的另一个地方运行，但幼儿园的教育工作者表示，许多家庭已返回自己的老家，或彻底让他们的孩子从幼儿园退学。
“政府从未向我们做过任何解释，”英博创始人王海（音）说。
倡导农民工权益的人说，关闭这些学校是一个致命打击，可能会在中国经济向高技术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把一个社会层次整体地甩在后面。
“这基本上是在毁掉整整一代儿童，”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研究中国城乡差别的教授陈金永(Kam Wing Chan)说。
关闭学校可能也会加大积累已久的不满情绪。北京目前的近2200万居民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是农民工，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表示愤怒。倡导农民工权益的人说，农民工的孩子们将在一个本质上的隔离社会长大。
“这些孩子们可能会发现，他们只能找到那些与自己父母被迫从事的工作相同的低工资、不安全、通常有危险的工作，”总部设在香港的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的发言人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说。“这只会加深他们的愤恨和被社会排斥的感觉。”
北京南边的石景山黄庄学校已被勒令在下个月停课，这里的家长和老师们为了让学校继续办下去，采取了一种罕见做法，他们发表了一封谴责该决定的公开信。这所2005年开办的学校现有1500多名学生。
“教育应该是公平和平等的，”滕春兰（音）说，她六岁的儿子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我们这些农民工违反了哪条法律？”
该校语文老师盛英（音）说，被驱逐的威胁让工作人员和学生感到痛苦不堪。她说，一辆推土机在上课的时候出现在学校外面，只是在学校保安人员将其挡住之后，才掉头开走。她说，许多工作人员当时都哭了。
盛英说，政府应该为保障农民工子女的福祉做更多的事情，尤其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10月召开的中共重要会议上承诺，更多地关注农村学生的困境之后。
“太残酷了，”盛英说。“孩子们看到周围的东西都在被拆毁。我们不得不让他们放下心来，告诉他们我们的学校能继续下去。”
该校二年级的学生李红波（音）担心，自己将不得不返回老家，因为他的父母已经失业，正面临被驱逐的困境。“我会想念这里的朋友，”他说。
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名为“户口”的中国户籍制度，毛泽东时代起实行的户口制度，一直是一个管理人口流动的手段。这个制度让来自农村的人很难把自己的合法居住地变为城市，即使他们在城里生活、工作。他们的孩子即使在城市出生，也保留着父母原来的农村户口。
许多农民工家庭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他们不愿意把孩子送回缺乏现代教育和医疗设施的农村地区。
北京大学研究人员宋英全（音）发现，返回老家的农民工子女，与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相比，有更高的患抑郁症、受虐待和辍学的风险。
“把农民工这样赶走是不对的，”宋英全说。“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在城市里追寻自己的梦想，不管他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由于担心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共一直试图限制外界对大城市驱赶农民工做法的批评。地方官员为他们的做法辩护，说那是提高安全措施和淘汰低档学校的一种方法。
已经有迹象表明有组织抵制这种行动的努力。在北方省份陕西，数百名家长最近抗议了一项让农民工子女入学变得更难的新规定。
在南部城市福州的湛北（音）小学，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指责政府虐待儿童，因为政府为了迫使学校关门，停掉了热水和电力供应。
“这是一种犯罪行为，”校长许济源（音）在电话中说。“我们这里的是活生生的小生命。你切断了他们的水电供应，你想让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们长大后会怎么看这个国家？”
丁家人——包括9岁的妙可（音）、7岁的姗姗（音），和3岁的天宇（音）——现在住在北京南郊的一个被推土机清空的社区里。他们睡在一间拥挤的屋子里，每月租金1500元，没有暖气，只有断断续续的供电。
姗姗说，学校被拆后，自己呆在家很无聊，她想念她的朋友。她已三次被迫重上幼儿园大班。现在她整天看卡通片，还养了一只玩宠乌龟。
今年秋天，这个家庭又遭受了一次打击，他们得知石景山黄庄学校可能也要关门。妙可是那里的二年级学生。
丁飞外出工作时，孩子的母亲方娟（音）在家照料孩子，她现在生活在恐怖之中，深怕看到以“拆”字形式出现的又一个驱逐通知。被指定要拆除的建筑物外都涂上“拆”字。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特别高兴，”她说。“现在我担心，我要被赶回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