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莉亞
1月30日，中共北京市十五屆人大一次會議確認新一屆政府班子，王小洪不再擔任北京市副市長職務。早前港媒披露，王小洪已經擔任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簡稱國安辦）常務副主任，因王小洪是習近平的親信，傳習近平女兒小時候經常住在王家。而國安委職能覆蓋公安、司法、國安、武警、外交等多部門，實權很大。國安委又是習近平“小組治國”的重要環節，因此王小洪此次的人事變動引發關注。不過他赴國安委任職的消息中共官方尚未證實。
截至阿波羅發稿前，北京市政府網站已將王小洪的簡歷撤下，但北京市公安局官網仍未更新，顯示王小洪為公安部副部長、北京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
本月初，香港《星島日報》報導指，由於王小洪已擔任 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國安辦副主任，不適宜再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長職務。中共公安部網路安全保衛局局長劉新雲已獲提名擔任北京市公安局長。
上述消息可能未必成真。山西省在1月22日的人事會議上宣布，劉新雲任山西省副省長、省公安廳廳長。
《星島日報》早在去年5月就曾報導，王小洪已晉陞為國安委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接替蔡奇。
深受習近平信任 習明澤曾住在王小洪家
1957年出生的王小洪是習近平的舊部，早在九十年代中習近平在福建任地方官時，就與王小洪相識，習近平任福州市委書記時，王就是福州市公安局長，負責習近平的安全保衛。
據《多維》引述未經證實的消息稱，王小洪當時住在習近平樓下，習近平出差期間經常將女兒習明澤寄住在王小洪家。或許正是由於這一段經歷，其深得習近平信任。
2013年8月從廈門市副市長兼市公安局長任上，王小洪接替秦玉海擔任河南省公安廳廳長。因查封“鄭州皇家一號”夜總會，轟動一時。而“皇家一號”案，牽涉包括秦玉海等公安高層在內的河南省公安系統集體貪腐案。
2014年12月王小洪以河南省副省長身份進入副部級門檻，至2017年5月被提拔為正部級，間隔不滿3年，可謂火箭提升。中共十九大後，王小洪更是直升中共中央委員。
王小洪任京畿要職 曾是公安部長“最佳人選”
王小洪是中共政法系統內習近平人馬中職務及實權最高的。香港《東方日報》評論文章指，據說，習近平有意提名王小洪接任公安部部長，但遭到公安系統高層反彈，不得已之下，習近平將王調任國安委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晉陞為正部級，在十九大上亦將其提名為中央委員。
正是因為這層關係，王小洪在政法系統將愈來愈吃重，甚至不排除未來政法系統大改革、大調整中，王將出任更重要職務，畢竟他比趙克志、郭聲琨更年輕，與習近平關係也更近。
習近平心腹直通天地線 習打出特殊短期牌
王小洪卸任北京副市長前，同時擔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政法委副書記等職，這令其成為羅瑞卿之後，權勢最大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
時事評論員崔士方分析，王小洪這一“習近平（國安委主席）-國安委-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直通天地線的特別安排，對習在十九大的“清江”動作，起到了重要的固盤作用。
王小洪同時兼任多個重頭職務，其實是習近平打的一張短期牌，後來將其職務撤銷兩個，只是遲早的問題。這張特殊短期牌的出現，也從側面反映出，十九大前習江陣營之間是如何的台前握手、台後劍拔弩張。
北京市公安局局長不同於其他省市的公安廳局，因位處京師要地，地位特別吃重。這個位置的權力頂峰出現在中共建政之初，當時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羅瑞卿同時兼任公安部部長、公安軍司令兼政委。因為其管控範圍實際覆蓋全國，所以其權勢遠比清朝的“九門提督”大。
中共治下，當權者要把中央警衛局、北京市公安局、武警北京總隊、北京衛戍區、中部戰區（北京軍區）統統都掌控在自己手中，才有一定的安全感。從表面看，這是高層激烈權斗帶來的不安全感，但是即便高層相安無事，每到敏感日子，這些強力部門也無一不是緊張兮兮。這說明，背後還有一層官民之間高度對立帶來的不安全感。顯然，就算在權斗中獲勝，能否避免隨著中共這艘小船被人民的汪洋大海傾覆，是現當權者將面對的更大一個議題。
從國安委看習近平如何收權
中共國安委是習近平於2013年11月12日宣布設立。習近平任主席，時任中辦主任栗戰書兼任國安委辦公室主任。已晉陞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栗戰書預計在出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後，也會擔任國安委副主席，現任中辦主任丁薛祥將兼任國安辦主任。
而主持常務工作的國安辦副主任，被認為是該部門的實際負責人。自2016年10月蔡奇調任北京後，這一職務空缺一直未獲得官方披露。
維基百科顯示， 國安委“不是國家機構”，也“不是政府部門”，但作為中共黨內領導機關將把對外的國家安全和對內的國家安全結合在一起進行統一政治領導：公安、武警、司法、國安、中共軍隊總參二部三部、總政聯絡部、外宣辦、外交部等全部揉並在一起。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成為總管領導軍隊、公安、外交、情報領域的強力機構。
阿波羅網此前的報導提及，國安委的成立也是習近平“小組治國”的一部分，目的是從江派手中奪取國安權力。
此前，國安長期在政法委控制之下。在江澤民執政時期，江安排親信羅干、周永康執掌中共政法委系統，並極力擴大政法委的權力，直到成為中共第二權力中央，達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當政時期，權力達到了頂峰。以至於其離開中共政治權力中心後，退而不休，“垂簾聽政”，導致接班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面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尷尬局面。習近平上台後，在打虎清洗官場中，一方面打擊江派勢力，一方面提拔自己人，同時用“小組治國”的方式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
旅美經濟學者何清漣在《美國之音》撰文指出，〝小組〞政治在中共內部有悠久傳統，以各種名目建立起來的〝領導小組〞，不但是中共推進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內部事權整合的重要手段。而以習近平主導成立各種小組的密度，以及親任組長之多來看，遠超歷屆中共最高領導，而且習式〝小組〞的活動的方式也從過去的神秘隱身走向公開。
文章分析稱：〝習近平成立各種‘小組’並親任組長，並非完全對小組情有獨鍾，實乃時也勢也，不得不如此為之。〞
何清漣認為，薄熙來試圖挑戰中共高層內定接班人規則的威脅，與胡錦濤第二任期內〝多龍治水〞的政治格局所帶來的〝主弱臣欺〞的弊端，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權力坐大，周永康把持政法委統帥下的國安、武警與警界尾大不掉，凡此種種現象都給習近平帶來強烈危機感，促使習選擇重樹領導人個人權威的策略。
文章寫道：〝可以說，小組的密集成立並親任小組長，只是出自危機感與不放心，與外界期盼的‘政治體制改革’並無關係。〞
何清漣認為，中國（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傳統是崇拜強人政治，而這種個人專斷型的政治弱點是〝領導者個人能力與見識決定了其施政高度〞。
外界對“小組治國”的看法褒貶不一。泰國《世界日報》曾發表署名評論文章表示，‘小組治國’弊端顯而易見。正如有識之士指出，眾多疊床架屋的‘領導小組’以黨的組織名義存在，勢必干擾常規政府部門履職；或說，正因為常規政府部門喪失管理能力，才須成立這麼多‘領導小組’。同時，中共的‘領導小組’權責不明，不受法律監督，可能成為強化人治、毋須法律作依據的大怪獸，與中共欲推動的國家治理結構和治理能力以及法治化、現代化潮流背道而馳。〞
來源：阿波羅網吳莉亞綜合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