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認為，抗美援朝係中共建政以來的最大錯誤。中國參與朝鮮戰爭，本身就係錯誤。更大的錯誤在於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澤東對建政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判斷失誤，認定階級矛盾係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國內開展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打擊、消滅各種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思想，直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中共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
近日讀到姚監復一篇文章:“建國以來最大錯誤係抗美援朝”，其中寫道：
為中國改革、特別係農村改革做出重要貢獻的杜潤生老人，在“六四”以後，對他的人生經歷和黨內鬥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九十年代有一天，杜潤生突然考我：“你講，建國以來的最大錯誤係咩？”我答道：“係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係黨中央決議中定的浩劫？”杜潤生搖搖頭後深沉地講：“最大錯誤係抗美援朝。”
杜老不僅認為中國參與朝鮮戰爭，本身就係錯誤。更大的錯誤在於朝鮮戰爭造成了毛澤東對建國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判斷失誤。對於咩係國內的主要矛盾，有一種睇法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應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要務。另一種睇法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應以階級鬥爭為綱，消滅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由於朝鮮戰爭爆發，本來對兩種主要矛盾的不同睇法持調和並列的二元論的毛澤東，逐步改變了模糊不定的觀點，認定階級矛盾係國內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國內開展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打擊、消滅各種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思想，直到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因此，杜老認為，抗美援朝係中共建政以來的最大錯誤。
在決定係否參與朝鮮戰爭時，中共領導層有過激烈爭論，除了毛澤東、彭德懷以外，總理和各位副總理、九位元帥及其他政治局委員，都不贊成出兵渡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林彪、粟裕兩位戰將都以有病為由婉辭帥印。事後看來，不出兵的意見係正確的。連毛澤東本人在1957年也認為，中國捲入朝戰，絕對錯了。
1957年7月5日，毛澤東在杭州接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米高揚，談到朝鮮戰爭時，毛澤東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對中國刻意隱瞞發動戰爭的時機及作戰計劃，最後，中國卻被牽連進戰爭，這係錯了，絕對錯了(薛理泰、趙剛：《中國國家安全的罩門——談朝鮮半島局勢之走向》，《領導者》總第37期，2010.12，第11頁）。
王明在《中共50年》一書中，回憶了1952年11月10日參加蘇共十九大的劉少奇談及毛澤東後悔不掌握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對華戰略方針而出兵朝鮮事。毛連聲問道：“我們出兵對嗎？”“我們為咩出兵抗美援朝？”劉少奇講：“當美、英部隊已在仁川登陸，北朝鮮形勢危急。毛主席怎麼也不能決定派中國人民志願軍去抗美援朝。政治局兩個星期日間黑夜討論也未能做出決定。毛主席講：‘只要我們一出兵，中美傳統友誼就完了！邊個知道咩時候才能恢復友誼？此外，我們設想一下，出兵後，不能擊退美軍又點算？’一句話，他怎麼也不能作出決定。只係在美軍佔領新義州之後，美軍和中國僅有鴨綠江橋一橋之隔的情況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決定。他講：‘現在我們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們的部隊馬上出國，我們還能指望獲得光榮和有利條件，就係戰鬥只在朝鮮領土上而不在中國領土上進行。如果等到美軍渡江過來，然後我們再參戰，那就會即丟掉了光榮，又失去了有利條件。’當毛主席知道杜魯門不許麥克亞瑟集中轟炸瀋陽到滿洲里沿線全部地區，而我們的部隊已經出動時，毛澤東懊喪地講：‘我們出兵對嗎？’後來，當麥克亞瑟打算把戰火擴大到東北，投下最後賭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絕擔任遠東司令）時，杜魯門撤掉了麥克亞瑟，毛主席十分苦惱，並且講了：‘假如，我們事先知道事物係如此多變，知道美國真不願和我國打戰，那我們為咩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壞中美關係呢？唉，既然已經打起來了，那就考慮儘快地結束此事吧！只有結束戰爭，我們才能尋求逐步恢復中美友誼的途徑。’”（《中共50年》，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201頁）。
我本人在1980年初期會見過美國馬里蘭大學政治系薛君度教授，他當時就講過，他看過美國內部資料，在1950年杜魯門有一個對台灣的處理方案，在大陸解放軍進攻台灣時，美軍第七艦隊不會支持國民黨軍隊，反而會將蔣介石送到菲律賓去流亡。接着，美國將同大陸建交，企圖拉攏中國對抗蘇聯這個最危險的敵人。美國研究中國的啲學者認為，毛澤東係民族主義者，係大鐵托，不會像東歐領導人俯首貼耳地聽命於蘇聯斯大林。薛君度嘆道：“你們共產黨缺乏戰略情報，判斷失誤，才決定抗美援朝。”不先解放台灣，而出兵朝鮮，結果台灣問題直到今天仍未解決，確系最大錯誤。
所以，朝鮮戰爭最終取得停戰協議的平局，雖然提高了國威和民族自信心，但係，付出了犧牲近百萬人命、延遲了建設和開放、人力、物力、財力巨大損失和遺留了台灣難題的沉重代價，這係一場得不償失的戰爭。正如毛澤東總結的這係一個建國以來“絕對錯了”的極大錯誤（以上有刪節）。
佚史氏曰：各位同學，若修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一個大問題，就係“新民主主義”，暨新民主主義的“實施”和“放棄”。而其中不能繞開的第一個問題，就係“朝鮮戰爭”。其影響可謂極為重大。
沒錯，對有關問題，我們曾在杜老領銜的研究小組中討論過（參見《評講發展組》；我還在未“交代”的某戰略研究所跟同學一起學習討論，包括拿出幾周時間給大家準備），現將其結論簡述如下：（在一定的前提和時代背景下）朝鮮戰爭造成了幾點重大的後果，即把發展軍工和準備打仗作為一個主要目標（所謂第一個五年計劃其實唔係重工業而係軍事工業優先）；完全斷絕與美國的關係，而更靠近蘇聯；不再可能有較大的來自國際的物資的和資金的援助，從而放慢步伐以致改變發展模式；同時也放棄了在農業改造上學習東歐經驗的可能（有關部門曾研究東歐經驗，如所周知，東歐各國都沒有“全盤集體化”，有的比例還很低，就唔好講南斯拉夫了）。這，自然要延及內政。
不過應該講清，並不能講如果沒有朝鮮戰爭，沒有經濟封鎖，當時的中國就可以“改革開放”了。甚至就可以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了（我在廿余年前即聽到此一講法），這係那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心結和理想目標，讓他們（比如劉少奇等人）輕易放棄，不試一試，係不可能的。也有人把這稱之為“歷史的選擇”，我則稱之為“在劫難逃”。中國人必要過此一關。
姚監復的文章談及抗美援朝的人員損失接近百萬，對這個數字，可能很多人不會同意。我則在小時候就聽講（大概係五十年之前了）：光共產黨員就死了卅萬！前兩年中共總理溫家寶曾赴朝鮮志願軍烈士陵園，電視報道中講到一個很高的數字，各位可去查一查。
薛氏所言，亦不無可議。如沒有美國第七艦隊隔開兩岸，係否能一舉攻克台灣，經金門一戰，即不可斷言。
中共之“誤”，恐怕也不在“料敵”，而在於“知己”，此就事實上言，從事理上，亦未有手電棒照人，專挑客觀原因者，如同一力譴責“戰爭”，而放過“革命”，若係如此，還要“檢討”作甚？
還有一個“不能小看”的林彪，記得舊年有一個報道，講他其實係主張出兵的，但屯兵於朝鮮北部山區，相機而動，並不一定要打。這些，都係很有意思的。
其間，許多人、事被斯大林玩弄於股掌之上（包括打台灣），就不講他了。
我認識一位很聰明的老外，他曾讀了有關的所有蘇聯檔案，講：沒看出斯大林怎麼“慫恿”別人啊？我只好回答，所以講斯大林“高”啊！
各位，我始終講，“當代史”最難，而且也係對其史才、史識的一大檢驗，你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