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佈雷的共諜女兒。(網絡圖片)
五十五年前的我，是個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誓把青春、年華、以至生命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那一代的我們，最崇拜的英雄人物是保爾.柯察金，不少的人都在自己日記本上寫有這段座佑銘：“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不應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臨終時能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人類最壯麗的解放事業—共產主義社會。”而我還數次申請赴朝作戰，學習黃繼光用胸膛堵機槍，所幸未被批准。
沒想到獻出的全部青春、精力的我，卻換來二十三年監獄，一個終身鐵定的“改正右派”。而我們的前輩，三十、四十年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民主鬥士們，人生信念又是“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例子不甚枚舉，僅四川就有楊閶公、車耀先、羅世文、江竹均、丁佑君等。如果我當年有此機會，也定是個烈士，中國老右隊伍中便少了個鐵流。
但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扛起地獄閘門的人，竟成為地獄裡面的怨鬼。蔣介石先生文膽陳佈雷的愛女陳璉和女婿袁永熙（全國著名的學運領袖），其命運和遭遇比我更慘。我不禁頜首沉思：這是為什麼？答案只有一個，毛澤東所推行倡導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是中華民族一場空前絕後的災難，是一場毀滅人類良知與人性的浩劫！我在毀滅中覺悟，我在邪惡中清醒，而一些被絞殺的生靈卻至死不悟，直到今天還迷信毛共那一套騙人的鬼話，不敢站出來揭露它的罪惡，真是國之不幸，民族之不幸啊！
我們的前輩陳璉就是這麼樣一個人，直到丈夫被打成右還相信共產黨，自已成了被懷疑是“叛徒”，還無限忠於毛澤東，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陳佈雷的共諜女兒文革自殺細節
陳璉是陳布雷最鍾愛的女兒，1919年生於慈溪老家。她出生時，母親楊氏因失血過多而去世，外婆給她起了個名字：憐兒。陳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時，女兒違背了父親的旨意，自作主張考進了杭州高等學堂。1937年“七七”事變后，她投身宣傳抗日的熱潮中；1939年7月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大，行前到父親的辦公室辭別，父女之間作了一次長談。“憐兒，阿爸給你取個學名怎樣？取‘憐’的諧音‘璉’，‘璉’，古之祭器。希望你永遠不要忘記為你而死去的母親。”
她點頭接受了這個名字，然而她的心已獻給了“中華民族的解決事業”！陳璉認為中國要民主自由富強，只能推翻黑暗、專橫、腐朽、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實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所倡導的共產主義社會。女兒決心已下，父親無能為力，聯想憐兒平時一向激進，西南聯大又是是非之地，陳布雷實在不願愛女到昆明。最後，他以懇切的語氣告訴女兒：“憐兒，青年人要求進步，我做父親的不能阻擋。希望你能照顧我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公開同你父親樹起對立的旗幟。”這勸阻無異於對牛彈琴，革命就是打倒一切，暴力從無親情。但陳璉沒有想到的是，她所追求的這個“偉大的共產主義信念”，不僅埋葬了父母，最後也埋葬了自已的幸福的家庭和生命！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國共合作幾乎破裂。軍統特務頭目康澤親自跑到聯大恐嚇、搜捕共產黨員。在地下黨負責人袁永熙的安排下，陳璉密撤離昆明，行前給姐姐陳秀寄了一封告別信：“時代既然決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間來排演悲劇，我是無法拒絕的。我只有希望你儘可能地為我彌補我走之後給家裡留下的難以彌補的大窟窿。父親那裡特別需要你的安慰……讓一切愛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讓我而傷害了任何人。細姊，再會了，我去的地方很遠，我們也許永遠也見不着了，不要為我煩憂……相信你的憐妹，不是隨便給自己選擇路的。這道路誠然會很艱辛的，但是為著祖國的自由，我沒有別的話說。”
這封“告別信”給全家帶來極大恐慌，兄弟姐妹亂作一團。陳布雷認為女兒一定是去了延安，他找來自己的秘書、五妹夫翁祖望商量辦法，一方面在重慶、昆明的報紙上刊登：“憐兒：見字即盼返家。父示”的尋人啟事；另一方面請翁祖望的兒子翁澤永（郭沫若的秘書）委請共產黨幫助打聽下落。翁澤永是郭沫若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曾替周恩來傳話給陳布雷：你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你的筆不要只為一人服務，要為全中國四萬萬人民服務。翁澤永把陳布雷因女兒“失蹤”而神不守舍、失魂落魄的情形通過郭沫若轉告周恩來，周恩來立即指示：“如果陳璉進入了八路軍或新四軍駐區，我們一定能查到。請布雷先生不要擔心。”
十多天後，八路軍、新四軍複電，陳璉沒有去過。陳布雷十分感激周恩來的“坦誠相助”。冬去春來，“失蹤”一年後的陳璉，突然出現在重慶街頭，給煎熬中的陳布雷以驚喜。1942年初，和陳璉一起避居鄉間的袁永熙到八路軍辦事處請示工作，辦事處負責人親自過問陳璉的下落，他們認為陳璉有陳佈雷的身份作掩護，更便於隱蔽，於是派人找到陳璉，並送到重慶開展地下工作。陳璉服從組織的安排，很快進入中央大學歷史系讀書，一直到抗戰結束。1946年秋，陳璉要求去北平教書，陳布雷在猶豫一段時間后同意了。陳璉到北平的時候，國共合作已經破裂，內戰全面爆發。陳璉立即投身到地下鬥爭中去，當年在西南聯大的袁永熙這時也在北平，他們相愛已久。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陳璉因“革命事業”的需要，經組織授意在北平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國民黨達官貴人、軍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其太太、小姐們應邀而至，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先生證婚。陳布雷沒有參加女兒的婚禮，因為蔣介石把他“拴”在身邊，須臾不得離開，這樣他只好把女兒的婚禮委託擔任《申報》總編的六弟陳訓，讓他全權代表操辦具體事宜。
遠在南京的陳布雷對女兒的婚姻十分關切，甚至注意到未來女婿的思想言行，一切有所懷疑的地方都曾倍加詳查。他給北平市副市長張伯瑾寫信，請其代為詳查袁永熙其人。張伯瑾密報袁永熙是人品才學俱佳，思想有些左傾，陳布雷還是接納了這位未曾謀面的女婿。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陳佈雷的女兒”這塊招牌為他們開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護。但在一次無意之中，袁永熙的名片引起特務的懷疑，1947年9月24日，剛剛度過蜜月的新人雙雙進了牢房。於是，北平的特務把陳璉、袁永熙解赴南京，看他究竟如何發落。女兒、女婿以“共黨嫌疑”押赴南京，無異給一向標榜“效忠黨國”的陳布雷以公開的羞辱。他反覆權衡之後，給蔣介石寫了一封短信：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因“共黨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該當何罪，任憑發落，沒口無言。
其實蔣介石早就接到密報，也清楚陳璉只是“嫌疑”而已，況且對陳布雷這個跟隨自己20多年的文字侍臣很了解，他不會開口求人的。陳布雷表態的短信蔣介石必須對此案有個了結。在一次宴請北京大學校長鬍適之後，蔣告訴陳布雷：你女兒、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過，是“民青”，不是共產黨，你可以把他們領回去，要嚴加管教。於是，陳布雷開始為保釋女兒、女婿出獄積極活動。1948年1月底，陳璉出獄，來到南京湖南路陳布雷官邸。稍事休息后，她由舅父陪同回到慈溪老家。幾個月後，袁永熙也被保釋，翁婿的第一次見面竟是剛剛從監獄出來的時刻，這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尷尬。袁永熙在陳公館住了3天，陳布雷請來親朋好友為他接風洗塵。翁婿之間相處甚洽，陳布雷囑託女婿：“憐兒已經回慈溪老家了，你也到那邊鄉下去。我已是風燭殘年，自顧不暇，憐兒就託付給你了。國家多難，好自為之。”袁永熙珍愛陳璉，陳璉也珍愛丈夫，但暴力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從不珍愛它的兒子，為了所謂的革命需要，任何時候都可以用他們來祭旗，何在乎愛情家庭！毛共自來是個推完磨子殺驢吃的痞子集團。
半年以後，陳璉夫婦回到南京，陳璉到國立編譯館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託局南京分局當科長。遵照地下黨的安排，他們留在了陳佈雷的身邊。1948年11月12日遼瀋戰役后，陳布雷見國民黨奔潰以無法挽回，去意已決，電話召女婿到公館長談。袁永熙看到神情凄楚、滿頭白髮的岳父，心中不免生出幾分凄然：“您的頭髮太長了，該理髮了。”“好吧，找個理髮師來。”陳布雷接著說：“永熙，政治這個東西不好弄，你和憐兒千萬不要卷到這裡面去。我搞了大半輩子政治，一生的錯誤就是從政而不懂政治，以致無法自拔，於今悔之晚矣！”
次日早晨，油盡燈枯的陳布雷在極度的失望中飲葯自盡。父親的突然離去，在陳璉心中掀起巨瀾，她深深為父親感到惋惜。儘管她和父親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但殷殷父女之情怎能忘懷？11月15日是陳布雷大殮之日，上海地下黨派陳璉的表妹翁郁文（中共地下黨員，後來也受到批判鬥爭，所幸來死）專程到南京，帶來了組織上對陳璉的關心，並告之可以安排她秘密到“那邊兒”去工作。之後，陳璉和袁永熙匆匆前往上海，上海地下黨交通站站長喬石熱情接待了他們，為他們準備了去蘇北解放區的通行證，並祝願他們一路順風。再後去到“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也就是回到了夢寐以求多年嚮往的溫暖的革命“大家庭”，以為擁抱了陽光，得到了自由，歡呼呀激動呀，而不知回到了人世間最黑暗與專橫的奴隸主領地。
由於他們被捕而沒有死的原因，受到組織的懷疑審查，叛徒與變節的過失難逃其咎，袁永熙受到了開除黨籍的處分，她還好仍是“光榮的共產黨員”。袁開除黨籍后不久又因為需要又重新入黨，在共青團中央成立時，擔任了一個普通的職務學生部秘書主任、副部長。1952年新政伊始，中央青委書記蔣南翔調任請華大學校長，因蔣是“一二九”學運領袖，大概是惺惺惜惺惺吧，蔣提名他作黨委書記並獲批淮。自此，他一頭扎入工作，廣交知識分子的朋友，除星期日回家和妻兒團聚外，平時連家也不回，過上了一段“用彩色纓絡編織起來的日子”。可是1955年的機關“肅反”他又因那“被捕”一事再次受到審查，立馬從黨委書記降為黨委常委、校長助理。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1957年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她的夫君袁永熙不知是“引蛇出洞”誘餌，因不甘願做清華大學蔣南翔“一畝三分地”的家奴，仍堅持與生俱來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獨立性格，當然為毛共革命暴力所不容，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開除黨籍，職務一降七級，送到一個邊遠農場去勞改。
在革命與反革命的當風口上，為了“偉大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陳璉和許多右派分子的妻子一樣，在組織的幫助教育下，為了站穩“革命立場”，劃清界線，斷然與相親相愛十六年的丈夫袁永熙離了婚，帶着三個孩子獨處上海。她天真地認為，自此和右派老公就沒有關係了，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了；正如為了追求真理，與自已背叛了官僚父親陳佈雷，不就是光榮的布爾什維克了嗎？她不理解毛共的險惡毒辣，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殘忍專橫，相信紙面上的東西與那些巧言的許諾，總把未來設計得十分美妙。而不知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永遠建立在一個斗字上：“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斗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不鬥就不叫“共產主義社會”；不鬥，何以是無產階級專政？斗去斗來，斗到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孔不入的毛式暴力造反“英雄”，找到了當年蔣介石先生和夫人宋美齡去弔唁陳佈雷，與家屬合影的一張照片。在這張照先上看到了娟秀裊裊的陳璉，便認定她是叛徒，不然何以有此照片？此後，造反派又從陳璉繼母家中搜到陳布雷日記上一段話：“憐兒，不要再過問政治，好好學習業務，憑自已的本事，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在這些“鐵證”的面前，她有口難辯，有屈難伸，要麼招認，要麼挨斗。她怕斗，她怕打，她怕人格受到侮辱，只能用死的忠誠來表示自已是貨真價實的“共產主義戰土”。悲劇啊悲劇，中國的悲劇，一代爭自由要民主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正如中世紀的諫臣、烈女，不惜以死來表白自已對君王與丈夫的愚忠和清白。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潔衣服的陳璉，從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層樓上一躍而下，玉碎而死，血肉一團。
陳璉死了，但她忠於“共產主義的信念”沒有死，正如一個吸上海洛英而死於海洛英的亡魂，仍對海洛英懷着深深的戀倦與懷念，恨不得再吸它一口。她留下的絕筆書這樣寫道：“關於我被捕情況，我1949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實的。這一點將來你們總會明白的，然而我自已卻等不到那一天了……”
“將來明白”什麼？她，陳璉是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從來沒有背叛過；自已“等不到那一天了”，就是等不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表現出深深戀眷的情感。世界上哪有什麼共產主義社會？全都是暴力騙子們編造出來的騙人謊言，連馬克思也不相信的東西。
她的死，對於生活在今天這個早已沒有“共產主義”信念的時代來說，定會使不少人莫明奇妙，笑她傻瓜一個，笑她太不看重生命。而人們卻不知道，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全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屁股是腦袋的盲從。究其原因，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反歷史、反文明、反人道的海洛英毒品—建立一個沒有人剝人的美好社會，毒害了千千萬萬的靈魂和肌體，心中只裝有“天大地大，沒有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的海洛英觀念，才有視“革命”為“家庭”，視“組織”如“父母”的病態心理！這個“觀念”，這個“心裡”，直到今天還在毒害廣大的中國人民。我不得不喊出一聲：善良的人們啊！你們不能再繼續吸海洛英了，趕快戒掉吧！
陳璉女土，陳璉前輩，我不知道你們今天清醒明白過來沒有？這個海洛因毒品，使你失去慈祥的父親，珍愛你的丈夫，難道還希望兒孫也像你一樣，失去這些嗎？它不但害了你們一家，我們一家，也害了全中國人民許許多多的一家！這個販賣毒品的毒梟，就是所謂“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曾為戰鬥，我們曾為他犧牲，他不僅不回報我們，愛護我們，還逼使我們妻離子散，家被人亡，或死於勞改，死於飢餓，死於監獄，有的甚而死於刑場！可是這個毒梟，至今還躺在天安門的廣場上，仍散發著死屍的惡臭，還想繼續毒害中國人民，我們應該一起努力把他掃進歷史的拉圾箱，不准他再玷污中國人。
陳璉，一個“共產主義”可悲的殉道土！我以此文為你祈禱，願你恬靜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