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不僅僅只是被迫執行了毛澤東整人的那一套，他也有主動作惡的一面，“一打三反”運動不就是個例子嗎？（圖片來源：）
“一打三反”運動，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以下簡稱《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為開端在全國掀起的一場政治運動，其內容是指：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但運動的重心，在於“打”（所謂“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這場運動令數百萬人蒙冤、數十萬人被捕入獄，包括思想解放的先驅王佩英、遇羅克等在內的數萬人被處決，堪稱是文革中血腥的一幕！
那麼“一打三反”運動究竟是誰發動和主持的呢？關鍵在於弄清《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如何出台的。據大陸文革史專家王銳先生的考證與研究，各方資料顯示，這份文件非出於毛澤東的相關指示，而是出自於周恩來的意思並是由他親自主導的。
首先，這可在官方出版的《周恩來年譜》找到依據。該《年譜》1970年1月30日記載如下：
1月30日將中共中央《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並提出：“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發出。（《周恩來年譜》下卷第34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
這個記載顯示，這份中共中央的《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是周恩來主持相關會議（極可能是政治局會議）“幾經討論”后，送交毛澤東批示的。特別是“我們……認為現在需要”這種句式和語氣，明確表明是周主動搞這樣一個文件，而不是受毛澤東指令被動地這麼做。
而在另一個更顯權威性的官方文獻《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記載表述中，這種主動與被動的關係顯示的更為清楚明確。《文稿》在《對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指示稿的批語》篇目中，這份“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的毛澤東批語僅有兩個字：“照辦”。而在其“註釋”中，則對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經過和具體內容有以下詳細記載和說明：
周恩來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審的這個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為落實戰備，鞏固國防，對反革命分子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堅決地予以打擊。……周恩來在送審報告中寫道：“我們幾經討論，認為現在需要發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閱后，寫了這個批語。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這個指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7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
可見，這份至關重要的、令數百萬人蒙冤、數十萬人被捕入獄，數萬人被處決的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從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幾經討論”，再到報送毛澤東批示，都是周恩來一手操辦。而且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包括回憶文字）顯示，是毛澤東讓周恩來如此搞的。而大規模開展“打擊反革命”的原始動機，如周恩來在“送審報告”中所述，是為“戰備”考慮，“給在備戰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
如此看來，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遠不像官方和許多人以為的那樣，僅僅只是被迫執行了毛澤東整人的那一套，其實他也有主動作惡的一面，“一打三反”運動不就是個例子嗎？
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原始文本如今已經很難看到了，不過，若干官方出版物，包括上文提到的《毛建國文稿》中那段“註釋”，都有該文件的內容簡述。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收錄了原文件全文外，王銳先生查到 大陸公開出版物中記敘最詳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的4卷本《共和國史記》第三卷中的記載，所引文字都打了引號，應是編者直接從這份中共中央文件中摘錄下來的。
《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在談及出台這個文件的由來和動機時說：“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鬥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圖仰賴帝、修、反的武力，復辟他們失去的天堂，加緊進行破壞活動。有的散布戰爭恐怖，造謠惑眾；有的盜竊國家機密，為敵效勞；有的趁機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聯，陰謀暴亂；有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有的破壞插隊、下放，這些人雖然是一小撮，但無惡不做，危害很大。”（引號內的文字完全錄自該書，下同）
談及如何打擊所謂反革命破壞活動，《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明確要求：
“一、要放手發動群眾。用戰備的觀點，觀察一切，檢查一切，落實一切。使群眾認清，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是打擊帝、修、反‘別動隊’的鬥爭，是打擊蘇修侵略陰謀的鬥爭，實際上也是一項重要的戰備工作。”
“二、要突出重點。打擊的重點是現行的反革命分子。”
“三、要嚴格區分各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分清敵我，區別輕重。”“對於那些氣焰囂張、罪惡累累、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對於那些罪惡雖屬嚴重，但民憤不大者，可分別判以死緩或無期徒刑；罪行較重，必須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對於那些罪行較輕者，可交群眾嚴加管制。”
“四、要大張旗鼓地、廣泛深入地做好宣傳、動員。殺、判之前要交給群眾討論，‘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樣才會人心大快，敵人震懾。但是，殺人不可過多，殺的應是極少數，關的亦不應多，管的是大多數。”
“五、要統一掌握批准權限。按照中央規定殺人由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批准，報中央備案。”
“六、要加強領導。必須首長負責，自己動手，具體指導，深入實施。”（以上見《共和國史記》第三卷527頁至52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相比較而言，以上6款內容最重要的是2、3、4、5等4款，第2款規定了“打擊的重點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規定打擊手段是關、管、殺，尤其強調“對於那些……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為日後的大規模處決行動，開了綠燈。這也是導致遇羅克，及以後的張志新等一大批“文革思想者”被處決的依據。第4款是規定“殺判時要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判，立即執行”。這是文革中以及其後數十年間普遍實行的對罪犯搞“公判大會”、“遊街示眾”的由來和政策依據。第5款是將殺人權限重新交與地方，中央僅是“備案”。這是1960年代中央收回“死刑”判決權以來最重大的變動。
根據王銳《周恩來與“一打三反”運動》整理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