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在餵養雞鴨
過去的懵懂
我猜想着，一定會有人在那裡疑問，或者研究我，現在我對於共產黨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感想哪？因之，我想把我對於共產黨的問題略為來說一說，這也是一件歷史上的公案，我是應該來說明的。
廿多年以前，我對於共產黨可以說是無所知。我出國之時，我時常在那裡想，中國當時的第一課題是——打倒日本，才能復興。而國力如斯，如何能抗此強敵呢？遂想到法西斯辦法，能復興古老之義大利，共產黨能致強頹唐的俄羅斯。因之對於法西斯和共產黨在我心中都發生了懵懂的憧影（按：憬）。迨至歸國，擔負剿匪任務，同共產黨有了正面的接觸，感覺到這一夥叛徒，是有他們的另一套鬼名堂。在武漢時，我請政訓處副處長黎天才給我講解共產黨的理論，他推薦了一位姓段的，給我講過李達所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他講的並不怎樣的高明，也是我對於這一套理論是一竅不通。邇后在西北剿匪，數遭挫敗，感覺到共匪他們有比我們強的地方，如果利用他們的這一套，也許是可以來對付日本鬼子？因之發生了收編共匪，用使他們來抗日的想象。等到共匪喊出來共同抗日的口號，實中我心。結果是“悼心失圖”、“抱薪救火”，未能預料到禍患的後果。
考其理論審其言行
近廿年來，我看了幾本關於共產黨理論的書籍。那裡面，一眼看來也有他的道理，不過再一經深刻的思考，那些學說，跟中國歷史的傳統和中國社會的背果（按：景），我覺着是不相合的。就如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連他們自己總是渾殽的沒有搞清楚。有好些見解，多是片面的說法，不是由整體的來着眼。借他們術語來說，正所謂是“見樹不見林”。確誠如總理所指出的：“馬克斯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我們的總理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關於共產黨的理論已經指示的很透澈，惜我過去未能凈信體認。在本體論上，總理亦曾指示的十分明白，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為用，考以前科學未發達時，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之一。
共產黨的學說，只是破壞的學說，他們所着眼的只是人類的仇恨和醜惡，所根據的只是物質方面。誠然，他們是唯物論者，所以他們主張有感而後有覺；說精神不過是物質的反映。關於這一點，請允許我發表發表我的拙見：我並不贊同如慧能大師“非風動非幡動，乃仁者心動”之說。我也不贊同陽明先生“我不看花，花不在”之說。我覺着，我心不動，可是風和幡仍然照常在那裡動。但是風動也好，幡動也好，如果我心不動則是與我無關。我雖不看花，花仍然在那裡獨立存在着。可是我要是不來看牠（按：它，以下同），花又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人研究哲學也好，研究社會學也好，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人的問題。物質誠然是獨立存在着，但是不經過人類的思維，牠又與人有什麼關係哪？舉個例來說吧！譬如原子能，自然牠早在那裡存在着，未經過人的心，也是執行着牠的能，可是若不是經過一番人心思維，對於原子能，人是能不能控制哪？不能利用，牠能不能，與人又有什麼關係？換句話說，原子能的問題，若不是通過人心，牠怎麼會能夠發揮為人類有供獻的能呢？就如唯物論者，所奉行的辯證法，那麼它不是經過人的思維，它那裡來的辯證呢？法，是人為的。列寧不也是承認理論的重要性，他不是說過：“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運動。”他不也是承認，社會的習慣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問題上，不也是高呼過，不要唯武器論。這不要唯武器論，下邊註解是什麼？——那就得說大眾意志，大眾抗日的精神，超過武器的力量。心離物無所能稱心，物離心無所能成物。心無物，無以表現其目的，實現其理想。物無心，無以實現其功能，發揮其價值。心物合一，才會有了人生的宇宙，心物合一，才有了社會組織，心物合一，才有了哲理和神學。
自抗日軍興以來，我關心共產黨，我也不斷的注視共產黨。當年我同周恩來會見之後時，我衷心覺着我們是不對，他們（共產黨）既然也是想救國想抗日，我們何不精誠團結，共圖振興國家大業，我所以不顧一切，一心的要想達到這個主張。可是到了抗日戰爭終始，大陸淪陷，以至波蘭、匈牙利的革命，是使我懷疑、失望、悔悟。
在抗日期間，共產黨襲殺唐聚五、趙侗，攻擊張蔭梧。此三人前二系我的學生，后一者系我之好友，我皆深知他們衷心抗日，不後於我。這當然應該是共產黨所謂抗日的同志了，為什麼共產黨襲擊他們？當時我深感懷疑不解。今天我明白了，假如唐、趙、張三人，不是在華北非共產黨所佔的地盤之內，或者他們肯作共產黨的尾巴，那麼他們就會變為共產黨口中的民族英雄。此不過排除異己而已！
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突然同希特勒的納粹黨攜手，瓜分波蘭，也使我發生了很大的懷疑，莫明其妙，這怎麼解釋呢？勉強的去想，這是為了共產國際利益嗎？等到中俄交涉，史大林索取旅大和南滿路的權利。這不是共產黨自己曾指責過的，帝俄對中國的侵略嗎？我曾充任過奉俄交涉會議的委員，親耳聽見過尤林和加力罕的攻訐帝俄侵略中國的言詞。史大林的這個行動，使我發生莫大的憤激。這不是比日本軍閥還更厲害嗎？日本軍人當年曾對我講過：“旅順、大連是他們用血肉換來的，中國是不能用口頭就把它要回去。”現在是地還原主，蘇俄把已經丟掉了的帝俄竊取之物，以強盜繼承的身份，今日要索還，這是多麼不講理而不要臉的事！這叫友誼之邦嗎？這是以平等待我嗎！最使我奇怪的是，當時中國共產黨怎麼一言不發呢？反來慶賀哪？今天我明白了，假如這是美國或英國，你看他們會多麼樣的叫囂吧！現在中共一定會回答我說：“你看旅、大不是交還了嗎？”哼！這是比俄國人手裡對於俄國更有利更方便。我問你：“中國大陸現在真正的是誰家之天下？”
行不顧言，當抗戰勝利，我心中仍存着幻想，哀誠的希望着國共合作，趁此好機會，奠國家於富強。屢次和談協商，皆歸失敗，在我想也許是我們恃強不肯遷就。等到南京淪陷，使我心中大為激動。我也同梁漱溟是一樣的想法，當初國民黨是強者佔上風，今天是輪到共產黨的頭上，自然可以由你們了，合作不合作，團結不團結，這回是共產黨的責任了。好傢夥！共產黨的這一套，什麼戰爭罪犯，什麼贖罪立功，比着當年的國民黨兇惡的多了！把精誠團結、和平共處的精神，那裡去了？不過我當時還是存着一種幻想，中國共產黨是已竟（按：經）被史大林牽着鼻子，束縛得不能自主了。一有機會，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他們會覺悟的。等到史大林死後，以至最近波蘭、匈牙利的革命，中國共產黨不但沒有正義的表現，更宣稱加強“一面倒”，反為蘇俄作辯護，做定了小兄弟——兒皇帝了！那麼中共的朋友們，一定會說：請你睜開眼睛，看看我們的建設。是，你們修了幾條鐵路，建立一些重工業。可是我要問你，消耗了無數同胞的血汗，不顧人民死活，而從事那些所謂的建設，你們的存心是為了中國大眾的利益着眼嗎？是不是為了你們的蘇聯老大哥的利益着眼哪！你們也許會責備我是一個狹窄民族主義者，可是若不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要抗日為什麼呢？就是你們最崇拜的史大林，在對德戰爭時，不是也強調民族意識嗎？你們不也是十分崇敬孫中山先生嗎？先生的三民主義第一章就是民族主義，那你們又怎麼樣的來解釋呢？
當年日本欲謀侵略，叫出來“東亞共榮圈”。在這“共榮”的口號下，犧牲了中、韓、泰、越、印尼、印度等國，甚至於要榮到太平洋彼岸去了！現在共產黨的國際利益與日本當年的“共榮圈”有什麼分別呢？“利益”二字之下，匈牙利得犧牲，中華民族應毀滅！
過去蘇俄大聲疾呼，叫的像那麼一回事的。說什麼扶植弱小民族，說什麼幫助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我也曾為這種好聽的聲音所迷惑。現在清清楚楚擺在我們眼前的是，奴役、摧殘、吞噬這弱小民族。中國共產黨不也是曾為蘇俄吹噓過，說蘇俄是弱小民族的救星，今天你們替披着羊皮的虎狼，強顏作辯護，為紅色帝國主義作幫凶。我是在同為中國人的感情上，為你們羞恥。在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時，凡是愛國而不甘為日本作走狗的中國人，日寇都給加一個罪名，說是英美派，這意味着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工具或者說是順民。今天中共也學會了這一套，凡是不甘於蘇俄的壓迫，不忍坐視“一面倒”作風者，那麼你們就給加上一名罪名，是“美帝走狗”或者“美帝特務”。我借用費爾巴哈的兩句話來說：你們“若不是存心欺騙人，就是個糊塗蟲”。
虛偽終必自食其果，虛偽是禁不住考驗的，那種掛羊頭賣拘肉騙人的作法，紙是包不住火的，人民的眼睛，的確是透亮的，可以欺騙他一時，不能夠欺騙他永久，若不是真金那自然是怕火來煉的喲！“你能永遠愚弄少數的人，或者偶然愚弄所有的人，但決不能永遠愚弄所有的人。”這是林肯的名言。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我們凡是尋求真理的人，都是寧願作真理的“馬前卒”，不願作虛偽的“安琪兒”。我們是不能夠迷信，心須“解信”。由於理性的認識，才能是真的認識，那才是不可搖動的認識。
人類追求真理，思想自由，是怎麼樣也剝奪不了的。希特勒，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面好鏡子。覆轍前車、殷鑒不遠！
人民不會永遠屈服在強暴的手裡，一旦覺醒，怒吼起來，那是什麼也攔擋不住的！過去的歷史，記載了不少的前例；不久的將來，時間會給我們帶來了證實。
（按：“西安事變”之後，張氏之研究辯證法及共黨思想，可參見《口述歷史之外——張學良是怎樣一個人》，頁二一二～二一四。由其筆記攻讀日期的勤緊，可見其對共產黨思想之求知，如飢若渴。用功之恆，一反張氏讀書虎頭蛇尾習慣。看來，張氏昔日驕奢淫選的生活，不僅消磨了張將軍青春，也扼殺了他的思想意志。迨后宦途一旦陡轉，迫使張學良將軍，困知勉行。實令人喟嘆！
可是一九五七年張氏在清泉，撰寫《雜憶隨感漫錄》至此一章節——《對共產黨的觀感》時，卻以《過去的懵懂》，否定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於一九九二年以後，張氏與筆者閑話時：“我自己認為唯一長處，我不作偽。你看我說的話，沒有前後矛盾的事。”也曾說到：
“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簡單的說，我可以說我就是共產黨。我是同情共產黨，假如我自己，我就是共產黨。”
“我跟共產黨有來往，早就有來往。政府是一點兒不知道。一點兒不知道？那就是他們作特務的工作！”
“換句話說，我是同情共產黨，我認為共產黨對中國有益處，而且認為共產黨是愛國。”
“換句話說我同情他們，不但同情他們，我擁護他們，這是真正我內心……”
張氏對共產黨的觀感，基於愛國情操，三次的變化；如果因為年陳日久，在記憶中出現矛盾，是人之常情，不然張氏為人之宗旨與理念，隨世勢有所遷衍，也有可能！（如身在“清泉”、如周恩來“千古功臣”推譽之後）。未來史家與史學工作者，在張氏自翔是“愛國狂”這一點上，應“因事不因人”還定“因人不因事”來作張氏的蓋棺論定？
如果：能使張氏一貫不齒“二臣”輕蔑“不義”，重“操守”贊“有格”之傳統道德觀，不出現抵觸。
如果：張氏擔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時“聯共”、“資匪”、“泄密”是根據何者“對中國有益處”、何者“愛國”為準則，才有的如上行為。
如果：因為身在神壇之上，若干無奈，使張氏“下來難”，於是說出了“我就是共產黨”的明白口話。再評鑒這一章節，就有了深悔？諂諛？掩過？剖白，等等的考慮了。
一九九六年推舉張學良夫婦進入國際學府殿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設立張氏伉儷紀念館——毅荻書齋策畫推動者，希望以張氏作國人光明之表率。如果不能以史事，證明張將軍有“剛正不阿”刺骨的情操，“從不作偽”的言真理直，如何一洗“忠於敵，悖於國”之譏蔑。）
張學良原著；張之宇校注。《我對共產黨的觀感》，原題《對共產黨的觀感》，是以西元2002年第1版之《雜憶隨感漫錄——張學良自傳體遺著》（台北：歷史智庫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同名內容全文為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