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稱：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成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
一九五八年初春、春寒料峭，以炎熱著稱的雲南邊城小鎮河口，天氣乍暖還寒。春節剛過，河口的“整風運動”便轟轟烈烈地開始了。遵照上級的指示，這次“整風運動”以毛澤東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和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為指導思想，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整風運動的重要學習文件。
在學習文件、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動員號召人們幫助黨整頓作風、克服“三個主義”、糾正缺點、改進工作；同時號召廣大幹部、群眾大鳴大放，以大字報的方式向黨的組織，向黨員領導幹部提意見、建議。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要起模範帶頭作用，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一切方法、步驟都是按照上級的指示和既定的部署而進行的。
大鳴、大放之後，接着而來的是大辯論，大批判，也就是對所謂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進行反擊的重要階段。於是乎，一場既認真嚴肅，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變成了疾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鬥爭。一些響應黨的號召，提出過意見和建議的黨員、團員和幹部、群眾遭到了殘酷的政治迫害，使得一些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成為歷史上罕見的人間悲劇。
在那個特殊的日子裡，“右派”的所謂材料，往往是經過特殊加工、精心整理的。移花接木，偷梁換柱，無限上綱，無所不用其極。有的被掐頭去尾，斷章取義；有的牽強附會、肆意歪曲；有的被編造羅織、“罪名”被提升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高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一些堅持正義，敢於揭露醜惡現象的人士則成了人民的“罪人”。“言者有罪，聞者不戒”所造成的惡果是全社會萬馬齊喑，吹牛拍馬之風盛行；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作風在“整風”運動中絲毫未觸及，反而變得比原來更加厲害了。“整風”徒有其名，而變成為事實上的“抓右派”的運動群眾。
由於受“左”的思想影響，在運動中一些人總是寧左勿右，認為左比右好；一些人怕被打入右的行列，往往表現得很“左”；一些人賣友求榮，落井下石；一些人好大喜功，以為抓的右派越多成績就越大。為了完成任務，本來就沒有右派，也要生拼硬湊，捕風捉影。更有甚者，少數思想品德惡劣的人則趁機栽贓誣陷，施行報復。以致一個邊疆丁等小縣竟抓出“中右”分子、“右派”分子、“極右”分子78名之眾，成績可謂斐然。此外，還有什麼“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地方民族主義分子”、“階級異已分子”等等二十餘人，被統統拋進了整風反右這台大型絞肉機。
右派落網，凱歌高奏。經過短短十多天時間的速戰速決，“反右”鬥爭勝利結束了，全縣共抓出“中右”分子40名，“右派”分子28名、“極右”分子7名。在這28名“右派”和7名“極右”分子中，共青團員9名，群眾26名。除此之外的另3名黨員“右派”，則是在整風運動結束半年之後的1958年10月“深挖、補課”時挖掘出來的“漏網”者，在新抓出的這些“右派分子”中，一名上吊自縊身亡，一名被逮捕法辦，十名被流放到建水王家莊農場勞動教養，十三名被發配到開遠卧龍谷農場監督生產，五名被開除回家交由群眾管制，二名被貶到南溪水果場監督勞動，六名被撤職降薪，由單位管制使用。四十名“中右”分子都由單位控制使用，多數下放基層勞動。
自1958年3月抓“右派”開始，到1979年2月平反“改正”，整整二十一個春秋。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少個21年？人生的黃金歲月就是在這二十一年的“右派”陰影中度過，巨大的創傷是永遠難以癒合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全縣所划的40名“中右”分子、38名“右派”分子和“極右”分子全部平反“改正”了，這足以表明，在1958年的那場政治風暴中，被打擊的78名“右派”分子百分之百是打錯了的，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的標準》衡量，均無一人符合條件，達到標準。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但願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記不清是哪位名人說過：“可以蒙蔽多數人於一時，也可蒙蔽少數人於永久，但不能蒙蔽多數人於永久”。為了讓人們明白，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那個刻骨銘心的年代里，那些所謂的牛鬼蛇神們究竟是如何趁黨整風之機，向黨發起“猖狂進攻”的，以澄清是非，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特將部分“右派”的所謂反黨事實，奉獻給關心這一歷史事件的人們。管中觀豹，可見一斑。
一、“極右”分子鄭寶光
鄭寶光，建水縣人，共青團員，於建國前參加“民青”，1953年調河口，時為手工業聯合社負責人。在“整風鳴放”時期，鄭于吉安客棧門前的牆上張貼一題名寫《這是河口公安局招待所》的大字報。其內容大意是：來往於該客棧投宿的人員複雜，公安局偵破不力，使得一些壞人有隱匿藏身之處……等語。因此，橫禍飛來，鄭於貼大字報的當日就被公安局以“現行反革命”罪拘捕，又於1958年4月18日在宣布處置“右派”分子的大會上作為“極右”分子而正式逮捕。
二、政治運動的犧牲品劉澤榮
劉澤榮，湖南長沙人，共青團員，隨西南服務團進軍雲南，留昆明“革大”任教。1953年調河口，先是任縣財委統計科負責人。劉為人正直，有正義感。因對人事科負責人馬××（中共黨員）利用職務之便擅改其妻肖××級別（25級改23級）之事不平，而在團的組織會上陳述，在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而成為“級別風波”。一些敢於揭露邪惡的正義之士以及參與傳播的人都被視為“落後集團”成員，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受到審查，為首的劉澤榮被打成“老虎”，精神上受盡折磨，肉體上遭受圍攻、批鬥的痛苦。“肅反”運動之後，劉被調到新組建的縣供銷聯社。劉接受了“級別風波”的教訓，在“整風”鳴放中保持緘默。然而，在劫者難逃，劉還是被定為“右派”，原因是他在“肅反”中受到審查對“肅反”不滿，而且他又出身於地主階級家庭。就在3月上旬的一天上午，縣“整風”領導小組召集各大組負責人會議，部署下午轉入“反擊右派”的戰鬥，劉被定為該大組的批鬥對象。散會之後走露了消息，下午批鬥會開始時不見劉到會，派人四處尋找，才發現劉已自縊身亡。因為早在“肅反”時，劉已飽嘗過暴風雨來臨苦中苦的苦頭，於是在暴風雨再次到來之時，毅然決然地走上了“畏罪自殺”的道路，成為“自絕於人民的右派”。劉澤榮正氣凜然，他連死都不怕，何來“畏罪”呢？！劉死之後，留下不足兩歲的一女孩及懷有身孕的妻子和遺腹子。
劉澤榮之妻羅越英，共青團員，緬甸歸僑，亦被定為“中右”分子，貶出縣委機關，帶着一雙兒女艱難度日。一位懷着滿腔熱血、衝破重重阻力回歸祖國的赤誠青年，就這麼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和“海外關係”的歷史包袱，在史無前例的“文革”中又被打成“間諜”、“特務”，身心備受摧殘，最終憂鬱成疾而過早地離開人世。
三、在劫難逃的王濟昌
王濟昌，石屏縣人，中共黨員，早年在石屏加入黨的地下組織，1954年調河口，先為財委秘書（財辦主任），后調縣供銷聯社任副主任、民貿公司經理。王性格內向，不與人爭，在“整風”運動中無任何有損共產黨員身份的言論。只因對馬××擅改其妻級別之事在黨的組織生活會上有過微詞，且把此事泄露於黨外群眾之中，形成轟動一時的“改級別風波”；“整風”運動中又對《拔苗助長》的大字抱有同感，對《高空操作》的漫畫表示讚賞（但未在上面簽字），被定為“右派”上報未批，也算平安無事。過後不久，又被定為“中右”，下放到檳榔寨鄉任副社長。在1958年秋的“大躍進”中因不能緊跟形勢而被“插白旗”，最後又作為反右鬥爭“深挖、補課”的對象，而由“中右”升為正牌的的“右派”，被流放到紅河州勞教所勞動教養。王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並高血壓症，由於不堪承受超負荷的重體力勞動而含恨死於開遠卧龍谷農場。
四、“攻擊肅反運動的急先鋒”蘇瑛
蘇瑛，石屏縣人，共青團員，1949年參加“邊縱”，1950年4月隨滇南工作團到河口，原在計劃統計科供職。1956年至1957年這一期間，原政府辦公室秘書，辦公室主任被抽調參加“肅反”專案組而由蘇代行其職，因在“政府工作總結報告”中直言不諱而罹禍。在《總結》的報告中有關“肅反”部分，總結存在的問題時寫道：河口縣的問題主要是不能端正執行黨的政策，在地委關於糾偏的指示傳達貫徹之後，還出現刑訊逼供、非刑拷打的現象，以致縣稅務局局長龔慶華被打死，公安局局長張宗彩、宣傳部部長吳仍蕃被打傷。對於被打死、打傷的人，經過審查如果確實不是反革命，應恢複名譽、做好善後工作；對在運動中嚴重破壞黨的政策的打人兇手錢×友、普家順等，應給予必要的處理，等等。在“整風”鳴放中儘管蘇對“肅反”問題隻字未提，且在縣委召開的幫助黨整風的中層幹部會上，對在《總結報告》中所寫的“嚴查破壞黨的政策的打人兇手”這一偏激的語句作了檢討，但對打死，打傷人的事實仍保留意見。然而，白紙黑字，在1956年的總結報告中所寫的，竟被移植、嫁接到1958年的整風鳴放材料之中，而且又被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篡改為：“積極分子是打人的兇手”，被牽強附會地加上“說肅反搞糟了”，“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等罪名。最後被上綱上線為：誇大肅反缺點，詆毀肅反成績，攻擊肅反運動。大凡在“肅反”之後，“整風”之中對肅反問題有過這樣，那樣看法的人，都被納入以蘇瑛為首的“右派集團”，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定為“中右”，為首的蘇瑛，則被流放到紅河州勞教所勞動改造。
五、“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典型鄧瑋
鄧瑋，建水縣人，共青團員，1953年由蒙自專屬區文工團調河口稅務局工作，1956年借調到河口報社當記者、采編，因而得以參加1957年蒙自地委召開的地區宣傳工作會議。在會議上鄧口無遮欄地對河口縣的“肅反”，“糧食三空”等方面的問題發表過一些看法，於是被記錄在案。鄧於河口“整風”之前就請假到昆明治病，由於“榜上有名”，在河口縣開展“整風”時被連續幾十封加急電報召回。鄧於被召回河口的次日就遭到批鬥。鄧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則被冠以“惡毒攻擊”之名，被扣上“右派”帽子。鄧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響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號召，在會議上的發言成了“言者有罪、聞者不戒”？批鬥會結束後到宿舍，在氣急之下即操刀自殘。鄧的自殘行為被視為對抗運動，罪加一等；又因傳播宣傳工作會議上暢所欲言時的活躍氣氛，被說成是“煽風點火”。由於“情節嚴重”，且又“態度惡劣”，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鑒於鄧已傷殘，送去勞教不能進行勞動反成為包袱，勞教所不予接收，遂又改為：開除公職，押回建水交群眾管制。
六、陳定遠的《陳生求學記》
陳定遠，浙江人，共青團員，隨西南服務團到雲南，1954年調河口新華書店任經理。陳於1956年、1957年先後二次向縣文教科、宣傳部呈送報考大學申請沒有結果。在“整風”鳴放時，以《陳生求學記》的大字報張貼於書店院內的牆壁之上，內中流露出一些因多次申請猶如石沉大海的不滿情緒，抒發了渴望求學的良善心愿，一貫謹小慎微的陳定遠何罪之有？就因為這麼一張《求學記》大字報，而被打成“右派”，被貶到南溪水果場勞動達二十一年之久。
七、“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駱筠英
駱筠英，女，南京人，共青團員，1957年南京氣象學校畢業分配到河口氣象站。駱生長在大城市，且又出身於有產階級家庭，帶有嬌、驕二氣。分到河口之後，由於工作條件差，生活艱苦，在閑談之中難免流露過一些情緒，講過在上海的外婆家如何吃的好，穿得好之類的話，也議論過該氣象站站長無文化更不懂技術等語。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在關鍵時刻就有此等賣友求榮之徒。於是，在“整風”反右時，駱筠英成了典型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駱在平時閑談之中所議論的話也被上綱上線，以“對現實不滿、留戀資產階級生活”、“鼓吹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看不起工農幹部”等罪名，橫遭大組會、聯組會的批鬥而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被發配到開遠卧龍谷農場監督勞動。駱筠英時年一十八歲，是河口縣所划“右派”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八、工人右派羅珍輝
羅珍輝，女，建水縣人，1952年隨同丈夫被招收到河口衛生院工作。羅系家庭婦女，不善與人交往，曾與該院某領導人之妻不和，常有口角之爭，進而發展到兩個家庭之間不能友善相處。在相互爭吵之中，羅曾謾罵過該領導人（黨員）是壓在頭上的石板，其妻狗仗人勢等，於是種下了禍根。在“整風”運動時，羅珍輝被誣“謾罵共產黨是壓在人民頭上的大石板”。按照當時所慣用的批判“右派”的邏輯，對黨員領導幹部有意見，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就是反對共產黨……。用這種形式邏輯的方法進行推理，羅珍輝當然就是反對共產黨的“右派”了。羅莫名其妙地當了“右派”，被掃地出門，開除回家交群眾管制。直到1979年2月為其“改正”右派問題時，竟然不知中央還有“在工人中不划右派”的文件規定。羅珍輝就這麼稀里糊塗地當了廿一年的“右派”。
九、段躍文
段躍文，抗日戰爭時期曾在滇軍某部當過上尉軍醫佐，抗戰勝利后該部被調往東北參加內戰，段即脫離回建水行醫。1952年被招聘到河口衛生院工作，是一位醫德高尚、醫術精湛的醫生，在河口縣的幹部、群眾中有口皆碑。然而，段亦難逃厄運，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被作為“歷史反革命”受到審查。在“整風”反右時因搜集不到有關段的“右派”方面的材料而暫時倖免。反右鬥爭過後不久，又以段躍文“對肅反不滿”、“反動本質不變”、“有意製造醫療事故”等等的莫須有罪名，將他打成“反革命分子”，押送到紅河州勞教所管制改造。段躍文就是含冤而死於勞動教養所的。所定段的“罪名”純屬子虛烏有，蓄意羅織誣陷，已於1981年7月後平反落實。
十、漫畫風波
一幅《高空操作》的漫畫，竟有5人被打成“右派”，6人被定為“中右”。1956年，當時縣委書記、縣長、組織部長的夫人們都被提拔為縣屬三個部門的副科職領導幹部，其中一人尚可，群眾少有非議。其它二人則難以勝任其職，群眾中議論頗多。對於這一較為敏感的問題，在“整風”鳴放期間，一些單位相繼貼出了《拔苗助長》之類的大字報。與此相呼應，政府大院內一些不識時務的人，請來了縣文化館善於書畫的羅壽英，繪了一幅漫畫：三個男人站於高樓的陽台上，各用繩索系著自家的老婆直往上提，其中二人提的繩子幾乎被拉斷，險些掉到地面。當時在場者對此漫畫無不拍手叫絕，有沈朝柱者為漫畫命名《高空操作》，有十餘人在漫畫上籤了名。於是為漫畫命名的沈朝柱被打成“右派”，受人之託繪製漫畫的羅壽英亦未能倖免。凡是在漫畫上籤了名的以及寫《拔苗助長》之類大字報的均無一人倖免。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定為“中右”。沈朝柱之妻田永清無辜受到株連，以“地主婆”之名而被河口小學清洗回家；羅壽英之妻鄧秀英在河口小學亦被打成“右派”，成為河口縣唯一的一對“右派”夫妻，均被掃地出門，交由群眾監督管制。
結束語：幾句並非多餘的話
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明確指出：由於黨內滋長了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必須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的方針，在全党進行一次反對“三個主義”的整風運動。然而，事實卻不是如此，“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變成了“言者有罪、聞者不戒”；“三個主義”更加變本加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變成了殘酷的政治迫害；“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被演變為疾風暴雨式的抓右派的運動群眾。
對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那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竟然連個“總結”都沒有，只有一紙簡單的、而且是在運動尚未結束的1958年3月初，整風辦公室某負責人在會議上所作的“運動概況”小結。至於所划的那些“右派”，他們到底是誰、名誰、何方人氏、作何處置等，都無完整的記載。本文所記，也只能對五十年前的那段歷史起一點拾遺補缺的作用。
對於那段早被塵封的歷史，最知情者莫過於兩種人：一是整人的人；二是被人整過的人。另有一種是既沒有整過人，也沒有被人整過的人，無論是前者抑或是後者，都應該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從各自的不同角度實事求是地秉筆直書，記下那段歷史的真實。
記述歷史的真實，留下真實的歷史，其目的在於以史為鑒，希望悲劇不再發生。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