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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口述:生產隊里無“好人”

女知青口述:生產隊里無“好人”

農村無“好人”(網絡圖片)

說來慚愧,我這個插隊知青,充其量不過是個“可教育好的子女”,一度卻對那些“四類分子”包括他們的子女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再從他們身上沾着晦氣似的。

“滑皮阿三”自不待說,他本人系地主,脾氣又臭,往往在外面挨了斗,回家就拿老婆出氣,摔盆砸罐,鬧得雞飛狗跳,雖然同住吉水塢,我很少跟他說話。土錢是阿三堂侄,也是地主兒子,但性格隨和,父母死得早,從小學會低着頭做人,通常運動倒不來搞他,跟他還可以聊幾句,特別是晚上睡覺,兩邊房間只隔一層板壁,他會說些農村趣聞和故事,為我解悶;不過在人前,我仍會有意無意與他保持適當距離。

隨着歲月推移,這種界限終究變得模糊了。因為我發現,全隊二十幾戶人家,除了隊長家、還有兩戶貧僱農,可謂純金足赤、無隙可擊,其它哪怕是一般的貧下中農,鏤根鉋底,藤牽瓜連,都可以找出一點瑕玼。比如,某某人自己三代都是貧農,可是有個姨父當過保長;某某人雖說是下中農,但從前在鎮上牲口行做過牙人,依老話說是“白相人”,言外之義就是地痞。老疤是移民,是僱農,但從前在莫干山給上海的洋人資本家看房子,老疤嬸還給洋人資本家當過“相幫娘”(保姆),這在當地農民中是極為稀罕的,不來找你,沒事,一旦找到你頭上,這段歷史怎麼解釋得清再說,老疤的大女兒嫁給了本隊富農的兒子阿苗,他這個僱農就得大打折扣了。而事實上,阿苗堪稱本隊最老實巴結的男人,起早落晚,牛筋馬力,大家都說他夫妻倆是“做煞坯”。

我們隊分三個自然村,由最裡面的山腳數出來,吉水塢是地主窩,不必說了;中間是梅園,一個富裕中農門下分成了三戶;靠外面馬路邊的汪口戶數最多,沒有地富分子,但有幾戶社會關係複雜,多多少少都有“小辮子”可抓。有的本人是清白的,根正苗紅,但運動中亂說話,被社隊幹部在群眾大會上點名“敲打”過,從此政治面目也帶上了污點。

有個叫來法的,算是貧下中農,但生性膽小怕事,私心較重。一次生產隊倉庫發現少了兩張蠶匾,隊長追查,大家互相猜疑,猜來猜去,疑點集中到來法身上,來法有口難辨,分別到幾個隊幹部家裡訴說,那天來到我家(他把我這個記工員也當隊幹部了。此時我和兩個弟弟已經蓋了新屋。),說著說著,卟咚一聲就跪到了地上,抹着淚,啞着嗓子喊:“亞雯姑娘,我是冤枉的啊!……”我趕緊攙他起來,說:“來法叔,你別這樣,事實總歸說得清的。”他還在求情:“你要替我說說啊!”我暗自想,我能幫你說什麼呢?再說,我又不知道誰偷的,也不敢斷定就不是你偷的。過了些日子清理倉庫,重新清點,蠶匾一張沒少,此事不了了之。但自此以後,來法變得愈加沉默寡言,總是耷拉着頭,見誰都不抬眼皮。倒是他那個十五六歲的小兒子厲害,經常為了爭一個工分、爭一秸稻草,和人家吵吵鬧鬧,尖嘴利舌,不依不饒,生怕再像他老爸那樣吃虧。

那年頭,隔三差五搞運動,大運動套小運動。運動一來,大隊就召開社員大會,全大隊集合起來有三四百人,所以大隊里最宏偉的建築就是大會堂(其它大隊也莫不如此)。但凡批判大會,上級統一布置,即便本地沒抓着“現行”,少不了也要請四類分子上去站台角;有的會議不屬於鬥爭性質,而是正常的“抓革命,促生產”,實在不需要設立“活靶子”,社隊幹部就會像訓壞蛋一樣地對全體社員“教育”一番,本大隊一位曾經當過脫產幹部的副支書做起報告來特別鏗鏘有力,我記得最深刻的就是他常說的一句話:“棺材頭上踢一腳,死人肚裡有個數!”那個警告意味遠比今天的警察訓小偷來得嚴厲。所以,那時莫說是在運動風頭上,莫說四類分子不敢亂說亂動,就是平時,就是貧下中農,也沒人敢亂說亂動。人人變得知趣、識相,只要自己不是運動對象,舉拳頭、喊口號,誰也不落後。

今天運動斗這個,明天運動斗那個,鬥來鬥去,好人越斗越少,壞人越斗越多。四類分子是死老虎,鬥起來沒勁,逮個現行的,群情更激奮。

鄰隊張勝喜,是早年從“上八府”遷來的外來戶,一直給生產隊放牛。那年,有一頭水牯牛不知怎的突然死了,宰殺后發現,有一枚釘子雜在尚未消化的草里,於是定他毒殺耕牛、破壞生產。那時候一個生產隊總共才三頭牛,毒殺耕牛那可是天大的罪名啊。社隊又派人到他老家台州調查,因他曾給“三五支隊”當過挑夫,於是又加他一個“土匪”的帽子。那個批鬥才嚇人呢,群眾大會台上撳頭、叉背、拳打腳踢還是小意思,晚上關在小屋裡,逼他兩個膝蓋跪在一堆鋒利的破瓷碗片上,雙腿鮮血直流……可這人就是個硬骨頭,死不認罪。幾次昏死過去,醒來還說他要告到中央去。自然,嘴越硬,苦頭吃得越多。也許,這中間不排除有人挾嫌報復。

他原來是有老婆的,在老家也有兒女,老婆跟他過來,嫌他太窮——你真想象不到,這裡的貧下中農好歹都有瓦房,他住的地方那哪能叫房子,就是兩間低矮局促的泥牆草皮。最怪癖的是懸空搭了張竹床,在床下泥地圈養了兩頭豬!老遠就聞到一股臭味,大概從來沒人進過他屋。——正好大隊貧協主席癩痢阿毛新近成了鰥夫,老婆跟阿毛搭上,不久乾脆搬去阿毛家住了。張勝喜咽不下老婆被人霸佔的惡氣,加上眼前遭受的打擊,雖然事後因證據不足,未能將他送進監獄,可他從此就像祥林嫂似的,逢人就說要告狀、求人替他寫狀紙。可他斗大的字不識一個,滿口誰也聽不懂的外鄉話,誰肯替他寫狀紙呢?

那是我插隊六、七年後的事了,男友走進我的生活,恰巧他和張勝喜是同鄉,張得知后,就跑來我家,要我男友幫他打官司。他雜七雜八地說了一大堆,翻來複去就那幾句話,男友還有耐心聽他說完,我卻在私下抱怨男友多管閑事了。當然,男友最終也沒替他寫成狀紙。男友問:你到底要告什麼、又要告誰?告耕牛不是你毒死的,但此事已不了了之,上面也沒作結論,只是讓你吃了苦頭,是底下社員整的,找誰說去?你告“三五支隊是革命隊伍,不是土匪”,下面的確不懂歷史,瞎來,可你只是當過挑夫,也算不上“革命戰士”啊,哪個領導會替你證明?至於你要告癩痢阿毛強佔人妻,但你老婆自願跟他去,現在還幫他說話,不站你這邊,你告了有用嗎?……男友最後還是勸告這位同鄉:算了算了,你都五十多了,在這裡蹲不住,回老家去吧,老家有兒女,還有個照應。

張勝喜後來病倒了,腿上爛瘡有碗口大,終於讓老家兒女接了回去。我的男友(即現在的丈夫)之後調回台州老家,湊巧認識了張勝喜的堂侄張大榮,得知此人回老家不久便死了。

老張死前有一件事,讓人聽了頗有觸動:40年前,張勝喜和大榮父親一同造房,祖上傳下的宅基一人兩間半,其時他人小能力不足,請求大榮父親幫助,便寫了一張契紙:“借米三擔,十年內歸還,堂間公用;如若歸還不了,同意讓出堂間產權。”大榮父親將這張契紙弄丟了,臨終口頭傳授大榮。現在老張回來,兒子嫌房屋太擠,聽從姐夫挑唆,企圖獨佔堂間。雙方打了一架,村幹部調解,大榮說出父親遺囑,村幹部輪流到老張床前詢問,老張一一據實回答,毫無隱瞞。村幹部問,他們打架,你知道么?他說知道的,但我說了沒用啊,我一開口,他們就說要把我沉塘。原來兒子女婿早就對他說了,只要他不作聲,一切由他們擺平。他當時就反對:這種缺德事不好做的,我的確欠大榮家三擔米,堂間公用,已經是給他面子了。我原本打算八月再去一趟“下三府”,賣了口糧歸還這筆老賬的。女婿和兒子一再威逼他,封他的口。事後,家裡再無人理他,罵他:“天底下沒見過你這種人!自己要進棺材了,做個啞佬不成,還要吃裡扒外、害兒孫!”他死時,床頭就是一碗吃了幾天的冷粥,其實是餓死的。

丈夫之後說起此事,心裡似有愧意。我亦無語。自我反省,在那個時代,心怎會變得那麼冷漠?但隨即又原諒了自己,“泥菩薩過江,自身不保”,哪還管得了別人?

我想,這種情況大概自古已然,普通百姓在人世間遭受種種不平、不忿,到頭來含冤而歿,無聲無息,就如螞蟻、夭娥度過了一生,世界不會因他們有絲毫的改變。

當年大隊合作醫療站還有個姓楊的赤腳醫生,滿頭銀髮的老中醫,快七十歲了。那真是個好人啊,一年到頭,不論下雨下雪,不是坐診,就是背個藥箱挨家挨戶巡醫,從來沒有休息日。我有了兒子,兒子常感冒發燒,有時半夜裡抱着去楊醫師家,他總是熱情接待,一臉慈祥,細心搭脈、詢問、開方子,從無怨言。他原本是莫干山區衛生院的正式醫生,“清階”時,說他有歷史問題,被開除公職,掃地出門。大概是1974年春吧,有一天,他找我丈夫商量:可不可以給衛生局寫個報告,請求復職?我丈夫說:看目前形勢,正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恐怕寫了也沒用。於是他便也打消了念頭。楊醫師於77年初病故,終於未能等到讓他復職、由拿工分改回領工資的一天……

那年月,大隊、生產隊里不時會冒出形形色色的新的階級敵人,而城裡的階級敵人也一個個被驅趕到鄉下,於是,農村便成了“藏污納垢”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