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左）文革期間與毛澤東握手。（網絡圖片）
江青文革前發表文藝紀要后，敏感的郭沫若馬上宣稱要燒掉自己的所有著作，在日本引起巨大震驚，日本文人譴責郭表態比“焚書坑儒”還可怕。他們不了解毛澤東逼迫文人自殘的暴政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暴君。
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提出明朝海瑞，大讚其罵皇帝精神，要求幹部要有海瑞批評皇帝嘉靖的勇氣。毛澤東說：“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注一)毛澤東為什麼要特意推薦《明史.海瑞傳》給彭德懷和周恩來看?
毛再次策劃“引蛇出洞”伎倆
眾所周知，一九五五年周恩來曾積極反對“冒進”政策而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甚至是侮辱，對“大躍進”其內心也不可能贊成。而彭德懷對於“大躍進”一開始就持懷疑態度，“當時他在文章中使用的字眼不是‘大躍進’而是‘大生產’。直到後來參加了幾次會議，聽了毛澤東關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幾次講話后，他才接受了‘大躍進’的提法。但對各地所放出的高產衛星仍有懷疑，對當時的左的現象也有所憂慮。”(注二)
彭德懷之“懷疑”與“憂慮”以及周恩來的“反冒進之前科”是毛澤東的心病。尤其是彭德懷這位耿直而桀驁不馴的元帥於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湖南考察，在其故鄉烏石看到了共產風之下弄虛作假現象，佐證了他的懷疑與憂慮。依彭德懷的性格，他的考察結果不可能吞進自己的肚裡秘而不宣。隨着大躍進引起的惡果擴大，黨內懷疑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的人士勢必增加。這正是毛澤東號召大家學習海瑞罵皇帝，可以斷言這是毛澤東在五七年反右之後，再次使出“引蛇出洞”卑鄙伎倆。
但是，在反右運動中表現積極的北京副市長吳晗不知有詐，緊跟和積極響應領袖的號召，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最終還寫出了歷史劇《海瑞罷官》。一九六○年十二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海瑞的扮演者馬連良時還說：海瑞是好人。毛的這些言行都在鼓勵人們繼續歌頌海瑞，那時提倡海瑞精神成為社會的主流，郭沫若也揮筆歌頌過海瑞：“生前身受人折磨，死後墓為人護攝。”
當然，吳晗、郭沫若等並不知這又是一場“引蛇出動”的陰謀。一九六三年底毛澤東在中宣部《文藝情況彙報》上批示：“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一九六四年六月，指責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注三)
圍剿海瑞意在宣示毛的皇帝地位
毛澤東的這兩個指示無疑是一場圍剿文人的預告，作為文聯主席的郭沫若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嚴重性，毛澤東的這兩次批示正是“引蛇出洞”收網的開始。緊接着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由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以姚文元名義發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史無前例文革的序幕，指責《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就這樣不僅荒唐地宣判海瑞精神死刑，還無理地剝奪了吳晗的政治生命。實際上，無論毛澤東稱讚海瑞精神，還是圍剿《海瑞罷官》，都在宣示自己的皇帝地位。當把彭德懷當作當代海瑞時，毛澤東自然就成為當代的嘉靖皇帝。
其實作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大暴君的毛澤東還不如嘉靖皇帝，因為他連讓人批評的雅量都沒有。至於郭沫若，肯定了解毛澤東的為人，自然為曾歌頌海瑞而心驚膽顫。但是讓郭更加坐立不安的是次年四月，中共中央轉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實際上是毛、江的紀要)中，毛特意修改、提到“國防文學”問題：“到了三十年代的後期，那時的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下，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注四)而郭沫若恰恰是這一“國防文學”的支持者，他當然察覺到毛澤東開始將自己當靶子了。
郭沫若心驚膽顫要“自焚著作”
面對來勢兇猛的新一輪政治運動，身為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和其他中國知識份子一樣，面對毛澤東的淫威，早已是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在那個紀要發表之後第四天的四月十四日，郭沫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震驚中外的談話：“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杆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可以說郭沫若這一態度，其內心肯定是痛苦的。儘管有人批評郭沫若喪失作為文人的應有精神，但是，在不服從不得食的毛澤東時代里，文人被剝奪了獨立人格與精神。毛從延安時代就開始實施文化專制，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極，任何思想都被看作異端邪說，甚至包括馬、恩著作。為了自身以及家人的安全只能做出羞辱自己，放棄自尊的事情。郭沫若的“自焚著作”談話，就是要表達對領袖毛的絕對服從，完全皈依，徹底投降。古代有臭名昭著的秦始皇焚書坑儒，二十世紀有毛澤東讓文人自賤的創舉。可見毛的治國策略以及文化專制的程度遠高於秦始皇。
日本文人評郭焚書比“焚書坑儒”可怕
郭沫若主動“自焚著作”談話，在他曾經學習和生活過的日本引起了震撼。親中的自民黨政治家松村謙三、日本社會黨政治家黑田壽男、日中友好協會的宮崎世民等欲前往中國直接向郭沫若了解真意。另一方面，日本文人對此表示了強烈抗議，還有一些準備出版郭沫若書籍的日本出版社也不得不推遲出版計劃。可見郭“自焚著作”的談話對日本社會的影響。
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福田恆存六六年五月二日《朝日新聞》上就郭沫若要“自焚著作”發表了感想，他認為一位思想家的著作不僅屬於作者更屬於讀者的，作者沒有權利禁止抹煞自己的著作。接着福田直接批評了郭沫若：“要焚燒自己著作的做法，比焚書坑儒的秦始皇更加暴行，⋯⋯秦始皇僅僅是想消滅反對他思想的人，但是郭氏背叛了受他影響和支持他的人。秦始皇的恐怖政治雖然很可怕，但是郭氏的無責任感所顯示的道德頹廢卻更為恐懼⋯⋯”(注五)
福田的指責主要是針對郭沫若個人的行為，他忽略了郭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他將郭的“自焚著作”行為看作是一種道德頹廢，則只看到事物表面。因為生活在自由社會裡的福田無法理解毛澤東統治的殘暴程度，也無法了解毛是如何逼迫中國文人獻出獨立精神以換取苟延殘喘的機會。郭沫若的“自甘墮落”是有濃厚的時代背景的，可以說那時的文人幾乎都“墮落”過，無論是茅盾、曹禺，還是老舍、巴金都被迫充當過政治工具。他們是專制政治的犧牲品，同時還是被迫的“落井下石者”。批評他們首先應追究造成這結果的始作俑者毛澤東的政治責任。忽略這一點而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極權下的知識份子是不公平的。
三島由紀夫等強烈抨擊文革
當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燒以後，日本有一部分文人對於毛澤東的文革有過期待，也有過不切實際的歌頌，日本政界、學界圍繞文革問題產生了分裂與對立。隨着文革的升級，中國文人的命運更加悲慘，從郭沫若的“自焚著作”到老舍的自殺等等可以說深深刺激了另一部分日本文人，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安倍公房、石川淳等四位日本著名的文學家、評論家在《東京新聞》上聯名發表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聲明〉。該聲明強烈抨擊了文革對學問藝術的綁架：(注六)
最近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在本質上是政治革命。從百家爭鳴時代至今的變遷過程中，學問藝術的獨立性時時刻刻受到不同政治權力的肆意踐踏，作為鄰邦的文筆工作者絕對不可等閑視之。
作為藝術家對於這場政治革命，我們應該明確自己的態度。我們應該超越任何意識形態的立場，在此對壓制學問藝術自由表示抗議，對任何旨在恢復中國的學問學術(也包括古典研究)應有的獨立性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支持。
我們在此重申，學問學術的根本法則是不屬於任何形態、任何種類的政治權力的範疇。同時我們堅決反對所謂“文學報國”思想或是形異質同的所謂“政治與文學”理論，也就是說我們一致反對最終將學問學術當作政治工具的思維方式。
三島由紀夫等人的聲明對中國同行喪失獨立性表示了關注。但是，他們的要求對於中國同行來說實在是太高甚至過於“苛刻”，和福田一樣對中國的現實缺乏了解。就說大家關注的郭沫若，他也有過不畏權力，勇於批判的精神。在民國時代，他發表過《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總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營，就是慘殺民眾的大屠場。他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了。”
黃炎培教訓右派兒子黃萬里
民國時代產生了一大批學者、文豪以及各種思潮的存在，至少說明當時文人的處境不差。郭沫若後來之所以變得“道德頹廢”，恰恰說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文人處境是極其險惡的。中共的盟友黃炎培對被打成右派的兒子，他能做的事情是與自己骨肉劃清界線，他給中共統戰部的信中寫道：
我在六月十八日看到那天北京日報載黃萬里寫“花叢小語”，當時就認為這篇文字太荒謬了，是反社會主義的，將會造成很壞的影響。我立刻嚴正地告訴黃萬里，必須堅決站穩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深刻地公開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並將這嚴重錯誤快快地徹底糾正，不許再犯。
在民國時代，黃炎培與蔣介石做鬥爭時表現出不怕犧牲，無所畏懼精神，為何在毛澤東治下會喪失殆盡?其原因在於毛成功地將階級鬥爭引進到每個家庭。毛將夫妻、兄弟姊妹、父子、母子等最樸素的親情關係置於階級鬥爭之下，旨在摧毀中國社會中最基本的倫理關係╱親情關係。也就是說在毛澤東時代，連最基本的親情關係都不允許存在，那麼，郭沫若“自焚著作”也就不是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事了。
註釋：
注一：袁小榮編著《毛澤東外出和巡視記事》上冊，香港大風出版社，第756頁。
注二：人民網《“橫刀立馬”的大將軍—彭德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