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北京的同行們
在那次筆會上，眾人聽韓石山說了許多民間笑話。諸如“拍拍拍拍白拍拍”之類，讓人捧腹。不過，我覺得在言談之間更有幽默感的，是黃子平。
黃子平長得有點像相聲演員馬季，並且說話也像馬季一樣的風趣。他對我說，如今許多人都“富”起來了，而我們兩個依然如故，在學校里還是貧下中教。他說的富起來了的“富”字，諧音於“副”字。因為當時上海北京兩地的同事同行，幾乎全都變成了副教授或者副主編。唯有他和我，依然是講師，沒有任何其他頭銜。我後來發現，黃子平這句玩笑話的深意，可能還不止於此。他可能也敏感到了同事同行之間的某種分化。就像當年五四《新青年》諸君後來都各走各的路一樣，80年代起來的年輕一代學人也正在漸漸地分道揚鑣。當然，這樣的分化，是在90年代才日益明朗起來的。
不知是他的性格使然，還是他的父輩有過被打成右派的教訓，子平說話非常謹慎，一般不會表示什麼態度。他當然更加不會像鄭義那樣衝鋒陷陣。但他心底里始終有一桿秤，並且時常能夠洞若觀火，大事不糊塗。
世事洞明的結果，經常導致的是謹慎。但內心深處的正義感，又使他忍不住要說上幾句，或者一句。他說出來的話，聽上去漫不經心，但仔細一品，味道是雋永的。比如他後來說，別人都忘記了，只有劉再復還像個祥林嫂，整天念叨着孩子被狼叼走了。聽上去像是句不經意的玩笑話，意思卻盡在其中，就像一隻不起眼的餃子，要咬到嘴裡才知道是什麼樣的滋味。
至於他在跟我那篇對話里談到的後來那代人，一個勁地要殺“兄”，也並非是杞人憂天。以後發生的事情證明了，急於成名的青少年們果然把走在他們前面的人們一起推進了深淵裡。
而且，他跟我說我們兩個如何如何，也不是隨便說著玩兒的。他後來受李陀委託在《北京文學》上主持學術對話，第一個就找了我，討論如何重寫文學史。我給他寫的那篇對話，比我在《黃河》上發表的那篇三萬字長文，還要認真。並且，談得更為深入。《黃河》上的那篇長文，主要提出了王國維的意義。但在跟黃子平的對話里，有關文學史的框架以及為什麼如此構架等等，彼此說得更加有意思。
任何一個讀過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三人有關二十世紀文學史的長篇對話的人，都可以發現，黃子平的想法在原創性上更強一些。他們三人之中，黃子平思想最為活躍，並且思考問題不為任何概念所障，總是一見透底。無論是黃子平的談話還是他的文章，從來沒有概念上的雲遮霧障。也許會過於言簡意賅，但不會讓人摸不着頭腦。這既是思想上的明確，也是學風上的誠實。
錢理群是具有鄭義那種熱情的學者。而且，他跟鄭義一樣，也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磨難。無論在為人處世上，還是在著書立說里，錢理群經常會流露出一種在後來學子身上越來越少見的正義感。錢理群不僅為周作人立傳，而且也給許多人、無論是詩人還是學者、都刻意迴避的詩人黃翔寫了長篇評論。《今天》派的詩人，尤其是北島那樣戴上了桂冠的頭號名角，很少提及比他們更早的詩歌前輩，比如郭路生。至於黃翔，更是閉口不談，好像從來不存在這個詩人一樣。在卑鄙和崇高這兩者之間，北島似乎什麼都不缺。至於在為黃翔呼籲和聲張的人當中，北島一直缺席。倒是劉再復，為黃翔奔走呼號過。而繼劉再復之後的，就是錢理群。錢理群為有爭議的人作傳，給被冷落的人寫評，讓我對他非常有好感。
錢理群的《周作人評傳》，我是仔細讀了的。我有一次去北京，專門跟錢理群討論過裡面的一些細節。因為我對有關周作人的評價，非常重視。在我當初那篇重寫文學史的原稿里，首先重要的就是對周作人那個人道主義文學主張的強調和闡釋。我那次跟錢理群談到最後，他告訴我說，有關周作人的所謂漢奸問題，他本來也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寫作此著時，他的導師王瑤還在世，特意關照他不要觸動這個敏感話題。
說到周作人，我想起我跟汪暉有過一次談話，那是在90年代初的一個冬天的夜晚。當時，汪暉住在離吳福輝家不遠的地方。我那次在北京時，在吳福輝家住了一個晚上，睡覺之前，我去汪暉住處，跟他談了兩個小時左右。汪暉告訴我說，他當年是從揚州師院考到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讀博士的。他在揚州師院時的導師，是詞學大師龍渝生的弟子。他上北京的時候，他的導師思念先師，請他代為到龍先生的墳上去致哀。汪暉為此在北京到處尋找龍渝生的後人。最後，他在北京圖書館的退休人員名單上，找到了龍渝生的女兒。
他是在一個非常簡陋的住房裡，見到了龍渝生的女兒及其夫婿，一對老頭老太太。他打聽到了龍渝生的墳地之後，在告辭之前，那個老頭，也即龍渝生的女婿，突然問他說，你們現在這代青年人，怎麼看周作人先生？汪暉對我說，他當時用流行的那套話回答了老人。老人聽了之後，長嘆一聲，說，也許將來的人，永遠也不會明白周作人先生了。
也許那位老人問起周作人，有一種對自己的岳丈龍渝生的間接關切在裡面。因為在日本人佔領的時候，龍渝生由於是南京圖書館的館長的緣故，戰後也受過牽連。但老人對於周作人的關切，更多的是想知道後人看待當時的歷史人物，會有一種什麼樣的與以前的宣傳不同的眼光。
汪暉當時跟我敘述這個故事的時候，雖然他沒有回答好老人的問題，但他言辭之間的那種書生氣，還是相當濃厚的。哪裡想到，他後來會成為那麼一個奇怪的人物，把毛澤東和現代化硬生生地聯接到一起，比相聲《關公戰秦瓊》還要搞笑。更加搞笑的是，他竟然因此而獲得了熱烈的掌聲，贏得了空前的名聲，成為一顆耀眼的學術新星。這樣的學術世界不算瘋狂，還有什麼樣的學術世界算瘋狂？
不過，汪輝闊起來之後，倒是沒有忘記老朋友。我看在一些評獎之類的事情上，他經常把錢理群或者其他舊友一起拉上。陳平原有沒有借光，我不清楚。須知，陳平原曾和汪暉一起編過《學人》一刊。
說到陳平原，我想說說我對廣東人性格的體會。我以前不太知道廣東人是什麼樣的性格。後來我在紐約碰到一個廣東朋友，讓我完全明白了廣東式的耿介。我那朋友推薦我買一塊手錶。我定購之後，覺得我要那麼好的手錶沒什麼意思，就去退貨。結果，人家不讓，鬧到最後，被罰了定金。這事讓我那位廣東朋友知道后，一面怪我傻頭傻腦，那麼便宜又那麼漂亮的手錶不要；一面又說我這麼做是違反生意規則的，理當被罰。完了之後，他第二天跑到錶店里，把我本來定購的那塊手錶買了下來。他已經有了一塊一模一樣的手錶，只是表面的顏色有點不同而已。但他為了向我證明他的推薦是不錯的，同時也不讓我因為退表而吃虧，買下了那塊手錶，要把我被罰的錢歸還給我。我以前只知道廣東人喜歡做生意，並不知道廣東人其實有這麼一種耿介性格。
我由此回想自己跟陳平原的交往，發現此君也是這麼一個不無耿介的廣東人。可能正是這樣的耿介，使他對武俠小說有興趣，寫過一本武俠小說研究專著。我曾經給他的散文寫過一篇評論，但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他的這種廣東式耿介，所以寫得不夠到位。
陳平原是個嗜書如命的學子，手不釋卷。寫作的認真，跟廣東人做生意的踏實，一式一樣。他從不胡思亂想，更不天馬行空。但他每每能夠講出一番有趣的道理。道理人人會講，但講出有趣的道理，卻並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不過，陳平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在科羅拉多開會期間，大家一起到賭場去開開眼界，他在賭場里玩樂時流露出來的性情。正如男人面對女人時，在床上無法掩飾自己；男人面對自己時，在賭場里是最為直接的。沒有一個人可以在賭場里裝模作樣。那天，有些一起去的同行，在賭場里贏了一百來塊美元，就趕緊收斂自己，放棄了遊樂。而陳平原根本不管那老虎機里掉下多少籌幣，照樣朝裡面繼續有滋有味地扔進去。我記得，他還隨手抓給我一把，說，李劼，來了就玩個痛快。陳平原此刻的瀟洒跟他在文章里的嚴謹完全判若兩人。我以前只知道他在文章里的循規蹈距，此刻才見到他還能在賭場里揮灑自如。
難怪，他在籌備那個歷史性的會議時，會提醒劉再復說，別忘了李劼。
原來，他也是一個性情中人，不管在學問上有多麼嚴謹。我是非常認同一個人有如此性情的。雖然不一定要玩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程度，但至少不能在一百元美金面前望而卻步。至於我本人在賭場里的浪漫主義，再復是完全領教了的。這以後可以在別處細說，這裡就略過不談了。
北京的那些同行，不管在學術上和觀點上如何，人品都很不錯。即便是不太引人注意的吳福輝，也在圈子裡受到大家的尊重。我記得那次在老吳家吃飯，我吃完后，把自己吐出的骨頭之類，划進碗里倒掉。老吳見了呵呵一笑，說，嗨，李劼還有這門前清的習慣。他表揚我的口氣，像是長輩在說一個孩子。他很高興地發現這孩子出乎意料地守規矩和懂禮貌。
但我也有讓人尷尬同時也使自己尷尬的時候。比如，我有一次跟王富仁約了到他家裡見面聊天。彼此談着談着，我困得實在不行，竟然就在聽他非常激動地跟我講說魯迅的當口，眼睛一閉，睡著了。我絕對不是因為話題不對勁的原因，更不是王富仁說得不夠精彩的緣故，而就是生物鐘轉到那個地方，怎麼也支持不住了。我記得同樣的尷尬，也發生在我跟張獻談話的當口，好像跟其他人交談時也發生過。反正，我經常會在走路，談話，甚至在相當熱鬧的場合，突然生物鐘走到要睡覺的地方，就一下子睡著了。這實在讓人非常的尷尬。我希望王富仁能夠看到我的這段話，以此作為我因那次突然睡着而向他作出的解釋。
我跟北京的同行之間交往不是很密切，但彼此之間卻毫無芥蒂。讓我對他們感到不解的是，他們對王曉明編的那本《二十世紀文學史論》到底怎麼看？大家為什麼一聲不吭？也許他們都有各自的難處，但也不至於難到連問一聲都不能問呀？我在此特地存疑，等着他們將來解答。
他們還有一個讓我不解的是，從來不對新潮小說和先鋒詩歌作出評論。他們寧可鑽進故紙堆里，也不對同時代的文學發言。我記得聽平原君說起過，他在北京的一個什麼會議上，見到某作家的張狂模樣，十分反感。以陳平原他們的學術功力，要對85年以後的新潮小說作些研究和評論，不應該是件困難的事情。他們在90年代搞的《學人》刊物，我認為還是有相當的學術價值的。即便是退回到國學裡面，也沒有什麼不好。因為對於國學，尤其是近代學術，確實有重新認知的必要。我當時也對那一段的歷史和學術，作過一番閱讀，寫了《論中國晚近歷史》一著。曾經有人把《學人》的傾向稱之為後國學，以此對照於當時流行的後現代。但後來《學人》的后國學好像也不了了之，其中的汪暉更是轉而扮演起了那麼一個稀奇古怪的角色。這其中的轉換，突然得讓人莫名其妙，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也暫且在此存疑吧。
相比於陳平原他們的穩穩噹噹，謝冕在我的印象里，卻始終像個孩子那樣地率性而為，率性而動。我覺得謝冕的心理年齡，比陳平原他們都年輕，比其學生黃子平更年輕。黃子平跟謝冕在一起說話，會讓人感覺他們的師生關係是倒過來的。黃子平的沉穩，甚至沉穩到不無世故的地步，跟其導師謝冕的激情澎湃，澎湃到像個大小孩的程度，形成一個強烈的對照。而且，謝冕一點不在意這個，還特意讓黃子平給他的著作寫序。這可能是80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的一道最為有趣的風景。不過，這都已經成為過去了。我看，北大中文系不會再有第二個謝冕，還很難出現黃子平那樣的學生。黃子平一直到離開北大中文系，依然還是個貧下中教吧。跟我一模一樣。空手而入，徒手而出，這也該算是一種瀟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