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唐曉渡和其他朋友的北京狀態
說到唐曉渡，我聯想起的總是諸如喬治·奧維爾，或者捷克的哈維爾一類的人物。在北京的文化圈裡，唐曉渡的學養和人品，很難找出能夠與之媲美的另一個。至於他能否做出類似於奧維爾和哈維爾那樣的成就，則取決於天時地利人和之類的條件和他自身的努力了。但以他的“曉渡他人，搪塞自己”性格，難度不小。要成就一番事業的人，似乎都得張揚自己，搪塞他人。
我是那年，1986年吧，宗仁發把我請到長春，給我發了個小說一等獎，才認識了宗仁發從北京請來的唐曉渡。宗仁發真是個人物，他居然知道我跟唐曉渡會成為好朋友，特意作了那樣的安排，讓我和曉渡同住一室。第一個晚上，彼此一聊就聊到深夜，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我記得他那次談得最多的，就是喬治·奧維爾的《1984》和《動物莊園》。我發現他思路非常清晰，而且還具有極其敏銳的直覺。有許多擅長理性思維的學人，通常在直覺上比較遲鈍，比如汪暉的直覺能力就相當差。而有些直覺能力較強的人，理性思維又比較紊亂，比如肖夏林就是個不喜理性分析的直覺主義評論家。但唐曉渡恰好在這兩方面都有相當好的天賦，甚至對神秘的事物，也有一定的感受能力。
見我和唐曉渡談得很投機，宗仁發馬上抓住機會，把我們的談話錄音下來，做了個對話，發表在他當時主持的《關東文學》上面。至於彼此究竟談了些什麼，我現在卻怎麼也想不起來了。那時候實在是談得太多，寫得太多，根本記不起來談過些什麼，寫過些什麼。至於讀過什麼書，更是被忘得乾乾淨淨。
但海德格爾那本《存在與時間》，我卻始終記得清清楚楚。那年，曉渡從北京給我寄《存在與時間》時，在書里夾了封短信，信里說，把這本書讀通了，其他書可以不必讀了。我收到這本書之後沒多久，天翻地覆的事情便降臨了。然後我被送到那個地方。在最後的三個月里，我被允許看書，我於是就將《存在與時間》認認真真地安安靜靜地讀了兩遍。我後來把海德格爾之於存在的追問，比做《山海經》里的夸父追日。這意思是，海德格爾不是太陽，而是在奔向太陽的追問者。老子才是太陽。也許是這個原因，海德格爾晚年，十分着迷於老子的《道德經》。
至於海德格爾以降，雕蟲小技而已。在這一點上，曉渡的眼力遠比其他同輩學人要高遠和深邃。
我後來因為曉渡的緣故，見到過他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其中有個叫做劉東。此人喜歡夸夸其談，說起話來相當誇張，有點像京劇票友那樣，以比京劇演員更加熱愛京劇的方式，比諸如王國維陳寅恪那樣的文化人物更加熱愛文化。劉東讓我的感覺像是個文化那五。這可能也是80年代中國文化的一大景觀，即雖然沒有過去闊多了的背景，但也照樣玩票，照樣把文化當作鳥籠子那樣拎着四處遊盪，出現在各種各樣的文化場合。
有一次我在《學人》上讀到劉東寫的一篇美學文章，口氣大得驚人，可是實際內容卻空洞得不能再空洞。我當時就從朋友那裡問到了劉東的電話，把他從夢裡叫醒，對他說，你的這篇文章，從內容到語言，全都令人討厭，就連說話的方式都是不對頭的。我氣哼哼地說了一通，才平息了心頭的火氣，掛上了電話。後來唐曉渡告訴我說，劉東被我說得一頭霧水，並且再也睡不着，給曉渡打電話訴苦，說他被我的電話從夢中驚醒。曉渡後來對我說，他當時笑呵呵地告訴劉東說，從夢中被驚醒不挺好么？
不過，我後來想想自己也太唐突了，就算劉東文章寫得太誇張，也沒必要那麼說人家。尤其是我後來聽說了劉東跟他導師李澤厚的故事，對劉東反而生出了同情。
那故事是劉東在香港碰到恩師李澤厚，由於彼此間有過摩擦，劉東主動提出和解，請恩師吃飯。不料，李澤厚坐下后，一點不妥協地對劉東說，先把話說在前面，假如彼此說不到一起的話，這頓飯現在取消還來得及。結果，是一旁的劉再復再三打了圓場，才使劉東得以讓恩師吃完了這頓飯。
劉東除了誇張和虛榮，好像沒有其他毛病。在8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誇張和虛榮似乎都不算什麼大毛病。
唐曉渡的前妻，崔衛平，誇張起來全然一副娥眉不讓鬚眉的勁頭。我在90年代曾經寫過一文，讚揚當時的三篇好文章，一篇是北大李零寫的《漢奸發生學》，此文我當時推薦給錢穀融看了，錢先生也讚不絕口。一篇是徐友漁談論自由主義的什麼文章，具體我忘了。還有一篇就是崔衛平的《文藝家和政客》。此文十分犀利，跟唐曉渡的儒雅完全是兩種風格。但沒想到，崔衛平被我那麼一說，犀利個沒完了。
那年，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麗娃河》出版之後，我從美國打電話通知曉渡，電話是崔衛平接的，說是曉渡已經搬走了。我楞了一楞，然後順口對她說，我的小說出版了，可我沒法送你們，只好請你們自己去買一下。不料，崔衛平在電話里叫起來說，李劼，你怎麼如此狂妄，竟然叫我們自己去買你的小說看。假如我處在北京的氣氛里，聽到這樣的話不會覺得有什麼突兀。但在另一種環境里，覺得特別錯位，彷彿那電話不小心被接通了精神病院的病房一樣。
但崔衛平的才華，我依然是肯定的。尤其是她寫的一篇評論上海女詩人陸憶敏詩歌的詩評，堪稱佳作。至於她後來表示要教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寫作，那就不知從何說起了。老實說，在長篇小說的寫作上，我還沒碰到過一個可以深入交談的中國學人呢。我不知道崔衛平有多大的本事，能夠教人家寫作長篇小說。我也不知道她讀過多少部長篇小說，更不用問，她自己到底寫過幾部長篇小說。
記得她有一次要考考我的演講能力，把我拉到她所執教的北京電影學院去給一班將來要準備走上銀幕的紅男綠女開講座。她告訴我說，你能鎮住這幫學生，你就可以講遍天下。她還告訴我說，那個《拯救與逍遙》的作者，在這裡講了不到二十分鐘，就講不下去了。課堂里只聽見叭啦叭啦的椅子翻板聲，學生們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當著演講者的面，昂首挺胸地走了出去。
結果，我講了將近兩個小時，學生越來越多。講完之後，他們不停地遞條提問，最後臨走之前，還有學生上來交流。倒是崔衛平自己，聽得坐不住了，以一種女權主義的語氣，向我發出一串串的質問。結果，學生被她跟我之間的爭論給弄懵了。他們搞不懂他們的老師怎麼跟她自己請來的演講者爭起來了。
在北京，搞笑的不止是男性學者。這個城市真是五花八門，精彩紛呈。
但講座完了之後，崔衛平還是承認我講得很成功，她興奮地說，李劼，你真是可以講遍天下。她哪裡知道，我早已深深領教這天下到底是怎麼回事了，正準備逃之夭夭呢。
那次講座的時間，是在90年代。
唐曉渡生活在如此誇張的一個城市裡，能夠始終保持低調，保持他一貫的儒雅，真是很不容易。這是需要很強的定力，才能做到的事情。我對曉渡的修為相當佩服。我唯一不以為然的，是他抽煙抽得太厲害。
那次的東北之行，還碰見的一個有趣人物，就是洪峰。洪峰跟曉渡當然是截然不同的兩類人，但有一點他跟曉渡很相同，就是低調。洪峰不善言辭，非常木訥，但說出來的話卻非常實在。
洪峰讓我最感動的，就是後來彼此一起在北京相聚的情景。那時我們都住在戲劇學院的招待所里。為了能讓我跟史鐵生好好談話，洪峰特意跑到雍和宮旁邊的那個四合院里，把鐵生載來后，徑直背上樓來。我跟史鐵生談了很長時間，洪峰一聲不吭地聽着，聽得非常認真，不插一句話。
洪峰在魯迅文學院時，跟余華住一間宿舍。我有一次去造訪他，路上正好碰上也在該院讀書的一個女詩人，聽說我去看望洪峰，主動給我帶路。見了洪峰，他告訴我說，你怎麼運氣這麼好，這可是咱們學院的院花。後來我才知道，不是我運氣好，而是余華運氣好。
跟洪峰談話，能夠長時間談下去的主題，就是女人和愛情。他認為這是生活的主要內容，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別看洪峰模樣像個山民一樣，其實內心非常細膩，對女人也有一副賈寶玉心腸。洪峰在創作談里，公開宣布，他是為心目中的姑娘而寫作的。所以我會在人物散文里寫《少年洪峰》，不是少年維特。
洪峰是個和余華很不相同的新潮作家。而那樣的不同，簡而言之，就是他絕對不會習慣在北京生活。他需要一種真實的感受，他受不了北京的誇張。有一次，李曉樺請我和洪峰，還有和我一起出席北京電影學院討論會的張獻，一起去肯特雞店吃飯。洪峰朝着門口那個笑容可掬的肯特雞老頭塑像瞅了好一會，然後十分迷茫地問我說，這是真的么？我忍住笑回答他，大概是真的吧。進了門以後，他又瞅着那些穿着同樣制服戴着同樣帽子的小姐們問我，這也是真的么？我回答說，這可能是假的了。旁邊的李曉樺聽得呵呵大笑，從此認定洪峰是個好朋友。
北京這個城市，確實很難讓人分出真假。
洪峰在北京那些年，可能覺得不太自在。在文學院完事之後，他趕緊就回東北了。我最後一次跟他見面，他已經從長春搬到了瀋陽。我在他那裡住了幾天，碰到了一些朋友。讓我十分難忘又極為歉疚的是，瀋陽的文學評論家辛曉征，深更半夜的特意大老遠的趕來，無奈我的生物鐘又到了要睡覺的時候。我沒能跟辛曉征好好說上話，弄得洪峰對我十分不滿，弄得我自己也對自己十分不滿。須知，辛曉征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當年辛曉征在編一個文學內刊時，發了我許多長篇大論，不管如何尖銳，全都一字不刪。我因此一直記得他。最近我聽吳亮說，他在北京碰到辛曉征，不僅自己買了我的歷史小說《吳越春秋》，還特意送了吳亮一套。我聽了不由十分感慨，是朋友，不在於經常見面的。
李曉樺說過一句很精彩的話，他說，真正的朋友，分別十年，見了面就像昨天剛剛分手似的。
說起來，李曉樺也是在北京大院里長大的。可是他的作品也罷，他的人也罷，特別有北方式的人情味。他的詩歌很早就獲得了什麼獎，後來他在《收穫》上發表的小說《藍色高地》，也是一部描寫西藏的力作。他最讓我感動的是，他90年代在美國轉了一圈之後，在北京彼此相見時，對我說了這麼一番話。
他說他是帶了攝像機和一個攝影師去美國的。他本來想把美國的種種陰暗面好好地拍上一拍。結果，到了美國一看，發現自己太可笑了。他說，不管怎麼說，人家至少是人的國家。他說“人”這個字的時候，聲音特別沉重。他說他後來拍了許多美國的風光，回國后準備做一部在美國觀光的記錄片。
90年代，李曉樺不再寫作，做起了生意。但他的感覺，卻一點沒有因為轉到生意上而有所退化。僅從上述這番話，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態相當正常。在我看來，能夠在一個誇張的城市裡依然保持心態的正常，已經難能可貴了。
就正常而言，李潔非也算是一個。李潔非後來也寫過些小說。他的小日子似乎過得不錯，美麗賢慧的妻子，活潑可愛的兒子。平時喜歡下圍棋，也喜歡看足球吧。要不，他不會把我比作文學和文化批評上的馬拉多納。這個比喻很好玩，因為兩者至少在備受爭議上，是相同的。
李潔非在80年代，寫過許多評論文章，包括對新潮小說的評論。他雖然是個京劇愛好者，或者說票友。但他在文學和文化上卻從來不做票友，而是非常認真地面對之。
同樣認真的，還有潘凱雄。潘凱雄原來在《文藝報》時，曾混到了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份上。在80年代，他寫了許多文章，也發了許多文章，包括我的文章。我寫的文章，他一般都想方設法地發表出來，並且盡量不作刪改。說起來，潘凱雄倒也是個耿介之士，所以最終還是被迫離開了《文藝報》。我最後一次見他時，是在一個朋友的作品討論會上。彼此只來得及匆匆說上幾句話。
這些在北京的朋友們，80年代都是風光過的人物。後來隨着時過境遷式的變化，不得不在一個越來越誇張的城市裡，紛紛自謀生路，自找出路。想到文學和文化上的生存困境，對於那些不擇手段搶奪話語權力、從而改變自己生存境遇的同輩學人，倒也心生一絲同情。但我不能像黑格爾那樣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爾深刻到最後，變成了一個無賴。所以，深刻也不一定是好事，得有個深到哪裡去的質疑。
唐曉渡肯定不會喜歡黑格爾。但唐曉渡整天地曉渡他人，是否就意味着對存在就是合理的一種認同呢？我一直認為曉渡是有實力寫出驚世之作的。他雖然已經寫了不少，但我依然還在期待着。從某種意義上說，唐曉渡有點像我在上海的朋友張獻。張獻在舞台上向他所置身的城市進發的時候，那個城市也在向他包圍過去。同樣道理，唐曉渡最後也有一個是被所在的城市吞沒，還是他在那個城市裡點亮一支心靈的蠟炬。我堅信，只要蠟炬被點亮，就不會成灰的。
2003年10月28日寫於紐約
（選自李劼著《中國八十年代文學歷史備忘》，出版社：秀威資訊，出版日期：2009-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