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我家住在錫林南路地方病研究所的家屬大院里。那個大院緊鄰內蒙古醫學院中醫系，空地很多。因為飢餓，人們慌不擇路，想起了自己種植糧食作物。那幾年，不僅房前院后被人們搞了栽種；就連籃球場、網球場也都種上了莊稼。再後來，動物室的圍牆下、下馬的醫療器械廠的廢棄基礎里也被人們佔領，紛紛種上了各種糧食作物。所謂的糧食作物其實就是些玉米、葵花、南瓜、土豆、蘿蔔等等。種子也不知道是從哪裡搜尋來的，反正整個大院里一片鬱鬱蔥蔥。
我家除了自己院子里的一片空地外，還在動物室的門口佔領了半分地。“小滿前後，點瓜種豆。”那些年的春天，我一下學，就和父親拿把鐵鍬去翻地。每次翻地時，父親總是雙手合起、猛搓幾下，再往手心吐口唾沫，雙手攥鍬把、右腳蹬鍬背，“嚓嚓”地翻了起來。每鍬下去，能翻起兩寸寬、五寸深的土。土黃里泛黑，很鬆軟。我踩上去，猶如站在海綿上。
父親爭分奪秒地翻着，須臾，臉色便紅潤了，額頭也有了細汗。父親歇息時，我也張羅着翻。可惜我身小力單，常常不能使父親滿意。有一次，沒翻幾下，手上就打起個血泡。
四月的陽光不太犀利，溫溫火火地照耀着大地、照射在父親寬闊的脊背上。潮濕的泥土被陽光一曬，芬芳的氣息撲面而來。片刻勞作之後，父親便汗流浹背。額頭上沁出的汗珠，滴在鬆軟的泥土上。
我也滿頭大汗，頭髮一縷縷地貼在腦門上，濕漉漉的。但只要駐足稍事休息，灼熱感便隨風而逝，留下一絲清涼。
一大片地需要一鍬一鍬地翻。翻起來的大塊土坷垃，需要一鍬一鍬地拍碎。土地平整時，遇有石頭瓦塊，還要撿出來擺在地邊。我尖瘦的臉蛋上綻放光芒，眼睛里充滿喜悅。始終前跑后跳，跟在父親後面忙亂。
我每次勸父親歇歇，他總是說：“趁能看見，再翻一會吧。”於是用袖子擦擦汗，喝幾口水，繼續翻。直到天大黑了才收工。
依稀記得，播種的時候，先要刨一個淺淺的土坑，把種子放進去，用細土覆蓋。再在上面澆上一瓢水，然後就等種子發芽了。不過，坑的深淺、覆土的厚薄、澆水的多少都有說道。畢竟種植玉米、葵花比較簡單；不像種菜，沒有多年的經驗根本幹不成。
母親出生農家，對播種的過程了如指掌。父親沒有種過地，他完全按母親的指導來做。我也鞍前馬後地跟在後面瞎忙，母親不停地對我指手畫腳。
父親告訴我：這顆黃色的玉米粒，是從一穗玉米而來。它前世的前世的前世……依然還是一顆玉米粒。它的身上聚集着每一代玉米的生命信息。就如同我們人類一樣，每一個人的生命里，蘊含著從人類始祖一直到我們的上一代——父母親的生命信息。我們就是一顆種子，種子就是我們的生命，是一切的源頭。
母親說：把兩顆玉米粒並排放進一個坑裡，不要分開，要緊緊地挨着。放深點兒、壓進去，再用土蓋上、抹平。一邊抹，一邊要想象着種子與土地融合的感覺，心裡默念着感恩土地。
我的手心裡握着兩顆玉米粒。彎下腰，輕輕地把它放進坑裡，深深地嵌進去。我當時覺得泥土是這個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東西，生命離不開泥土，人類也離不開泥土。
那年，我們在地里種了不少葫蘆，母親還教給我如何給葫蘆花授粉。原來，花萼下面有個小葫蘆的是雌花，花萼下面沒東西的就是雄花。母親說，小葫蘆是寶寶，授粉成功寶寶才會長大。方法就是把開到完整狀態的雄花摘下來，插到雌花的花蕊上面，讓雄花花蕊上的花粉掉到雌花花蕊中間，這樣才可以保證成功率。
小苗沒幾天就頂出了土壤，一天一個樣子，令人欣喜。等到禾苗一尺多高，就可以施肥了，肥料通常就是自家收集起來的農家肥。那時，每家的地邊都有個很小的化糞池，糞便在太陽的照耀下慢慢地發酵。
記得施肥時，父親左手提着肥料桶、右手提着清水桶，施肥時要把清水倒進肥料桶里。我覺得很奇怪，為啥有了肥料還要加水呢？父親說：“如果只用肥料的話，肥料太濃，莊稼就會被燒死。”
“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發酵后的屎尿澆灌在莊稼上，莊稼會蹭蹭地往上竄。
我家的地旁沒有水井，需要去很遠的地方去挑水，挑水是我的營生。看着莊稼一天天長大，雖然辛苦，但心裡充滿了歡樂。
南宋詩人范成大《夏日田園雜興》詩云：“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似乎我也置身其中。
昔日，讀書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農稼為人所不齒。《論語·子路》有“樊遲學稼”：“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論語·衛靈公》里，孔子還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當年，視仕途為樊籠的陶淵明，也毅然決定辭職回老家種田。可惜，讀書人終究不是務農的料，沒幹半小時就累得不行，索性坐在山腳下吟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而且“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拄着拐杖除草播種，不知能有幾多產量？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其實，即便他天天躬身勞作，也不一定能種出五斗米來。幸虧他有薄田幾十畝、草屋八九間，主要靠長短工為他勞作。否則腰軟肚硬的他，一定會餓斃於柳蔭堂前。
我常常想：大院里的人都是機關幹部，而且大多是醫科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不是餓急了眼，誰會想起來耕作呢？1960年，那是個“學而優亦飢”的時代，知識分子已經顧不得顏面了。
飢腸轆轆的機關幹部們，播下了種子、也播下了希望。那時還沒有“社會主義的草、資本主義的苗”的說法，因為政工幹部們也都餓的眼睛發藍了。好在種植這些作物不需要高深的農藝技術，許多人本身就出於農門。
感謝飢餓，讓我在童年時就知道了種田的不易、農人的不易、糧食來之不易，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我雖然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唐詩，更不知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詩句，但吃完飯總把碗舔的跟洗過的一樣潔凈。
到了秋季收穫的季節，家家戶戶喜氣洋洋。晚餐蒸土豆、蒸南瓜、煮苞米，就點鹹菜，吃的胃口大開。
玉米桿也是非常好吃的，不比甘蔗差多少。收穫的季節，小孩子們每人手裡都舉着一根玉米桿，比誰的更甜些；記得未成熟的嫩葵花籽也很香、瓜子殼也能嚼動；胡蘿蔔不用洗，在褲子上擦擦就能吃。
大地才是人類的母親，不管種下什麼都會有收穫。我們的肚皮吸納力真強，只要能咽下去就能被消化。
很懷念那些年城鄉一體化的生活。炊煙裊裊中，眾多的風箱在歡快地奏鳴。在用葵花桿做柵欄的院子里，玉米桿、葵花餅子在灶鑊里煙火升騰。
那年，父親的朋友從北京來呼市出差，他們對我們院子里的莊稼艷羨不已，因為他們在飢餓中只能幹靠。後來聽呼盟的同事說，他們那時雖然餓，但因為離大興安嶺近，也受到了大地母親的恩澤。他們一到周末就去林區採集蘑菇、木耳、松子，原來上帝對人是公平的。
1960年夏日的一天，妹妹在健康街的小賣鋪里排隊搶購食物時，和地方病研究所的一位政工幹部發生了爭執，被那位政工幹部搧了兩個耳光。那位政工幹部罵我妹妹說：“你這個偽職員的狗崽子也敢跟我爭搶？！”
妹妹回來向我哭訴，我氣得兩眼冒火。當晚12點，我偷偷溜出家門，去他家的地里把他家種的葫蘆連大帶小都給揪了下來，排隊擺在了地邊上，才算出了這口惡氣。那位政工幹部姓王，個子不高，他家的葫蘆大的才長到拳頭大，幾個月的辛苦算白下了。
第二天，他的老婆翹起腳來罵街，大多數人不吭聲，還有人掩嘴偷笑。妹妹回家向母親訴說，母親反而說：“誰幹的葬良心的事呀？好不容易長那麼大了！”我則偷偷地向妹妹使鬼臉。
後來王幹事死於癌症，我始終從內心感到那件事對不起他的家人，尤其他那些嗷嗷待哺的孩子們。
我有五十年沒種過地了。去年，退休的朋友在東郊租了一塊農田。夏天的時候種了黃瓜、西紅柿，摘了一籃子興高采烈地拿給我吃。也許因為是自己種出來的，所以感覺格外得香甜，簡直比菜市場的好吃太多了。我問他：“是誰在教你種菜啊？”他說：“東家啊！但主要出力活兒還是我干呢。”於是，我便想起兒時和父母種地的情形來，心中充滿了對往事的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