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16 日，《芳華》終於上映。經歷過國慶換檔風波，讓這部電影反而更加勾起來觀眾去影院一探究竟的慾望。任何一部電影都必然遭遇褒貶不一的境遇，馮小剛今年的作品尤其如此。有些人說他們喜歡這部電影是因為他們都曾經從那個時代中過來，懷念《雪絨花》的美好旋律和那熟悉的軍號嘹亮。也有人說馮小剛的社會批判似乎總陷入這樣不戰自降的境地，看起來很硬，其實很軟，批判的嘗試最終都成了虛晃一槍的姿態，悲劇甚至沒有他早年間喜劇的力量足。我們相信未來這段時間，我們將被《芳華》的各種影評和分析類文章所湮沒，然後過了這段時間，我們又陷入對現實的妥協中，作鳥獸散。正如，那些我們已經忘記了的，在延安時期的一群“芳華”少女，他們在那時被稱為“紅色愛情之都”的延安里，自己的婚姻卻是由組織出面介紹，而且還有着嚴格的規定。戀愛結婚的條件有“二五八團”和“三五八團”之說。前者為：25歲，8年軍（干）齡，團級幹部，後者為：男女雙方必須有一方是八路軍的團職幹部，雙方男女必須是黨員、且有3年黨齡，雙方年齡之和為50歲，這聽上去有些可笑的條件，卻真實的在那個時代發生了。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
南方十年鬧紅，提着腦袋鬧革命，犧牲之事經常發生，不可能對部屬在情戀方面約束過緊。1933 年5 月18 日，陶鑄在上海亭子間被捕，下了南京大獄。其妻曾志（1911～1998）在閩東任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同時相好於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游擊隊長任鐵峰，遭組織處分。
“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只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但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我對葉飛是有好感的……當時，我與他們兩人關係較好，工作之餘較常來往……陶鑄來信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23 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做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像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後來理解了——環境險惡，說不定哪天就會掉腦袋，過一天算一天，還不該及時行樂么？1934 年1 月，高崗因姦汙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后，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着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
大批知青聚延，婚戀很快成為“問題”。此時，無論性別比例還是擁擠的居住條件，都決定中共只能以獻身抗日之名行禁慾之實。1937 年9 月“黃克功事件”以前，延安執行清教徒式的禁慾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準談戀愛不準結婚——全心意心撲在黨的事業上。黃克功死刑宣判大會上，張聞天結語中有“不談戀愛自然是最好。”
毛澤東專門到抗大作報告〈革命與戀愛問題〉，規定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雖解“不準戀愛”之禁，仍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高崗在批准范元甄刮宮時說：“讓她刮吧，是個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宮一次兩次，黨一句話沒說地批准了兩次。”
紅小鬼陳丕顯（1916～1995）在皖南新四軍部工作期間，二十來歲，常有人介紹對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對這位“紅軍老幹部”有好感，但項英、陳毅不同意，陳丕顯無法“繼續”。項陳首長后替他選了一位軍部女機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
延安婚戀屬於標本式的“革命+戀愛”，個體性愛與社會改造緊密結合，微觀行為綁縛宏觀價值，雅稱“一根扁擔挑兩頭”——一頭挑着未來道德、一頭挑着過去觀念，俗稱“同志+性”。
1941 年，胡耀邦與李昭在延河邊“約愛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後才是生活伴侶；成家以後，不忘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大事業；要經受得住各種考驗，同舟共濟始終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紅色情侶們對未來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義，又有民主建國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數相當高。
但禍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熱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嘗政治的苦澀。十分強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滲透延安生活，最個人化的婚戀問題上，他們接受的誡律也是政治訓令：在這偉大的時代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問題，首先要遵從組織決定。我們對一個“愛人”的要求，也正像對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樣，脫離不了“階級尺度”。必須有堅定不移的“立場”，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作風”。男的對女的，女的對男的，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正確的戀愛觀，必須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與政治認識為基礎的！他所謂的“立場”是指“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是指“勞動觀點”（亦即所謂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良好的“作風”是指反對“自由主義作風”的意思。
25歲的李銳與21歲的妻子相約：“兩人關係以政治為主，時刻關心到政治。”夫婦幸福度取決於“進步速度”——組織信任與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書：“我十年來對你感情要求之強烈，從來是伴隨着政治的…如果雙方不進步，是不可能有美滿的關係的。我有時決心要離婚就確是這樣想。”
趙超構記述：被極力誇張的“同志愛”對於延安女性的戀愛與結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響。既然同志愛應該高於一切愛，那麼戀愛結婚也應該以同志為第一條件了。個人愛憎的選擇也只能在同志之間運用了。這正如舊式婚姻以門第為第一條件，難道不會損傷到個人的戀愛自由么？
“保證完成任務”+“挑大的嫁”
延安男女性別比例嚴重失衡。1938年前30:1，1941年18:1，1944年4月8:1。
赴延女知青大多來自城鎮，形貌氣質較佳，擇偶餘地很大，行情熱俏，自我感覺“多麼的稀有和矜貴”。她們定譜“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論”，非大官、大知識分子不嫁。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雖然她們一腦門子婦女解放、獨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還拉起“不嫁首長”的大旗，如女大生郭霽雲拒絕過劉少奇，一抗大女生拒絕林彪校長的當面求愛。但她們中的絕大多數最終還是只能以“革命價值”為價值，以職級高低為高低，以嫁給長征老幹部為榮。
海倫·斯諾記載：“彭德懷的清教徒氣質，這種態度很自然使婦女們對他發生了興趣，她們發現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戰士曾設法引誘他，遭到了他的拒絕。”
真正堅持“平等”，終屬少數。城鎮女性的到來，中共高幹層掀起一陣離婚再婚熱。除了毛澤東離賀子珍娶江青，美籍醫生馬海德向韓素音揶揄：“劉少奇曾四次離婚，五次再婚，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合法。”
工農幹部與小知識分子甚吃癟，1942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大會上批評某婦因愛人當了驢馬隊指導員，就不愛了。男性選擇標準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腳、三是識字就好。男的身分是一落千丈，女的身價是直線上升。男找女的，幾乎到了飢不擇食的地步。”
女大學生在延河邊洗腳，對岸男同胞列隊傻看，女生擠眼直笑：“瞧，咱們的‘尾巴’又來了！”時間一長，女生將常來河邊的男人呼為“河防司令”，內中還有後來的“開國元勛”。抗聯出身的留蘇女生黎俠，每天清晨都能在窯洞窗口發現幾封求愛信；哈爾濱姑娘郭霽雲“回頭率”極高，許多男性以各種方式求愛；南方姑娘鍾路遭南洋華僑及廣東男士“圍追堵截”，窯洞門縫、衣服口袋塞滿字條，人稱“被圍困的女八路”，被逼無奈，她只好公開與張力克（後任瀋陽市委副書記）的戀情，1941 年早早結婚。
老幹部的求愛信，一般只有幾句，但都有關鍵內容——“我愛你！”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門十分熱鬧，會客室擠滿男人，女大生謔稱：“禮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規定的團圓日，亦稱“陣地戰”，其它日子相聚，呼為“游擊戰”。延安新歌謠：“女大窯洞方丈高！抗大學生夠不着……延水河邊一對一對真不少，西北旅舍游擊戰爭逞英豪。”
一般人對性慾還得掖掖藏藏，惟毛澤東敢於直言。一位抗大生寫信問毛為什麼與賀子珍離婚而與藍蘋結婚？是否符合毛自己提出的三原則？毛回信：“同賀子珍同志是為了意見不合，同藍蘋同志是為了解決性慾。”
“資源”嚴重匱乏，女青年拒婚幾乎不可能。丁玲〈“三八節”有感〉：“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若是嫁了工農幹部，會受到知識分子幹部的嘲諷：“一個科長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識分子，工農幹部也有意見：“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
還有“組織分配”。1937 年，二十二歲的長征女性王定國被安排給54 歲的謝覺哉，組織告訴她這是一項莊嚴神聖的革命任務，王定國爽快應答：“保證完成任務！”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崗位。鄧小平與卓琳的婚戀，乃鄧從前線回延安，一眼相中這位北平大學生，留下一句“請幫忙做做工作”，組織一出面，卓琳雖嫌其矮，還是嫁了。
組織亂點鴛鴦譜
如未經組織批准而戀愛（更不用說結婚），可是犯了大忌。不過，未婚先孕的“先行交易”，仍是免不了的風景。14 歲赴延的夏沙，17 歲與文工團同事戀愛，18 歲懷孕，找到副政委張際春坦白，請求處分。張際春給了“無限期延長入黨預備期”。整風搶救運動中，“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使夏沙成了抗大總校重點批鬥對象，她在大會上誠懇檢討“資產階級生活作風”。
新四軍畫家陳亞軍，與鹽城中學女生談戀愛，開大會狠批一場。組織“亂點鴛鴦譜”，老幹部窗前選美，認識24 小時之內就結婚等“革命愛情”，一路“演出”不斷。一些新四軍高幹利用工作接觸或集體廣播操等機會，直選城市女生，陳毅、粟裕、彭雪楓……都是這樣抱回佳偶。
八路軍的聶鳳智（上將）、向守志（1988 年上將），也是這一時期從女學生中得偶。他們再轉身用同樣方法為部下解決“個人問題”。
“紅妃”張寧（1949～，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張富華（1911～1957，追授少將），江西興國人，1929 年參加紅軍，時任膠東軍區某團政治部主任。女兵連清晨出操，軍區司令許世友在窗前問張：“你看上哪一個？”張指着一高個美女：“我要那匹大洋馬！”此女就是張寧母親，膠東文登縣侯家集方圓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組織談話，三言兩語介紹張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17 歲的“大洋馬”背着行軍包進了張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紅棗、一瓶土燒酒，就算禮成。“媽媽為逃避包辦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產黨員后，卻又由‘組織包辦’嫁給了比他大16 歲的我爸爸。這種事在戰爭年代不稀奇，許多當年在戰爭第一線拚命的指戰員，他們的夫人有許多是在與我媽媽大同小異的情況下與丈夫結合的。這叫‘革命感情’。”
延安報紙曾刊出一幅著名漫畫〈新娜拉出走〉，諷刺一些青年女性為爭取獨立自由離家出走，到了延安又淪為大幹部附庸。在社會價值仍然高度一元化（官本位）的延安，延安女性婚戀選擇的價值多元化實為無本之木。1937年12月3日謝覺哉日記：“小資產階級的戀愛神聖觀，應該打倒。因為它一妨礙工作，二自找苦吃。”
由於各級首長多娶城市女生，一些紅色女生提出反對“首長路線”，襄樊女生林穎（1920～）乃倡議人之一，一時名噪“小延安”——河南確山竹溝（新四軍四師駐地）。但林穎收到彭雪楓（1907～1944）第一封情書二十天後，自破金身，“下嫁”給這位1930年的老紅軍。新四軍一旅老紅軍萬海峰（1920～，1988年上將），1943年10月得娶上海護校女生趙政。歷經五四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婚戀自由權，就那麼“高尚”地交出去了——黨員結婚離婚須經組織批准。馮蘭瑞欲與前夫離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報告，1944年才批准。三十二歲的團長高自如申請與二十九歲的鮑侃結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軍團長不能與非黨員結婚；1947年4月鮑侃入黨，獲得與愛人結婚的先決條件，可高自如已於1946年春在華北前線犧牲。
許多戀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組織勸止，甚至批判，鬧出一幕幕自殺悲劇。1948年冀察熱遼根據地，《群眾日報》電報員韓志新，因與地主女兒戀愛，被批斥“包庇地主”、“接受賄賂”，韓志新十分緊張，當晚用步槍自殺。
延安還有“臨時夫人”。兩位蘇聯聯絡員與日共領導人岡野進（野阪參三，1892～1993），分別擁有臨時夫人，事先聲明回國時不帶走。他們向中共提出找“臨時夫人”，組織便挑選說合。兩位蘇聯人回國時，臨時夫人結束任務，臨時丈夫各留下一筆錢。三八式女幹部沈容（1922～2004）十分不解：“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麼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這兩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們的夫婦生活是怎麼過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麼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江西時期，中共就為李德物色“臨時夫人”肖月華（團中央粵籍姑娘）。
中共對幹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現象，相當寬容。1948 年太岳區薄書年有妻有子，參加革命后又與閻姓女子結婚，家妻攜子找來，組織令薄與閻離婚，薄懷怨，殺閻與同寢室黃氏（副專員之妻），閻死黃殘，僅判薄15 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戰夫人”的謝覺哉評論：“一人二妻，革命幹部中頗多有，因戰爭關係，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責人。一旦相遇，只要他們自己不發生齟齬，旁人何必多管閑事。必離其一，必有一方失所。”
浪漫指數
意謂民若不舉，官何必究？浪漫指數囿於條件，延安婚戀浪漫指數很低，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訪問”，情人們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會。打穀場上，油燈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禮更是革命化。1942 年9 月1 日，長征老幹部舒同（1905～1998，後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與女知青石瀾結婚，中央黨校校長彭真主婚，舉行莊重婚宴——“粗面饅頭，西紅柿炒洋芋片，並以開水當酒。”
這還算好的，有面有菜，辦了婚席。大多數延安婚禮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稱“花生米婚禮”。1938 年11 月20 日，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也僅在鳳凰山窯洞外擺席三桌，很普通的幾個菜，一盆大米飯，沒有酒也沒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飯。毛澤東沒出來，江青出來轉了轉，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飯吃，吃完就走，也不辭行。
新婚青年沒有房子，十幾孔窯洞專門闢為“青年宿舍”，只有一張床，被褥自帶，不開飯，一天五毛錢。每到周六，小倆口背着被褥來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單位。
生活供給制、組織軍事化、思想鬥爭日常化，延安人都有單位，無所謂家，夫妻在各自機關工作，每周見面一次，同一機關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飯。人多之處，愛情亦多。陳學昭：“愛情！愛情！‘前方正酣熱於炮火，後方一切還照舊繼續着，人們戀愛、嫉妒、相擠。’”
延安婚戀花絮多多，自由戀愛、組織分配、歷盡坎坷、第三者插足、愛上老外，三姐妹嫁三兄弟的“三劉嫁三王”，各有各的戲，各有各的故事。延安和平醫院王抗博醫生，與張看護生下一孩，王醫生不肯負責，張看護自殺於醫院。“在延安，像這樣的事是很平常的。”
也有一些封閉環境中長大的女孩，很少接觸異性，抵延後，一下子就倒在第一個敢於擁抱她的男人懷裡。延安屢鬧愛情風波，整風前結婚率離婚率相當高。革命並未改變男尊女卑的國色。丁玲：“離婚大約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也還有火夫們強姦並殺死女人的刑案。
女性資源的缺乏，男性之間的爭鬥自然就會加劇。根據最新資料，蕭軍與丁玲談過戀愛，與青年女演員王德芬（1920～，榆中縣長之女）訂婚後輾轉赴延，大概王德芬又與蕭三談起戀愛。一次邊區文協開會，蕭軍、蕭三、艾思奇、吳伯簫等十來人到會，蕭軍從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蕭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覷。還是老實人艾思奇慢慢說：“蕭軍，你有什麼意見，可以說啊，不能那麼野蠻。”蕭軍才把匕首收起來。
禁欲主義畢竟是紅色意識形態主旋律，“個人問題”終究與革命大目標有衝突——顧家難顧國、顧卿難顧黨，沉溺於卿卿我我自然不能“全心全意”。組織至上，個人問題再大也是小事。也有個別反例，體現了革命時期的“自由”，胡績偉就突破傳統娶了嫡親堂姐，且未婚生女。
延安夫婦還有一檔最麻煩的事——孩子。高幹有服務員給帶，或進保育院，一般幹部的孩子則很難進保育院。“女同志懷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年輕夫婦李銳、范元甄，一邊是炮火連天的內戰與繁忙工作，一邊是麻煩日增的大肚子與哭聲不斷的新生兒，兩人不知吵了多少嘴、傷了多少情。194 7年7 月29 日，范元甄家書：“我什麼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燒。思前想後，只想把他勒死。我帶他已至毫無樂趣的地步了。”
中共一直有“扔孩子”的傳統，嬰孩隨生隨送老鄉，且由組織一手安排。1939 年7 月，抗大與陝公遷往前線，徐懋庸、劉蘊文夫婦隨行，新生一子，送給瓦窯堡居民。“解放後去信探問，經當地政府複信，說已因患天花死了。”1943 年春，石瀾生子，一個月後，“上級卻通知我，要我把嬰兒送給別人，而且聯繫好了，送給王家坪附近的一戶農民”，因為石瀾有“特嫌”，要接受審查。
戰爭年代棄嬰尚可理解（賀子珍長征中棄女、張琴秋西路軍時期追兵在後棄子），延安時期再保留這一“革命傳統”，便帶有革命文化的成分了，體現了“革命高於人權”的價值邏輯，屬於延安上空一朵不小的烏雲。米脂乃陝北首富縣份，該縣地富女兒絕大多數識字上學，“該地成為紅軍幹部選妻的重點。在解放軍內部，米脂縣被稱為‘丈人縣’。”
1949 年進城后，不少中共幹部頂不住“糖衣炮彈”誘惑，蹬掉鄉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兒與城裡資產小姐，號稱“婚姻革命”。1953 年，僅法院受理離婚案即達117 萬件。
親歷者浩然（1932～2008）詳述共干這一時段的“鳥槍換炮”：邪氣是由那些吃上公糧、穿上幹部服和軍裝的農民們給攪和起來的。當初他們在村子里干莊稼活的時候，又窮又苦，很害怕打一輩子光棍兒，千方百計地娶上個老婆，就心滿意足地哄着老婆給他生孩子，跟他過日子。後來共產黨在農村掀起革命浪潮，出自各種不同的動機他們靠近革命，最終被卷進革命隊伍里。
隨大流跟大幫地挨到勝利時期，他們竟然撈到一個以前做夢都沒想到過的官職。地位變化，眼界開闊，接觸到年輕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腦袋裡滋生起喜新厭舊的毛病，就混水摸魚、乘風而上，紛紛起來帶頭“實踐”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編造諸般理由跟仍留在農村種地、帶孩子、養老人的媳婦打離婚。由於他們的行為，形成一種時興的社會風氣：凡是脫產在外邊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農村裡的媳婦鬧離婚，就被視為落後、保守、封建腦瓜，就沒臉見人，就在同志中間抬不起頭來。
我們的老縣長，年近半百，很追時髦。他在貫徹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縣直機關起帶頭作用，跟鄉下那位與他同甘共苦患難幾十年的老伴離婚之後，馬不停蹄地跟一個比他兒子還小若干歲的女青年幹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薊縣傳為新聞，傳為“佳話”，轟動一時，風光一時。有這麼一位領導做表率，縣直機關的男人們，不論年歲大小，不論原來的配偶與之感情如何，幾乎都比賽似地搶先進、追時興，吵吵嚷嚷跟鄉下的媳婦鬧離婚。……縣委書記彭宏同志指責我思想“封建落後”，不捨得跟一個沒文化、梳着小纂的農民媳婦打離婚的事兒。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
因政治而崩裂的婚姻進入“火紅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戀幸福度達到最高峰值。但政治第一的婚戀也隨着一場場政治運動顛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與此後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與彭德懷的離婚。延安女幹部郭霽雲晚年還鬧離婚。
舒同與石瀾結婚40 年，夫妻關係一直十分緊張。石瀾：“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緊張氣氛帶到家庭中來，因此與丈夫不斷發生齟齬和爭吵。”舒同向子女訴苦：“在社會上緊張工作，回到家庭裡面也是緊張，這樣的家庭，還不如沒有。”1982 年，舒同震怒石瀾對自己的揭發，堅決離婚。石瀾在〈離婚通知書〉上悔批八字——“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李南央評母：“她這輩子過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范元甄自評：“我與李某有過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那是一個有缺點的共產黨（真心革命而入黨的）和一個假革命之間的一場階級鬥爭。”1950 年的李銳，對夫妻生活退守於“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罵婆婆：“死，也沒什麼，只解放了許多人。”陳雲聽說李銳跪母：“這種母親還要她作什麼？”1959 年廬山會議后，李銳白天在機關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場批鬥在等着。為革命而結合、為黨籍而離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而且得到第一代革命家鼓勵。1960年范元甄離婚不久，去看周恩來夫婦，吃飯時陳毅說：“老夫老妻離什麼婚呵？！”周恩來正色：“嗯，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來的理解頓感釋然。
1994 年，南京電台“今夜不設防”欄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訴的長信，一位離休女幹部傾吐自己44 年的辛酸情史：她出生文化家庭，少女時代有一位才貌雙全的戀人——留日清華生。參加革命后，她向組織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組織嚴肅告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不能調和的！”她大哭一場，只好將組織的意見信告戀人。不久，文工團的上級領導、某部長為她作媒，一位參加長征的正團幹部，大她14歲，已有一孩。她說：“我不找對象。”部長：“不行！”再曰：“那我轉業複員。”“也不行！”組織一次次找她談話，要她服從安排。她只得成為老紅軍的第三任妻子。
這位老紅軍農民出身，剛開始學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傷疤，忍受不了“戰鬥英雄”的暴躁性格——動輒“老子槍斃你！”一次將她從樓上打到樓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離婚，組織科長批評她：“他對革命有貢獻，對待革命功臣應該熱愛。你的小資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不準離婚！你和他離了婚，他怎麼辦？誰跟他呢？”長期憂鬱，她患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她多次提出離婚並向他下跪，他就是不同意。1960 年，她鼓起勇氣向法院遞交離婚訴狀，法院轉給單位，領導找她談話：“不準離婚！要好好照顧老同志。”她只得含淚維持死亡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開飯。每晚等老頭看完《新聞聯播》與天氣預防，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廳看自己喜歡的歌舞戲曲或電視連續劇。
年年歲歲，一出長長的啞劇。改革開放后，55 歲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機關提出離婚，還是不準。組織上說：“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話？將就着過吧。照顧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務！”她哭訴蒼天：“這是為什麼？”長信播出后，感動了無數聽眾。此時，她還在醫院陪侍78 歲的臨終丈夫，喂飯擦身、端屎端尿。老頭臨終前一遍遍問：“我死了以後，你還找不找老頭？”她不忍心傷害臨終者，咬咬牙：“我跟孫女過，你放心走吧。”老紅軍放心走了。當她看到黃宗英與80 歲馮亦代的黃昏戀，再三感嘆：“我沒有這樣的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