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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獨裁 貧乏而特供著

通常說前蘇聯是一個一黨獨裁的國家,原蘇聯共產黨中央的人事幹部、後來被當做「人民的敵人」遭到逮捕的俄羅斯歷史學家阿布杜拉赫曼·阿夫托爾哈諾夫,在他的《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點》一書中指出,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準確。

蘇共說起來是一個黨,實際上黨內有許多層,就像俄羅斯的套娃玩偶,每一層就是一個黨。最外層的黨是由1600萬黨員和候補黨員構成的最大黨,套在它裡面的次一層的黨是由400萬各級黨委委員組成的黨,再往裡是由40萬專職黨務幹部構成的黨,再往裡是由從區黨委到蘇共中央大約3萬名黨的書記構成的黨,最核心的黨是蘇共中央政治局。1600萬普通黨員並沒有實權,真正掌權的是3萬名書記。因而在蘇聯,不是共產黨專政,「而是書記專政」;不是共產黨一黨獨裁,是書記集團獨裁。

與獨裁相匹配的是特權,是利益,無權即無利益,因而實際上蘇共又可分為黨內資產階級和黨內無產階級。黨內資產階級過著分裂的生活:「一方面是擺在人前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另一方面是背著人民的豪華生活」。當時美國紐約時報駐莫斯科的記者格·史密斯曾有如下觀察:每逢周末,距克里姆林宮不遠的格拉諾夫斯基大街上,排列著兩行擦得鋥亮的伏爾加轎車,發動機突突響著,司機們從反射鏡里盯著該大街2號樓的入口處。這幢窗戶不透明的土黃色大樓,門口有兩塊牌子,一塊牌子上寫著「1919年,列寧曾在這裡發表演說」,另一塊寫著「領證處」。誰領證處?不是每個人,是蘇共中央的工作人員;領什麼證?特權配物證。拎著大提包的男男女女從這座大樓里走進汽車,然後絕塵而去。

從首都莫斯科到全國各地,這種不掛牌子的秘密商店結成一個網絡。蘇共上層人士可以在莫斯科特定的秘密商店裡購買俄國生產的稀缺產品(如魚子、鰉魚、鮭魚和出口伏特加)和不收關稅的便宜洋貨(如法國白蘭地、蘇格蘭威士忌、英國呢絨、法國香水、美國香菸、瑞士巧克力、義大利領帶、奧地利皮鞋、德國電晶體和日本錄音機)。官職越大,特權越多。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委員、最高蘇維埃委員和部長們享受的是免費供應,即所謂的「克里姆林宮份額」。蘇聯最高層這些人可以在克里姆林宮和中央大廈的特設商店裡提取這種免費配額。1930年以前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蘇軍的元帥和將軍,著名學者、太空飛行員、企事業領導人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著名作家、演員、獲得列寧勳章的芭蕾舞明星、報紙編輯和莫斯科市蘇維埃官員,蘇軍軍官,等等,各有其特設的秘密購物場所。許多裁縫店、理髮店、洗衣店、化學洗染店、各種生活服務商店和食品店遍布莫斯科,為特殊人物和特殊階層提供秘密服務。勃列日涅夫們想使人民相信「黨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事實上黨的這些秘密商店不僅不能告訴人民,甚至也不能告訴自己的黨。

蘇聯人稱這種針對特權階層的配給制度為幹部花名冊制度。這個花名冊囊括著從基層農村到克里姆林宮全部黨的幹部。他們希望「這些人抱成團,像封閉社會一樣,繁衍生息,永遠固定下去」。這個社會好比一個股份制公司,股權牢牢掌握在「我們的共產主義貴族老爺」手裡,股息是不會分給普通黨員的,更不用說普通黎民百姓。一位蘇聯女記者的丈夫曾指出:「對於蘇共上層人物來說,共產主義已經建成了。」但是對於普通蘇共黨員而言,共產主義連影子也沒有。蘇共黨內的資產階級可以大塊吃肉,而蘇共黨內的無產階級卻連湯也喝不上。他們與普通民眾一樣,都是無權階級,都是被獨裁階級。

任何時代,凡特權都限於物質享受層面,只有吃喝玩樂方面的特權,不存在精神生活領域的特權。特權是一群吃才,特權里沒有靈魂的位置,特權社會是不要靈魂的社會。

一黨獨裁不僅是一種沒有靈魂、只顧吃喝的特權制度,也是一種極度貧困的思想專制制度。這種制度的領袖,既是特權享受的頂峰,同時也是最蹩腳霸道心靈蒼白的傳道者。他個人可以確定什麼是今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以隨時炮製出新的「創造性的理論貢獻」,還可以對黨和國家的現行政策從思想上加以論證,任何人不得加以質疑。

然而這個傳道者與真正的宗教信仰的傳道者完全不同。他並不相信他所高舉的信仰,他甚至什麼都不相信,他的所謂「理論貢獻」是別人捉刀完成的,他的大理論家的「形象」是他的辦公室助理們代他打造的。勃列日涅夫總書記的「辦公室」,在契爾年科總的領導下,組成寫作班子,負責編寫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和報告,不遺餘力地把他們的老闆打扮成「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和「列寧事業的繼承者」。這個寫作班子下面又分出國際問題寫作班子,內政問題寫作班子,黨的建設寫作班子,由「勃辦」的助理們分頭負責。他們製作的許多長篇大論,甚至勃列日涅夫本人還沒來得及拜讀,就以他的名義一本一本湧進黨的書市。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的6卷本文集和勃列日涅夫的專題彙編一版再版。總書記名下的這些書籍,不僅被譯成蘇聯各民族文字,許多還被翻成西方語言和第三世界各國語言,蘇聯的東歐僕從國為了表示「團結一致」也主動加以翻譯。

最後再說幾句阿布杜拉赫曼·阿夫托爾哈諾夫。此公出生於高加索,切禪族人,1937年畢業於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當年即遭逮捕,1942年獲釋,次年移居西方,獲博士學位,並成為俄國歷史教授。他是一位多產的學者和作家,出國流亡之前已出版6部著作;移居國外之後,至70年代末又已出版了10部著作。1980年新華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即《權力學》(上下)、《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點》和《史達林死之謎》,其中僅《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點》公開發行,其他兩部只限新華社內部發行。拜讀了《權力學》和《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點》之後,我得出一個結論:這位俄羅斯歷史教授其實只告訴我們一句話,即一黨獨裁下的蘇聯是一個物質和精神雙重貧困、乏味不堪的社會。

2010-6-22燕北園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一黨獨裁 貧乏而特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