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在呼和浩特第五中學讀書時，政治老師叫鄭輝豪。鄭老師祖籍廣東，越南華僑，不知何種原因，他竟然輾轉來到了內蒙古。
鄭老師身材高大，面龐清臒、神情恬淡、溫文爾雅。講課字正腔圓、神色凝重，就像電台的播音員。每次上課，教案已經寫好了，照本宣科地給我們大聲誦讀。更讓我這個孩子難以理解的係，他講的所有政治題都有標準答案。他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讓我們死記硬背，只要答錯一個字都不算對。
鄭老師在課堂上大力宣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歌頌“農業生產大躍進”“農村水利大發展”；還對我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憶苦思甜教育。依稀記得，他還給我們每人發過一本徐寅生寫的“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打乒乓球”的小冊子。那時的政治教科書幾乎成了時事宣傳手冊，我們在鄭老師的訓導下，每天拚命地背呀背。
鄭老師的政治課上的非常拘謹。許多同學曾私下問他：“食堂都解散了，大鍊鋼鐵都失敗了，農村都三自一包了，還宣揚三面紅旗幹啥？”鄭老師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係正確的，係執行的人做錯了。”我那時想：如果真係那樣，那這個理論也實在太難把握了！
1963年，中蘇展開意識形態的大論戰。《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九篇編輯部文章，史稱《九評》。那時，政治課的主要精力放在學習《九評》上。記得鄭老師對我們講：中蘇兩黨之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產生分歧，完全係由於蘇共領導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推行一條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路線。蘇共領導沿着修正主義、分裂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的過程，係分歧發展和加劇的主要原因。
鄭老師講：斯大林係“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赫魯雪夫反對斯大林，實際上係瘋狂地反對蘇維埃制度，反對蘇維埃國家，係為了掃除這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蘇聯人民中和世界人民中不可磨滅的影響，也係為了否定斯大林曾經捍衛和發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他們全面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開闢道路。
鄭老師告訴我們：南斯拉夫在“私有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資本主義在南斯拉夫已經復辟”。在南斯拉夫經濟中占決定性地位的“公營”企業，已經蛻化變質為資本主義經濟，其國家政權已“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我們聽的心驚肉跳。
鄭老師絕不容許學生在課堂上，對政治問題進行探討和質疑。在上課時，只要同學們講的和課本上稍有差池，就會遭到他的嚴厲斥責。鄭老師講：“革命理論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係不容許質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係革命的真理，必將傳之於萬世。”
沒有了對知識的深信，頓時讓同學們失去了探究與解惑的快樂。我們也感到了鄭老師處境的尷尬——人人都講政治課很重要，實際上，無論係學校、老師還係學生，邊個也沒把政治課當回事、邊個也沒把課本里的理論當回事。中學政治課，對老師來講，只係一個飯碗；對學生來講，也僅僅係為考試而學它。
鄭老師曾經告訴我們：美國係世界上最窮的國家，美國工人階級每天晚上餓著肚子上床。他們債台高築，借的外債200年也還不清。世界上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只有中國。美國隔幾年就會發生一次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來了，勞動人民便如墜深淵。美國人民熱愛毛主席，度日如年地盼望我們去“解放”他們。
記得那時政治課本上寫着：“美國係世界上最兇惡的帝國主義國家。密西西比河係北美洲第一大河，在密西西比平原上，由於濫伐森林和胡亂開墾草原，水土流失非常嚴重。密西西比河終年攜帶大量泥沙，造成河床增高，常常泛濫成災。美國礦產、水力和森林資源比較豐富，但壟斷資本集團為了追求利潤，對礦產資源進行掠奪性的開採。他們只揀投資最小、利潤最大的礦床開採，一旦感到利潤小就將礦井廢棄。美國本來有茂密的森林，但由於資本家的濫砍亂伐，森林面積減少一半。美國工業分佈非常畸形，有3/4的工業生產及9/10的機器製造工業和鋼鐵工業集中在東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地區。美國的鋼鐵工業係為軍事工業服務的，產量極不穩定。美國南部係一個落後的農業區，土地大多集中在資本家手中，耕作技術相當落後。僅在棉花產區建立了一點紡織工業。”
“與此同時，在密西西比河畔，農場主們正把一桶桶的牛奶倒入河中、把一車車的大肥豬趕進河中。僅1933年一年，就有640萬頭豬被活活扔到河裡淹死、有5萬多畝棉花被點火燒光。同樣，在英國、在法國、在丹麥、在荷蘭，整箱的桔子、整船的魚、整袋的咖啡豆被倒進大海，無數的奶牛、小羊被殺死……”
“美國深受霧霾的困擾。1943年，洛杉磯當地居民曾在一場酸性霧霾爆發時，以為遭受到了日本化學武器攻擊；人們的眼睛和肺乾澀灼痛，道路的能見度極低。1953年紐約霧霾造成了170至260人死亡；1963年200人死亡；1958年，洛杉磯霧霾讓整座城市幾乎要關掉高速公路。”
為了進一步激發同學們的“無產階級”鬥志，認清資本主義的“罪惡”，那時的政治課本上還有一段母子間的對話，非常形象生動：
在一個寒冷的冬季，北風呼嘯著。一個穿着單衣的小女孩蜷縮在屋子的角落裡，問
媽媽：“天咁冷，我們為咩不燒煤取暖呢？”
媽媽回答講：“我們沒有煤。”
小女孩又問：“我們為咩沒有煤？”
媽媽回答講：“因為你爸爸失業了，我們沒錢買煤。”
小女孩又問：“爸爸為咩失業了？”媽媽回答講：“因為煤太多了！”
那時，鄭老師經常帶領我們唱《國際歌》，背誦《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中的啲經典段落，至今讀來仍令人蕩氣迴腸：“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盪。”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係鎖鏈。他們獲得的將係整個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由於天天受到這樣的“革命”教育，久而久之，我便成了董存瑞、黃繼光、楊根思、楊子榮們的忠實粉絲。隨之便渴望成為一位“解放軍”的突擊隊長，去“解放”美國、“解放”全人類。甚至渴望能像蘇聯紅軍戰士康塔里亞和葉戈羅夫把紅旗插上德國國會大廈屋頂一樣，親手將五星紅旗插上白宮的屋頂……然後脫下軍裝參加“土改工作隊”，幫助美國貧下中農打土豪鬥地主分田地。再下來便找一位美麗的美國姑娘結成革命夫妻。生一大串金髮碧眼黃皮膚、象徵中美人民革命友誼的崽女。來個“革命、愛情、孩子三手抓，三手硬！”
那時，“解放全人類”係我們最崇高的理想。我們天天設想：在最後消滅剝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戰友們飲馬頓河、馳騁歐羅巴，抽古巴的烤煙、喝非洲的清泉。最後隨大部隊一起登陸北美、攻克華盛頓、佔領白宮。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勇士的墓前向戰友們告別：“安息吧，親愛的朋友們，戰後重建重任有我們來承擔、共產主義的大廈有我們來創建！”
我一直對政治教材里“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講法深信不移。三中全會後，才知道我們現在還處在初級階段，對我係個很大的打擊。不過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不用我們去“解放”了，我一時感到了輕鬆。後來我又去了一趟台灣，知道台灣人民現在也不在水深火熱之中了，感到更加欣慰。只係下了很大辛苦學的英語不怎麼用得上，“解放”美國人民，看來今生無望了。
以前總講“萬惡的資本家寧願肯把牛奶倒掉也不給窮人喝”，現在發現我們被忽悠了……。進入2015年，許多奶牛養殖戶發現，雖然牛奶的收購價格已經跌破成本線，但上門收購牛奶的客戶越來越少。最後不得不倒掉辛苦得來的牛奶——這種現象的官方解釋係供應過剩。
就在不久前，各地農民的菜爛在地里賣不出去。氣憤地用拖拉機碾碎，還有的農民因此而自殺。而我們卻因買不起超市昂貴的蔬菜而發愁，我愈發迷惑了。
現在我諗把上面嗰個故事稍微修改動一下：在一個寒冷的冬季，一個小孩問爸爸：“路咁遠，我們為咩不駕車上學呢？”
爸爸回答講：“我們沒有油。”
小孩又問：“我們為咩沒有油？”
爸爸回答講：“因為通貨膨脹，我們沒錢買油。”
小孩又問：“為咩會通貨膨脹？”
爸爸回答講：“因為我們國家買了太多的油！”
據講，鄭老師曾經發現政治教材里有前後矛盾的地方。他帶着教科書和介紹信到了教育部，想找負責教材編寫的有關部門談談。但在傳達室門口就被攔住了。他告訴對方：“教科書很重要，但上面寫錯了。”對方則回應：“你講錯就錯啦？！”
他沒能進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在教育部門口留張影。但他剛掏出相機，還沒揾到能為他按快門的人，便被門衛喝止：“去去去，呢度不準照相！”他只好繞到後門照了張相，然後略帶失望地踏上了歸途。
學弟李克信數年前在《北方新報》著文懷念鄭老師，鄭老師曾經係他的班主任。他講，文革初起，鄭老師就被打成“漢奸”“特務”，他床下放的收音機，成了與境外反動勢力聯繫的電台，他為此受盡摧殘。批鬥時，他被剃成鴛鴦頭，滿臉塗滿油彩。五中的紅衛兵小將將一桶滾熱的漿糊倒在了他的後背上，他們用皮帶的銅頭抽他，他滿臉血污，衣服也被打的絲絲縷縷。
幾十年過去了，李克信仍然清晰記得，一天晚上他去宿舍看鄭老師，鄭老師扶住他的肩膀、揪住他的袖子，像一個孩子般地號啕大哭。
直到1968年，華僑受到保護，鄭老師才免受衝擊。然而他的腰椎受傷，行動不便，後來不到七旬就離不開輪椅了。
最近始知，鄭老師出世於西貢的一個大資本家家庭，五十年代初偷跑到大陸。先參加了“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歸國後又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受教於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後自己主動要求來內蒙古教書。鄭老師一直引以為榮的係，他背叛了自己的“剝削階級”家庭，係出身不好的共產黨人。
鄭老師現在流落在哪裡？不得而知。一想到他終生篤信馬列主義，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披肝瀝膽，到最後竟然落得如此下場，我就唏噓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