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派檔案
我從小就喜歡看小講，對書中受壓迫、受欺凌的弱小者總係滿懷着同情；對貪官暴吏和仗勢欺人的惡霸土豪，總係充滿憎恨。到了讀高中時，我碰到了一位我極其尊敬的老師——著名生物學家朱冼先生。當時他因上海淪陷，回到老家臨海店前村；我就讀的回浦中學，也正好因避日機轟炸搬到店前村，於是他就成了我們的生物學教師。
朱先生留法時同李石曾、吳稚暉、巴金等，都接受了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受了他的影響，我讀了啲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人的著作，於是也成了安那其主義的信仰者了。這些書打開了我的眼界，使我思考現實社會不公的原因，覺得社會制度必須改造。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宣傳“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那時我幼稚無知，認為共產主義似乎與我原先信仰的安那其主義頗為符合，因而受它的吸引，成為共產主義的信仰者和擁護者了。
於是我把共產黨和毛澤東看成中國的光明未來和希望。
我出身於三代書香門第，曾祖父在前清做過官，早死，到祖父時家道敗落了。父親小時在台州六中讀了幾年書，因家貧，中途輟學了，就開小店從商。積累了點資金以後，他又開辦酒坊，兼營山區土特產，如竹木薪炭等，家境慢慢富裕起來。他犯了一個當時無法預知的錯誤——買了些田地，於是在共產黨的土改運動中，就被劃為地主，並因此而喪了命。
當時我只係一個思想單純的書生，對共產黨其實一無所知。我既把共產黨看作中國的希望，當然把它想像成一個仁義的政黨，相信它所實行的政策，一定也係仁政。我在報上的宣傳中，在啲公開的土改政策檔中看到，土改的目的係解放農村生產力，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對地主本人，則係改造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只有極少數惡霸地主，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才予以處死。
因此我對土改抱着十分樂觀的幻想，怎麼也想不到父親會慘遭屠戮的下場。我以為，父親雖有些土地，但也不多，他主要還係經商的，按政策，係個工商業者兼地主。這比起單純進行封建剝削的地主來，罪行要小啲，懲罰也應輕啲，也許還可以保有經商的那份財產吧——真係幼稚無知得可笑！再講，他一生與人為善，沒有欺壓過任何人。因此我壓根兒也沒想到，一個推行社會正義的政黨，會把“惡霸”的罪名橫加到無辜者的身上。至於分田分地，或者強迫勞動改造，那也沒有咩，這係建設社會主義不能避免的陣痛，我應該支援。
可係我錯了！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係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暴行。搞土改他要來一次血腥的大屠殺。那時我家鄰近各村，幾乎“村村見紅”，不少地主之家，還係父子雙雙罹難的。我們鄰村的嶺下和葉嶴二村，就各有兩戶人家父子同時被殺；我們村有個地主與我父親同時被處死，還好他的兒子及早出逃，才幸免於難，但以後還係被抓，送新疆勞改了十幾年。回憶起這場大屠殺，我真不寒而慄。一九四六年我患肺結核，曾在家養病三年，幸而土改前一年病癒，當了中學教師，不然我一定也成為槍下之鬼了。
雖然我家慘遭此禍，我對共產黨的信仰仍沒有動搖。我相信報上公布的才係共產黨真正的土改政策，只因基層幹部文化、政治水準都太低，執行政策出了偏差，才殺了無辜的好人。以後每看到運動中這些殘酷的現象，我也常常這樣解釋；我太相信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美好理想了，總無法把這些暴行同它口頭宣傳的仁義的革命目標聯繫起來。再加上每次運動來時群眾表示的熱烈擁護，使我誤認為這係共產黨得民心之故。這種幼稚無知，使我長期迷誤不醒。
一九五七年，我在杭州浙江師範學院（大躍進時改名杭州大學，後又併入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書，那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接着又號召人們助黨整風，鼓勵群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各級領導大力發動鳴放，人們的顧慮逐漸打消了，座談會上有人開始發言了。領導對大家的批評，總係大加表揚，於是發言愈來愈熱烈，學生的大字報對黨員幹部提的意見更尖銳。
當鳴放正熱火朝天的時候，忽然《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令人驚得目瞪口呆的社論：《這係為咩？》。於是風向頃刻發生逆轉——助黨整風變成了反右派運動。首先被揪出的右派，大都係各系的教授。我們中文系教授任銘善也在其列。
那時我對政治太無知了，根本想都沒想到這個運動會搞到我。我個性沉默寡言，座談會上極少發言，也沒有寫過大字報，所以心中坦然。可係一天，黨委副書記朱子英忽然走進了我的寢室。坐定之後，他開門見山，切入正題，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來，攤在我面前，指著講：
“這係你的朋友陳松泠轉來的信，你在信中的啲言論，係極端錯誤的。”
我一看，果然係不久前我寫給陳松泠的信，有的句子下面划了些紅杠子。原來我和他談起我校的鳴放情形，以及我對有些問題的睇法。我談到肅反時學校黨委發動教師斗“反革命份子”，可係最後卻查明不過係些早已交代過的歷史問題，並沒有一個係真正的反革命份子。但這場運動卻導致中文系一位張姓教師自殺，並嚴重地傷害了同事之間的感情。我還連帶談到蘇聯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認為在肅反問題上，我們也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錯誤。
信中划了紅杠的地方，就係這些句子。
但我寫這封信的本意，其實主要並非批評共產黨的錯誤，而係稱頌共產黨的偉大，稱頌這次整風運動。共產黨雖然過去犯過這些錯誤，但認識了錯誤後，就決心改正，這正係共產黨、毛主席“偉大”的地方。我還表示，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會走向幸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前途係光明的。
一個思維正常、不帶偏見的人，邊個都看得出這係信中的主題思想，十分明確。我指著信末這些熱情洋溢，真誠讚揚共產黨、毛主席的話，進行剖白和自辯。
朱子英對我的辯解不置可否，談了幾句就走咗。
第二天就召開了一場對我的批判會，除了中文系全體教師外，別的系也派來了代表。會上的積極分子眾口一詞，都咬定我的言論係反黨反社會主義。我雖然在信中極口讚揚共產黨和毛主席，但係對這些一心要置我於死地的打手們，無論怎樣昭如日月的真理，都可把它踩在腳下；他們可以完全不顧邏輯，斷章取義，肆意歪曲，在後台的支持下，狂吠怒號，撲在獵物的身上亂撕亂咬。
對這場從大鳴大放到反右運動的急劇轉變，我的思想怎麼也轉不過來。偉大領袖唔係保證“言者無罪”，保證“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的嗎？一國的領袖，怎麼能這樣言而無信？提意見的人係否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我不知道，至於我本人，自問確實係一片真心，沒有一絲一毫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的。我感到委屈，想不通。但以後對反右出現了啲解釋：某地發生示威遊行，某地有人鬧事，呼喊反動口號。整風被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所利用，所以不得不發動反右派運動，予以回擊。顯然這只是欺騙群眾的借口。我雖然受了莫大的委屈，也只得勉強“想通”了。
雖然對我的批判係嚴厲的，但這時還沒有給我戴上右派帽子，理由係我僅僅在私人通信中發表這些錯誤言論，並沒有在公開場合放毒。我諗，這一定係當時的黨委書記焦夢曉對我的寬大。——焦夢曉係我所知道的共產黨官員中最沒有官架子的領導人，他接近並尊重教師群眾，唔係那種專門整人害人的酷吏。共產黨內也唔係“洪洞縣裡無好人”，但好人在這個殘酷的黨內係吃不開的，因此以後在一九五八年反右傾運動中，焦就成為重點批判對象，被斗得蔫掉了。可係我終究沒有逃脫右派之禍，而且還定我為極右，因為以後我的一篇批評教條主義的雜文被發現了。
比起北京這個“首善之區”和四川、陝西等地來，浙江對右派的處理甚至可講係極其仁慈，極其人道的。我校的右派都被作為一般幹部，下放到蕭山一個生產隊里勞動，而且不宣布右派身份。農民係淳樸善良的，雖然也知道他們的底細，但都把他們看作同志，態度親切，而唔係看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
可係，對我的處分卻不同：我係遣送回鄉監督勞動。
我獲得這樣的處分，也係由於我的幼稚無知和輕信。
一位監管我的黨員“啟發”我：在系裡處理我的會上，我應該把自己內心的真實思想向黨彙報，以表明自己的真誠悔過。我真係個傻瓜，果然老老實實地認真交代，把自己的思想從不通到想通的過程一鍋子端出來。結果領導並沒有如這位黨員所講，把這看作係我真誠悔過的表現（也許呢度又埋藏着一個“陽謀”），反而把我的發言看成“倡狂反撲”，因而給了我從重的處分。
系領導在會上宣布對我的處分時講，本來他們並不打算這樣處分我的，但鑒於我的惡劣態度，他們要另作考慮了。推想起來，這些審判官們一定懷着險惡的心理：一個惡霸的兒子必定會遭人痛恨，回到自己的家鄉，群眾會把對“惡霸”父親的仇恨發泄在兒子身上，夠我消受的。可係共產黨的悖逆的邏輯常常與現實相左：他們以為被處以極刑的人，一定係遭群眾痛恨的惡人，卻不會反省他們自己在濫殺無辜，殺的卻正係受人同情的好人。
我父親不但與人無怨無仇，而且做了許多好事，比如為人排難解紛，給人治病等等，因此深受村人的敬重。年青時他自學中醫，雖不以行醫為業，但常為村人義診，把不少人從死亡線上挽救返嚟。農民係知恩的，受惠者把他看作恩人。村人知道父親要被處死，企圖營救他，發動貧下中農在申請書上按指印，呼籲土改隊赦免他。當然，共產黨決不會傾聽這樣的呼聲的，它的政策就係要大殺地主。
這些情況，當然係我的審判官們始料不及的。他們沒有想到，對我的重判反而便宜了我，使我的勞改生活過得更輕鬆愉快。
我在家鄉監督勞動七年，除了三年饑荒時得了浮腫病，幾乎餓死外，我從沒有像在杭州學校里那樣，受人歧視，受人欺凌和鬥爭。生活在淳樸的村人之間，我反而感到溫暖。特別係村中的老人，都同情我，照顧我，覺得我不應受此不公正的處分。但當然也有個別共產黨的流氓幹部給我“穿小鞋”，——不過同別的地方的右派相比起來，這些根本算不了咩。
我於一九六三年摘了右派帽子，一九六五年回校。次年，十年文革的黑暗時代開始了。校園裡到處係大字報，對老師們的某一句話無限上綱，亂扣帽子，有些觀點簡直荒唐透頂，十分可笑。運動迅速發展，許多人被批鬥，另啲人被戴高帽，掛牌遊行。我本人也掛過寫着“牛鬼蛇神”的大牌，關過牛棚。我對這些現象感到迷惘，但此時我還沉迷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美夢裡，沒有覺醒過來。我還相信毛澤東係真正為了反修防修才發動這個運動的，至於“革命群眾”，我以為他們幼稚無知，做事走極端，其實係違背了毛主席的政策的。
這場運動愈來愈失控了，特別係武鬥，自己人打自己人，自己人殺自己人，使我十分反感。到了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倒時，我更感困惑不解了：一個幾十年來一直並肩戰鬥過來的同志，竟忽然成了叛徒、內奸、工賊，真太難想像了。直至林彪事件發生後，我才由懷疑到豁然大悟：所謂“文化大革命”，其實係黨內的一場權力之爭。毛澤東的真實面目終於徹底暴露了。官方拿出來為毛澤東文過飾非的所有解釋，都顯得蒼白無力，無法自圓其講。偉大、英明、一貫正確、從無失誤的聖主明君，怎麼會這樣失察？怎麼會把林彪這樣陰險的奸臣，視為親密戰友、並在黨章上定為接班人？這位一生最忠於毛主席，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捍衛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第二把手，又怎麼竟會變成要暗殺他如此崇拜的“偉大領袖”的敵人？過去在宣傳里把他抬得咁高，幾乎係完美無缺的人物，怎麼忽然在一夜之間變成一無係處的壞蛋？林彪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寫入歷史的戰功，也都一筆勾消了！——這係實事求係嗎？無論毛澤東手下的文痞們怎麼善於玩弄生花妙筆，鐵定的事實終究係抹煞不了的。謊言就係謊言，係騙不了人的。
於是我心中這座“偉大”的神像，從高處摔了下來，砸成一堆碎片了。
自從一九六五年回校後，因為我係“摘帽右派”，沒資格教書了，就被貶謫到教材科，刻寫了十多年的蠟紙。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了，接着，萬惡的四人幫也被打倒了，人心大快。一九七八年五月，地理系一位名教授把我調過去搞外國地理翻譯，兼教專業英語。比起有些一輩子被埋沒的難友來，我的命運總算還好，沒有被完全當成廢料丟棄掉，幾多還有做了些於社會有益的工作。
一九七八年，胡耀邦大刀闊斧平反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冤假錯案，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八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只因反右涉及當時的“太上皇”鄧小平的面子，為了證明他當年緊跟毛澤東，雷厲風行地反右派確有必要，所以要留下這百分之零點零二的大右派不能改正。雖然右派得到的只係“改正”而唔係“平反”，被扣的工資也不賠償，共產黨甚至沒有對被傷害的右派作過絲毫道歉的表示，但受了咁多年的罪，究竟可以鬆一口氣了。在暴政之下苟延殘喘了卅年，第一次卸下身上的枷鎖，心中總感到寬慰啲；同時，我對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也產生了新的信任和希望。
一九八一年，中共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承認毛澤東犯過錯誤，特別係文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了經濟復蘇，更堅定了我對共產黨的信心。我諗，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係會有光明前途的。可係六四的槍聲徹底打破了我對共產黨最後的迷夢——我終於明白：這個政黨係永遠都不會放棄專制獨裁的，不會放棄它所獲得的特權的，它也係永遠不願讓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
我原來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堅定的信仰者，即共產黨所謂的“左派”；可係經歷了六十年的風風雨雨，經歷了共產黨對我的長期“改造”——先把我“改造”成懷疑派，然後再把我“改造”成為他們的反對派——“右派”。一切都被弄顛倒了！我原來真誠地擁護的共產黨，其實係我自己心中的美麗幻影；現在我已經看透的現實中的共產黨，其實係它口頭上所宣揚的反面。我現在可以坦然地承認：一九五七年我確實係“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所反的黨，正係毛的專制獨裁的封建法西斯黨；我所反的社會主義，正係天天殺人斗人的，血腥的封建法西斯社會主義——只不過我當時沒有認清它的真面目罷了。
今年係偉大的六四民主運動廿周年。共產黨換過幾屆政府，可係再也沒有出現過像胡耀邦、趙紫陽那樣開明的領導人。對任何有民主思想的領導人，這個黨都係容不得的。今天的共產黨愈來愈腐敗，愈來愈殘暴，愈來愈兇惡。它殘酷地鎮壓法輪功，打擊地下教會；它與民爭利，在城市裡強拆民房，在農村強佔農民土地，逼得這些受害者不斷上訪；它逮捕維權律師；它對敢於講嘢的民主人士判以重刑；它把揭露黑幕的新聞記者關入監獄……
這個共產黨到底係咩樣的黨，豈唔係十分明白了嗎？今天的共產黨，早已背叛了它在“革命”早期所宣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它曾聲稱要“解放全人類”，現在卻走向反面，它要“奴役全人類”；它曾聲稱要建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它現在已建成的，卻係“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的封建奴隸制社會！
邊個係“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實際上正係毛澤東，正係中國共產黨！他們曾自我標榜過，他們係以“消滅壓迫、消滅剝削”為歷史使命的革命政黨，但正係他們自己，背叛了這個懷有“偉大”目標的政黨！他們曾宣揚過，他們要建立的係“人民享有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但正係他們自己，背叛這個人民所嚮往的社會主義！
在腐敗、專制的國民黨統治時代，幾多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為了實現“偉大崇高的、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理想而拋頭顱、灑熱血！如果他們地下有靈，知道現在以他們的名義、踏着他們的血跡而來接他們的班的，竟係這樣一批貪污腐敗、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黨，不知他們要怎樣痛哭流涕了！
我們這些受盡折磨和苦難的右派老人，今天還要為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而奮鬥，我們係繼承了過去為社會主義而犧牲的先烈的遺志的；而今天還在肆意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共產黨，則背叛了我們的“革命”先烈，應該向他們，向全國人民謝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