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公知朋友稱，“中國人有句老話，事後諸葛亮。總喜歡用太多的后見之明來框削自身從未身歷的生活和他人的選擇，而不願意儘可能更多去理解歷史場景中的人事，完全呈現出一種局外人的輕鬆姿態和當代傲慢。多理解世俗生活的豐富性殘酷性，而非用概念和后見之明來框削，這才是下判斷的基礎”。
這個朋友應該是針對朋友圈中對老舍的一些評價而發。或許還包括對錢楊之爭乃至莫言獲獎之爭的感慨。我認為朋友這種觀點，看上去實誠，其實糊塗。
今人皆為後見，對歷史人物而言也皆屬旁觀者，但只要有史據有邏輯有立場，其評價就很難以“后見之明”一棒打殺。以“后見之明”否定不同立場者的歷史評價，其實更是在否定不同立場者的現實評價。在1949年前後，知識分子附共非恥即愚。這既是歷史評價，也是現實立場。一切歷史評價都蘊含現實評價。而歷史評價之分岐，也往往不在歷史，而在現實。
具體到老舍本人，我對他有了解之同情。少年時代我還是文學青年時，深深為他的一些短篇（如寫初戀的《微神》）、中篇（如《月牙兒》）以及長篇（如《駱駝祥子》和未完成的《正紅旗下》）打動、吸引。可是，請讓我們暫時擱置他的文學才華，轉而看看1949年後他的另外一些政治色彩濃郁的作品。僅僅閱讀他的一些歌功頌德的文章及棍子文章，我們就很難說他的受難是完全無辜的。至少，比起大飢荒死亡的普通農民來說，他似乎沒那麼無辜。
1949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國或應邀前往台灣，但他回到北京，還專門寫相聲段子諷刺美國、支持抗美援朝、讚揚蘇聯友邦、歌頌斯大林。老舍與中共結緣可上溯到1938年，通過後來成為他情人的趙清閣，周恩來成功統戰了他，或至少讓他對中共有了好感。此後中共一直在爭取老舍，欲納之麾下。1949年老舍的歸國，並非一時心血來潮。
歸國后，官方累計送給老舍30來個頭銜，這讓他倍感榮耀與惶恐。就在這個時期，老舍明確表示自己要做“歌德派”，也就是歌功頌德派，政治宣教成為他創作的首要準繩。早在1951年，老舍就寫出了“毛主席萬歲”這句話（遠早於此語後來流行的時期）。
在自己被打倒之前的歷次政治運動，老舍幾乎都有參與，撰寫不少批判文章。這誠然可以理解，但不能為之辯解。不過，我們可以認為相當部分的批判文章老舍是違心寫就。比如他參與過對丁玲的批判，可1960年重見丁玲時，他不像旁人一般避之不及，而是上前握手問好，表達善意。
寫了一大堆“歌德派”作品之後，1961年底，老舍開始暗暗寫作自傳體長篇小說《正紅旗下》。這部作品未能完成，但顯示了晚年老舍在寫作上一定程度的個人回歸。1964年老舍訪問日本，歸國后寫下《致日本作家的公開信》，未獲發表。在這篇長文中，很可能老舍表達了與官方主流不符的個人意見。
文革伊始，老舍寫公開信表示支持和擁護，可由於他主編的《北京文藝》曾發表為《海瑞罷官》辯護的文章，他終於難逃毒手。老舍一直試圖緊跟政治，政治卻終於將他一腳踢開。在緊跟過程中，他也從未真正得心應手，因為他的天真傷懷與未能完全泯滅的自我。
1966年8月24日，不堪紅衛兵的羞辱與毒打，老舍帶着一冊《毛主席詩詞》自沉太平湖。他死後，骨灰被火葬場遺棄。北京市文聯出具的證明函則稱：“我會舒舍予自絕於人民，特此證明”。
我將老舍看成一個悲劇性的歷史人物，而這悲劇性，他個人也有份參與制造。就其後半生際遇而言，我是同情的，或者更準確說，是遺憾的。誰若簡單地將他視為死得其所的極權幫閑，或者純粹的極權受害者，在我看來都過於草率。死得其所意味着極權迫害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有部分合理性，我不認為這種看法是正確的。純粹的極權受害者則抹殺了老舍後半生際遇的複雜性，尤其是他應為個人言行承擔的責任。不過，在老舍個人應當承擔的責任上，我也不想過苛。事實上要作出此類道德判斷也非常棘手。就老舍之死，我們能做的主要還是譴責極權。無論老舍本人就1949年後自己的言行應當負何等責任，極權迫害他致死的行為，都沒有任何法理及道德的正當性。
寫到末了，忽然想起一句話，“戀什麼就死在什麼上”。這是老舍短篇小說《戀》中的話，或許也是他天真傷懷的一生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