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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暴政錄:從船王盧作孚自殺看中共劫財手段

共產暴政錄:從船王盧作孚自殺看中共劫財手段

盧作孚還是重慶北碚的開拓者,被喻為“北碚之父”。盧作孚的成就跨越了“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領域。(維基百科)

“中國船王”盧作孚

1926年,盧作孚創辦民生公司,陸續統一川江航運,迫使外國航運勢力退出長江上游。1938年秋,盧作孚坐鎮宜昌,領導民生公司組織指揮宜昌大撤退,用40天時間搶運150萬餘人、物資100萬餘噸,被歷史學家評為“中國的敦克爾克大撤退”。這保存和挽救了抗戰時期整個中國的民族工業,打破日本滅亡中國美夢,受到國民政府嘉獎。盧是中國航運業先驅,名符其實的“中國船王”。

1932年秋,張國燾率紅軍進入川北地區。紅軍對川北的洗劫造成了大量的難民湧向重慶等地,盧作孚也給予救濟。

盧作孚還是重慶北碚的開拓者,被喻為“北碚之父”。盧作孚的成就跨越了“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領域。

人生的選擇

1949年大陸變色,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在香港,作為“中國船王”,成了中共和民國爭奪的焦點。民國政府要他到台灣繼續他的航運事業,中共則垂涎民生公司的財產而動員他北上。

另外他還可以去美國寫回憶錄,總結二十幾年來辦民生公司和建設北碚的經驗,或留在香港,憑他掌握的那些輪船,“船王”恐怕就輪不到的包玉剛了。

人生就是選擇,選錯了路就鑄成千古恨。一向精明的盧作孚在中共地下黨的蠱惑和安排下,1950年6月10日,他帶着他在香港的船隊踏上了北上之路,他未曾想到這是他通往死亡之路。

回大陸后,他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二次會議,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禮遇,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后返回重慶處理民生公司工作,還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夾心化造成經營困難

即使在戰亂和日本侵華年代,民生公司從一條小火輪開始,逐步發展為擁有140多艘江海輪船和近萬員工的大企業,獨資或合資創建了70多個企業和附屬設施。

但在共產大陸就不同了,中共採用“夾心化”手段,一切原材料、資金和銷售管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後,特別是企業現金一律存入中共控制的國家銀行,不準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私人企業的生死已完全操控於政府。

因此,民生公司財務逐漸陷入困境,不僅承受債務壓力,還面臨上萬員工發不出工資的資金周轉困難。

引狼入室

在民國時期,有些權貴想染指民生公司都被盧作孚斷然拒絕,也沒影響民生公司的經營和發展。

而對“夾心化”造成的困境,為了民生公司的生存,盧作孚希望通過加入“公股”獲得民生急需的資金,這也是唯一的途徑。

盧作孚“贊同”公司合營,但盧作孚與中共對公私合營的理解和目標並不相同。

在合營之前的過渡時期,公股代表就已進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職處理,亦都由他們做主。”“調訓”、“逮捕”、“管訓”,風聲鶴唳,隨時可能發生的人事變動,眼看着與他一起篳路藍縷創造了民生奇迹的高中層幹部一個個遭打擊或被清洗,他卻無能為力。他多年的得力助手鄭璧成先被關押后被除名,民生公司業務處處務經理鄧華益被“資遣”,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慘遭槍決,給他巨大的震撼,因為有經驗的舊有管理人員沒了公司就垮了。

這位把事業看得高過一切的實業家,為實業救國的理想奮鬥了大半生,他把民生公司看得寶貴,把民生的一條條船看得寶貴,他更把民生的員工尤其被以往歲月證明的民生管理團隊看得寶貴,當然在他心中還有他和民生同仁共同締造的“民生精神”。目睹劇變之際,而他卻無力保護他的管理層人員,那寶貴的一切一天天失去,他內心的那種挫傷、痛苦無人可以體會和傾訴。

海損事故不斷

在抗戰年代面對日軍轟炸的情況下搶運人員、物質設備過程中,民生公司有16艘船被炸殘炸沉,116人獻出了生命、61人傷殘。

但盧作孚回到重慶之後,政治運動不斷,民生高中層幹部遭打擊或被清洗,和平時期公司卻事故也不斷,從1950年到1952年8月,民生就發生了海損事故502件,平均兩天一次,死亡232人。

1952年2月,民生川江主力船“民鐸”輪在豐都附近水域觸礁沉沒,這件事件極為蹊蹺,決不是“觸礁”那麼簡單,其內幕可能也永沉江底。

盧作孚含冤去世

“1952年1月26日,‘五反’運動正式發動。

2月6日上午的民生公司資方代理人學習小組會上,盧作孚生平首次當眾檢討,併當場落淚。

2月8日上午,盧作孚參加民生公司“坦白檢舉大會”,公股首席代表張祥麟作動員報告,並主動引火焚身,“揭發”與盧作孚赴北京出差時,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聲稱差一點中了“糖衣炮彈”。

曾在盧作孚家中吃住,受盧作孚恩惠甚多的盧的隨身通訊員關懷當場配合地揭發:盧曾請公股代表吃便飯、看京戲,同去理髮代付錢。

其實這些開銷,都是盧從自己的工資中支付的,但都成了盧作孚的罪狀。

那時“五反”運動還沒有如火如荼,僅僅在動員階段,這一年多的經歷,和“五反”動員會上的氣氛進一步加深了他的絕望感,到了不能承受的限度。當晚,盧作孚在重慶家中吞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盧死後,民生公司副經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則幾乎全部入獄“審查”,其中兩人被處決。

與此對比,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創辦者陳光甫1949年後先到香港觀望中國政局的發展,后明確拒絕共產黨的北上邀請,確定留在香港經營在香港的上海商業銀行,后定居台灣,得以保全財產和善終。

盧作孚遺囑的目的

盧作孚給妻子留下遺囑:一、借用民生公司傢俱,送還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三、今後生活依靠兒女;四、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臨終前,盧作孚總算看明白了中共要的是什麼,為保護妻子兒女性命,“借用民生公司傢俱,送還民生公司”,否則,中共給你安個罪名可把家人整死,中共就是要共你的產,所以“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今後生活依靠兒女”,靠近中共只會帶來厄運,故“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送還軍政委員會”。

1,000億元(舊幣,合今1,000萬元)貸款之迷

中共既要共你的產,還要博個好名聲,有個說法就是中共給盧作孚貸款1,000億元。

說是民生公司經營困難,憂心如焚的盧作孚不得不向北京求助,中央決定破例提供人民幣1,000億元(舊幣,合今1,000萬元)貸款,指示西南軍政委員會轉告。盧逝世前兩天,北京又來電確認此事,但童少生兩次收到電報后均未告盧作孚。盧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會議上一拍腦袋說:“把這事忘記了。”

這個故事編的也太離奇,公司經營困難,需貸款,同意貸款的電報來了,卻放在口袋裡幾天象沒事一樣不告訴盧作孚,也不去辦理。

而且在盧作孚逝世前後的檔案中,至今也沒有發現有這樣一個1,000億貸款的檔,在中共的解密檔中也沒有這個電報和檔。

事實上,1952年2月中共中央答應給民生公司1,000億貸款的可能性實在太小。

民生公司當是必須要依靠政府貸款才能渡過難關。從1950年3月起,中共控制下的國家銀行便開始貸款給民生公司。第一次就是1950年3月得到100萬港幣貸款,償還兩季度的加拿大貸款利息;第二次是1950年5月,貸得50萬港幣,6月14日,在上海貸得22億人民幣(舊幣,下同)。以後多次請求貸款,批的都是小額貸款,一般是一次貸款10億人民幣,而且條件極為苛刻,有的是兩三個月就要還,故一直不斷地貸款,有時用新的貸款還舊的貸款。

在民生公司沒有被“共”掉之前,中共是不會借出大額款項的。

不過1,000萬元的貸款還是存在的,只不過是在盧作孚死後半年後,同年9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營,成為毛澤東褒揚的樣板,民生公司已經被“共”了,確實有了1,000萬元的貸款。

疑點重重奇葩事

一奇

中共答應給民生公司1,000億貸款是出自童少生之口。奇就奇在童少生兩次收到電報后均未告盧作孚。盧作孚逝世后,童少生在公司會議上一拍腦袋說:“把這事忘記了”

不管這1,000億貸款存不存在都是奇葩,若不存在,誰在幕後指使編出這一謊言,目的何在?若存在,急需錢的時候,錢來了,卻象沒事一樣忘記了!?

二奇

盧作孚夫人蒙淑儀8日晚8時左右發現盧作孚服毒后,向民生公司求救,童少生攜公司醫護人員趕來作了簡單救治,張祥麟11時后才趕到現場,11時40分盧作孚逝世。令人不解的是,仁濟醫院離盧家僅200米,三個多小時內,兩位實權人物竟未將盧送醫院搶救。

三奇

盧作孚過世前,民生公司的管理層就已受到中共的整肅,盧作孚逝世后,立即轉入“清反”,民生公司副經理及大船船長以上骨幹,則幾乎全部入獄“審查”,其中兩人被處決。

但也有少數人例外,如童少生等人。

1952年2月8日盧作孚逝世后,民生公司9日下午召開董事會商議盧的後事,並任命童為代總經理。

童少生後來歷任四川省副省長兼交通廳廳長,長江航運管理局副局長,四川省政協副主席、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四川省民建副主委、工商聯主委,全國工商聯常委,1984年病逝。

張祥麟離休前是長江航道局黨委書記。

其實,中共為了奪取政權和私有財產,一直在下很大一盤棋,不僅在民國的黨、政、軍布下地下黨員,而且在大企業、教堂等等都布下地下人員,當然另外也有的人是“識時務”而改換門庭轉投靠新主人。

以教會為例,周恩來在三四十年代,就在上海國際禮拜堂布下地下共產黨員李儲文(部級),五十年代初,李儲文控訴“帝國主義分子”上海國際禮拜堂牧師、美南長老會傳教士畢范宇,畢范宇因此被驅逐出境,而該堂的另外兩位副牧師孫恩三、顧政書,一位自殺身亡,另一位死在獄中,這僅是其中的一例。

盧作孚死後還不忘潑髒水

中共官方《關於盧自殺的報告》及“內參”報導中,對盧作孚潑盡了髒水;說盧作孚“畏罪”自殺,面對員工自發的悼念,中共組織上提出要“徹底摧毀盧作孚思想的統治”。

同年9月,民生公司正式公私合營,成為毛澤東褒揚的樣板。

1953年,長江航運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公司資產由長江航運管理局接管。

後來的全國的公私合營基本上都是按上述民生公司公私合營手段和模式進行。沒有引入“公股”的就捏造一個資方的“五毒”(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行為,發動工人斗資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