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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偉:其人雖已逝 千載有餘情

嚴家偉:其人雖已逝 千載有餘情

由毛澤東一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已過去五十二年了,這場禍國殃民的大浩劫,雖然當局使出渾身解數進行掩蓋粉飾,也無法遮住其血腥的罪惡,尤其是對下層普通民眾的傷害更是罄竹難書。不過在這場血雨腥風的大浩劫中,中國的小民百姓給人的印象更多的是軟弱可欺,任人宰割,特別在面對暴君、苛政、造反派、痞子、流氓時,鮮有“予與汝偕亡”的反抗氣概,所以文革中從北京大興,到湖南道縣假“群眾專政”之名,竟能大殺“黑五類”,一家一戶殺絕,從八十老翁到八十天的嬰兒無一倖免。廣西省境內對所謂“階級敵人”更是絕戶滅門,殺男奸女,先奸后殺,甚至還剖心、挖肝、割肉,入鍋燉煮,擺起名符其實的“吃人宴”。惡行如此,令人髮指!卻幾乎鮮見拚死的反抗。讀史至此,往往令人扼腕長嘆,為國人如此坐以待斃而掩卷唏噓!

但中華的血性男兒畢竟還沒有“絕種”。2008年北京青年楊佳,因被警察先誣為小偷,繼施以暴打,猛踢下身至傷殘絕育。更對楊佳的控吿不矛理睬。楊佳終於忍無可忍。於是提刀赴上海,力斬六警,另傷四人,以死相拚。並留下了“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這擲地有聲,傳頌一時的“警句”。此舉雖有爭議,但此君由此遐邇聞名。但另有一位“楊佳式”的反抗者,卻已被歷史的風塵掩埋而逐漸鮮為人知。

王自正,河南內黃縣武拐村人,出身農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國、共內戰中,王自正參加共軍,隨軍南下成了所謂的南下軍隊幹部,一直在軍中任職。到文革時,王自正是雲南軍區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仕途不算青雲直上,也非坎坷失意。

“文化大革命”一來,雲南軍界也分成了兩派,即“八二三”和“炮兵團”兩派。1968年8月中共中央委任譚甫仁(1955年被授中將軍銜)飛赴雲南擔任雲南省革委會主任兼昆明軍區政委,成了集黨政軍權於一身的封疆大吏。

譚甫仁廣東仁化人,曾參加過所謂的“八一南昌起事”。不僅是共軍中的“元老”,且是林彪的愛將。當時毛、林正在政治“蜜月”中打得火熱,譚甫仁因而狐假虎威更不可一世,一到雲南便大抓階級鬥爭瘋狂整人、殺人。譚按“劃線站隊”,“清理階級隊伍”的方法,將對立的兩派,一派定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全盤肯定;另一派定為“保皇派”加以整肅。譚甫仁聲稱要在雲南徹底清查“滇西挺進縱隊”和“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並瘋狂叫嚷“有一千抓一千,有一萬抓一萬,有十萬抓十萬,有一百萬抓一百萬。你們不要手軟,不要受到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約束、限制”。這裡的所謂“兩個百分之九十五”,即認為百分之九十五的幹部與群眾是“革命”的。譚甫仁又說:“我在箇舊地區講了一次話,一夜之間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個壞人”。其實全是捕風捉影。根據統計,僅下關市一地,追查“滇挺”份子就打死、逼死700多人,打殘一千多人,打傷一萬多人。而臨滄地區追查“滇挺”一案,600多人被打死,逼死,500多人被打傷打殘,一萬多人受株連。譚甫仁就這樣把個雲南搞得血雨腥風,一派赤色恐怖。而王自正恰恰“站錯了隊”,成了“保皇派”,不但停職,還被弄去昆明軍區原戰俘管理所監視居住接受審查。此地與譚甫仁所居的解放新村約有一公里多的距離。

正當王自正因“站錯了隊”而遭受打擊時,禍不單行,雪上加霜。當時凡受到審查的人,都有所謂“外調人員”出去對被審查者的歷史情況進行調查,看是不是有歷史問題或屬“暗藏的階級敵人”。而外調人員也不知是通過些什麼渠道,竟然弄到一份檢舉材料稱:王自正1947年在家鄉河南內黃縣武拐村時,與其堂兄富農王某,趁國民党進攻中原之機,成立了“還鄉團”槍殺了本村武委會主任武某。后國民黨敗退,其堂兄在當地被中共“鎮壓”了,此事已是死無對證。而材料中提到的這個富農王某的堂弟叫“王志政”與“王自正”之名同音不同字。不過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遍地都是“反革命”的年代,無風尚可起浪,何況王自正已成了“保皇派”在接受審查,那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王自正畢竟當過軍區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有一定人緣關係,所以當有人私下向他悄悄透露這一來自其家鄉的信息時,他知道自己已是在劫難逃了。他也耳聞目睹過當時那些被打死、逼死的人之慘狀。更聆聽過譚甫仁那殺氣騰騰必欲置人於死地的瘋狂叫囂,而他現在不但是“保皇派”再加“還鄉團”,更加所謂槍殺“武委會主任”的“血債”,三大罪集於一身,後果可想而知,他知道接下來等待着他的就是批鬥、刑訊逼供、捆綁吊打,在受盡虐待侮辱后被整殘、整死……

很多人在這個時候想到的,只能是如何求饒苟且偷生,如感到萬無生理時便自行了斷。而王自正既不望苟且偷生,也不願輕易自殺。要死,也得轟轟烈烈,弄你個魚死網破。用民間一句流行語就是要“抓夠本錢”。他第一痛恨的就是那個既把他們定為“保皇派”又要在雲南瘋狂整人的譚甫仁,另一個便是作為他的頂頭上司的人保部負責人陳漢中。經一番權衡,覺得譚甫仁更可惡,而且殺掉他一個中將級的“封疆大吏”,其影響和帶來的震撼更大。用民間的俗話就是更“夠本”了。

王自正在擔任軍區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時,長期兼任軍械保管員,所以對軍械庫內存放的槍支彈藥了如指掌,更知此軍械庫之門系密碼鎖,相關密碼他也完全知道。此時文革已搞得人心惶惶,一切規章制度全亂了套無人管,因而王自正此時雖名為被監視審查,實則是無人管的狀態。所以他夜間乘人不備便潛入軍械庫,輕車熟路得心應手地用密碼開了門,弄到兩支“五九式”手槍和子彈數十發。

槍弄到手,下一步當然就是進行刺殺了。但譚甫仁所居之處解放新村32號,不僅圍牆很高,沒有梯子根本爬不上去,而且警戒森嚴,譚共有5個警衛員。不過當時由於毛澤東歇斯底里地搞什麼“備戰備荒”,“千里野營拉練”,譚甫仁為了向偉大領袖表忠心示範於人,便將5個警衛員派走3個去拉練,家中只剩下2人。而在譚所居的新村32號的後面,警衛員平日種了一小塊地的蔬菜,並用一些磚石砌成了一道矮牆將菜地攔了起來,而菜地又與院內的廚旁有門相通,以便於去地里摘菜。於是王自正便於1970年12月17日深夜利用一條木凳爬上了矮牆,下矮牆而進入菜地,由菜地經廚房最終進入了譚甫仁的住處。

譚居於二樓,這一點王自正作為保衛科副科長是清楚的,於是直奔其卧室叩門,誰知譚當時不在,開門的是譚的夫人王里岩。王自正用槍指着譚夫人問:“譚甫仁在哪裡?”譚夫人謊稱不知,王自正看屋內確實無人,於是用手槍抵着譚夫人的額頭心開槍將其射殺。其目的自然是想讓槍聲儘可能小一些。但“五九式”手槍並非無聲手槍又在深夜,因此槍聲仍然很大。譚甫仁住在另一間屋裡,他若躲在屋內不動,王自正可能沒有時間去逐屋搜尋。但譚甫仁卻驚慌失措,從屋內向樓下跑去,邊跑還大聲喊“警衛員!警衛員!”這無異自尋死路。王自正聞聲即跟蹤追擊。而譚甫仁的小姨妹(人稱六姨)也跟着跑了出來。她連忙去敲警衛員的門,卻毫無回應。事後才知一個警衛員在屋內嚇得渾身打抖穿不上褲子;另一個更“精彩”,在屋內和譚甫仁的女保姆共度“良宵”。他二人以為別人是來“捉姦”,毛澤東年代通姦叫“亂搞男女關係罪”,是要判刑的,因此嚇得不敢出聲。這就是那年代“英雄軍隊”的“英雄”本色!

話分兩頭,譚甫仁跑下樓來,王自正也隨即趕到。譚甫仁這個平日一呼百諾,掌握着千萬人生殺予奪大權的、不可一世的小暴君,此時成了暴露在獵槍射程內的豺狼。自知無路可逃,便像一堆爛泥癱坐在地上。王自正對其連發三槍,結果了這個毛、林忠實走狗的性命。

王自正殺掉譚甫仁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趕往陳漢中的住處,但他分不請陳漢中住的是哪一家。便去隨意敲了一家的門,出來開門的是個十二、三歲的少年叫馬蘇紅,王問:“陳漢中住哪裡?”那少年睡眼惺忪用手給王指了一下便關上門睡覺去了。王自正按少年所指處去敲門,誰知陳漢中出差去了不在家。王自正於是悄悄返回自己住處,天猶未明,真有點神不知鬼不覺的味道。

俗話說:“一着棋錯,滿盤皆輸”,王自正前面的一切作得似天衣無縫,最後卻百密一疏,在去問陳漢中住處時犯下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原來馬蘇紅和王自正的兒子王冬昆是一對常在一起玩耍的小夥伴,因此他雖叫不出王自正的名字,卻知道那凌晨來問陳漢中住處的人就是王冬昆的父親。偵察人員正是通過這個線索鎖定了王自正。

於是由陳漢中帶着一個保衛幹事晚上去到原軍區俘管所,正在接受審查的王自正的卧室內,對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說:“跟我們出去一趟,有點事。”。在此之前,他們已把俘管所接受審查的人排隊站在操場上,叫馬蘇紅從頭到尾將每個人看了一遍。王自正心裡完全明白事情已無可掩蓋。於是他假裝彎下身去穿鞋子,順手從床下掏出手槍,而且早有準備,彈已上膛,舉槍便射,且彈無虛發,二人應聲倒地而亡。王自正隨即衝出卧室,但槍聲已驚動了俘管所的警戒人員,紛紛提槍而出。王自正自知已無法突圍,便從容舉槍自盡!

正如一位詩人所言,中國是一個“狼和羊的世界”。在毛澤東暴政年代,尤其在文革時期,中國人要麼是吃人的狼,要麼是被吃的羊。但在當時的“羊群”中,都幾乎是聽天由命,任“狼”來挑肥選瘦后慢慢享用品嘗。而像王自正這樣不僅捨得一身剮,拚死反抗到底,而且幹得如此驚天動地的實在太少,太少!假如中國當時有一千個、一萬個王自正,老毛還敢無法無天地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嗎?對比之下,老舍投湖自盡前,竟還將毛魔的“詩詞”抱在手上,剪伯贊自殺后,還留下一張“毛主席萬歲”的字條,其態既可憐、又可笑。真是:百無一用是書生,自正英雄千古烈!

在此,我願借用陶潛《詠荊軻》一詩中的兩句來為王自正作一總結式的評價:

其人雖已逝,千載有餘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