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百多年裡，有一些人被稱作“世界歷史性的個人”，他們以自己非同小可的作為改變了本國、進而有力地影響了本區域乃至世界事務，這些人中大概就數毛澤東的優質個人傳記最為罕見。
所以，當西方學術界2007年報告有一位原籍俄國的學者即將出版一本資料豐富的毛澤東傳時，從歐美到亞太，多數讀者都期盼着能早日享受開卷有益的快意。可是，該書原版是俄文的，非俄語世界又等了五年才讀到編譯的英文版。現在中譯本在台北出版了：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
為何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多位世界歷史性個人，以毛澤東的優質傳記相對最稀缺？這顯然不能歸咎於本時代缺乏既有學術功力、也有興趣為毛作傳的人；實際上，無論是健在的還是過世不久的華人洋人學者里，我們都能列出數位充分夠格的執筆人。
過往一直缺乏毛優質傳記的原因一串，其中最關鍵的，就是中國缺乏一套以法治為準則、有明確時間界限的官方檔案解密程序，以及嚴格照此辦事的負責部門。研究者在中國大陸一旦遇到這類問題，只能在“有關部門”的霧霾中迷失。
那麼如今這個中譯本（為避免與其它雷同的書名混淆，本文單稱這本書為《毛傳》）為什麼是一本全球漢語讀者期盼已久的那種性質的毛傳記？
一本目前最有史料價值的毛澤東傳記
最特別之處，在於它大量依據以前從未被學者公開使用過的位於莫斯科的檔案資料：前蘇共的中央檔案庫（十月革命后不久組建）、前“第三共產國際”（Comintern1919-1943年）及其後續組織“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Cominform1947-1956年）的檔案卷宗、前“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檔案卷宗；現在合成一體，統稱為“俄羅斯社會和政治史國家檔案館”（俄文縮寫RGASPI，英文RSASPH）。其中有來自中共的多種內部文件、報告、領導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資料、醫院病歷存根（比如毛澤東在蘇聯出生的最小的兒子，子女排行第十，但夭折了），等等。還有從20世紀初直到1950年代中期，中共常規性地向莫斯科遞送的重要黨務政務資料文檔。
這是全球最大、也是最集中的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多國共產黨歷史的文獻彙集。當然，它的真實和完整的程度不應該被絕對化，須知，莫斯科的檔案文獻從一開始就被其擁有機構做了限制性處理。
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y）那本膾炙人口的斯大林傳記同樣大量依據莫斯科絕密檔案而寫成的，他特別提醒讀者，蘇共政治局的絕密檔案有其不可靠之處：“請看俄羅斯總統檔案館中保存的蘇共政治局會議絕密紀要的幾段摘錄：‘1920年：政治局有關極其重要問題的決定不寫入正式記要。‘‘1923年：重申政治局原先的決定，除了決議外，任何內容均不得寫入政治局紀要。’‘1924年：黨中央書記處職員的工作，應該被看作是黨的秘密工作。‘‘1927年：採取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的措施。’……着手寫有關斯大林生平的書時，我們就進入了這一片昏暗”（《斯大林秘聞》第4頁）。
蘇共開創的這套有損黨內文獻真實完整程度的體制，不可能不影響到中共。中共內部草就文件時怎麼刪改、把何種資料發送莫斯科、莫斯科收到資料后如何處置等，所有環節都會影響到莫斯科檔案庫里文獻的可靠程度。然而，即便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迄今為止唯一被允許利用這些檔案而寫出的《毛傳》，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當然，潘佐夫的學術和家庭背景令其得此機緣。
正因為此，本書的合作者在前言里把本書區別於此前西方最廣為人知、多次重印的三部毛傳記：斯諾的《西行漫記》（首版1938年）、施拉姆的《毛澤東：政治傳記》（首版1966年），和張戎婦夫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首版2005年)。他倆認為，這三部傳記，第一部過於依賴毛本人的陳述，宣傳性強，第二部過於依賴中共官方公布的文獻，第三部用了很多不可靠的資訊（本書多處駁斥其細節），三者都缺乏《毛傳》所依賴的檔案，歷史價值不可同日而語。得益於這樣的檔案來描述毛，因此本書英文版一問世，就得到眾多知名英文媒體的書評推介，書評作者也均為西方著名的教授或曾多年駐華的資深記者，雖然他們未必完全贊同該書觀點。同時要特別說明的是，儘管原作者的俄國背景，他在描述評論蘇中雙方的矛盾時，並沒有一邊倒，有時是站在中方立場作持平的判斷。
誰刺激毛澤東成為“領袖加導師”？
《毛傳》覆蓋的時代近百年，內容龐雜；我僅選可能是中國大陸讀者興趣的聚焦之點做些評介。第一個焦點是：毛為何那麼用功費力，要大樹特樹自己“不僅是領袖而且是導師”？
《毛傳》第22章強調，毛在黨內加速推動對自己的個人崇拜，是在1938年秋斯大林通過長期觀察、決定把毛作為中共領袖團隊的核心之後。此前即便毛有雄心，也不敢太放肆。他本人及中共在極其艱難的國內國際環境下，生存發展都離不開斯大林為首的蘇共和共產國際的物資和政治支持。“大老闆”（毛對斯大林的恭稱，《毛傳》第23章）不首肯，毛就不敢把自己大樹特樹成中共的領袖（最高的組織權力）加導師（最高的意識形態權力）。
從具體操作看，毛澤東在1943-1945年在延安全力塑造自己為黨內“唯一正確路線的代表”，也是以斯大林在1924年後塑造自己為“列寧唯一忠實的繼承人”的方式為藍本的。斯大林早期十多年裡每日在教會學校受訓，特別注重以神學正統的方式改寫蘇共黨史，以確立自己對馬列主義的唯一解釋權包括不言自明的篡改權：“歷史有時候需要被糾正。”於是他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從1938年起成為蘇共的“可蘭經”，凡不符合它的理論解說和黨史細節，皆為異端邪說，做到了意識形態定於一尊。其它共產黨也必須隨之起舞，此教程馬上在延安發行中譯本。讀它仿它，毛終於在1945年中共七大后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成為中共的斯大林。
有必要說明，斯大林的故鄉深受伊斯蘭傳統的侵染，這一點常被忽視，絕大部分人只記得他的東正教背景（Robert Service，Stalin：ABiography MacMillan Publishers，2004，Part1）。他此後在黨內鬥爭和統治方式中，伊斯蘭國教的特色很濃厚。
此前一些中國學者認為是梁漱溟訪問延安時，建議毛要把自己樹立成“亦君亦師”，而不僅是“為君”，才能絕對統治黨員和民眾，於是毛狠下工夫爭當意識形態之王（基於與高華等學者的交流）。我倒是更傾向於接受《毛傳》的解釋，斯大林才是毛確立黨內意識形態霸權的主要啟示和楷模。即使是到了毛終於“君臨天下”的1950年，他還是小心翼翼，不敢在國際共產黨範圍內扛意識形態大旗，自稱只是一家“分店”，因為斯大林還健在（《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260-261頁）。
既然是“分店”，就得由“總店”發放和驗證“正宗配方”，於是毛請斯大林派來一位跟外交事務沒啥淵源、卻是蘇聯意識形態系統得力成員的尤金（Pavel Yudin）到北京出任大使。“尤金的任務是對不久即將以俄文及中文出版的新版本《毛澤東選集》進行正確、技術性更正的編輯工作……”
尤金在中國住了兩年，這段期間就毛澤東的作品提出500個批註，不過全都是“私下”里做的（《毛傳》第24章）。毛作為“分店”店長，對此必定是口服卻不太心服。多年後，毛“最好的學生”林彪就此反擊一記回馬槍：“全世界誰也不能代替毛澤東思想。什麼康斯坦丁諾夫，尤金，都不行。這些人的書怎麼能同毛主席的書相比？”（“1966年9月18日指示”，《林副主席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第67頁；無出版機構名）。
讀客觀的斯大林、毛澤東傳記及共產黨歷史越多，就越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讓毛感到畏懼的活人。斯大林也確實值得毛真誠地畏懼，《毛傳》處處顯示前者始終從世界戰略的大棋局來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鮮戰爭。毛若是知道1938年蘇聯大清洗時整肅共產國際官員，斯大林“一度把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雲、李立三、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鄧發、吳玉章、董必武等，都列入黑名單”，計劃對他們“發動大規模政治審判”（《毛傳》第29章），毛一定會更加畏懼斯大林。
人人皆知，斯大林那時期先從政治上、接着從肉體上消滅了蘇共數千名高幹，都是這麼操作的。直到斯大林去世后，毛才能在國際共產黨圈內揚眉吐氣。這以後，毛在大躍進時實施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大三線軍工建設、一波波黨內高層清洗等，也都學了斯大林的政策和手法。不了解這兩位絕頂領袖，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毛傳》里的諸多焦點提供了作這種透視的難得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