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派子女的夢魘

來源: 黑五類憶舊

作者: 張曼青

1952年12月22日，是獨裁者史達林的生日。那天夜裏，我從熟睡中醒來，看見屋裏燈光明亮，還有人說著話。後來知道那是父親被抓走了。為了向獨裁者史達林獻禮，中共策劃了這次全國統一的掃蕩託派行動，五百余名託派分子（包括鄭超麟先生）都在當夜被捕。

父親被捕後，母親一個人帶著5個子女確實困難，便托人把曼琳、曼平帶到上海，由大舅撫養，留下大姐曼妮、我、曼雲留在重慶與母親相依為命。沒想到這一分別就是10多年。1966年5月底，曼平哥結束了從北大派往四川峨邊的四清工作，回京前請假到重慶探親，我們才見了離別後第一面。見曼琳則是1966年末大串連時，我去她就讀的北京輕工學院找她，經相互自我介紹才相認。如果路上偶遇，我們這對一奶同胞只能是相見不相識。

父親被捕後關押在松山勞改隊（白公館、渣滓洞一帶）時，每隔一二周或一個月，母親就會帶著我和曼雲乘車去探視父親。那時母親實在是太累了，每次坐車都會打盹。這是我記憶特深的情景。到了勞改隊，母親與工作人員交待之後，就站在露天裏等著父親出來。他們站在一處談話，我和曼雲則在離他們五六米的地方看或自己玩耍。每次母親總要給父親帶一些香煙或食品。有幾次父親是穿著工裝出來見我們的，頭上戴著白色的如同當年日本鬼子戴的那種帽子。帽子後面拖一塊大布，遮住整個肩膀。

不知從何年起，母親就再不帶我們去探視父親了，後來得知父親已轉押到西昌。好像是在1959年，國家實行一次大赦，提前釋放了很多罪犯。當時我們也特別期待父親能獲釋，可是左等右等不見消息，最後等來一紙通知，說父親早在轉押至西昌時就生病去世了。母親聽到這個消息不禁黯然淚下，我們心裏也十分悲痛。母親對父親被捕前的政治活動渾然不知，只知道父親經營印刷廠時常常印刷魯迅的書籍及一些進步書刊。家裏常有進步人士來往，陳望道等著名學者就來過我家。

父親被捕，我們成了託派子女。讀小學時，一次因調皮被叫到老師辦公室，老師訓我：“你是反革命子女，怎麼不克制克制自己的行為！”這次訓斥使我刻骨銘心，也改變了我的性格。自此我變得沉默寡言，謹小慎微，總怕自己的言行再召來同樣的訓斥。不過，“因禍得福”，我變得學習刻苦，任勞任怨，參加工作後經常被評為先進生產者或先進工作者。？

我上的是私立幼稚園，小學讀的私立達育小學（後改為公辦中華路小學），小學畢業升不了公辦中學，只能讀民辦初中和高中。1965年12月，重慶4所民辦高中的高三生，大部分被南充煉油廠以半工半讀的名義招去。1967年分配進該廠，我到了最差的工段，幹了最差的工種。

大姐曼妮也是人生坎坷。高三就讀于重慶市九中，是該校的高材生。高考後比她成績差的同學都被各高校錄取，她卻榜上無名。好不容易分到重慶空壓機廠（軍工企業），沒幹多久，廠裏下放人員，她首當其衝被下放，後來好不容易在和平路小學找了個代課老師的差事。我大姐夫也是空壓機廠工人，因與託派子女戀愛、結婚，被調離該廠，到重慶東風機器廠工作。大姐後來以家屬工身份也進了該廠。長年精神壓抑，大姐失眠成疾，久治不愈，1979年服安眠藥自殺。時年40歲，留下一雙女兒。當時已退休的母親在北京為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曼平哥帶孫女張薇，得此噩耗，悲痛難抑，可也只能是眼淚往肚裏流。

妹妹曼雲1965初中畢業，成績優異但升不了高中，被招去當臨時工。因是託派子女，1968年被辭退，長期未分配工作，幹了十幾年臨時工，直到母親退休才頂替成為正式職工。因事事遭遇不公，積郁多年，母親于1995年過世。曼雲失去精神依託，於7月26日留下遺書，投嘉陵江自盡，時年47歲。妹夫符比奇千辛萬苦，花幾千元雇人打撈，7天后才在嘉陵江下游河流轉彎處找到其遺體。此時是重慶最炎熱的時候，遺體高度腐敗，無法辨認。那時沒有DNA鑒定技術，僅從足部一顆痣的位置確定了妹妹的身份。

我母親的遭遇一言難盡。公私合營後沒收了所有的資產，被劃為資本家，以資方人員的身份進入國營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接受改造自不必說，文革中因是託派家屬，常被揪鬥、遊街及下放勞動。她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不計時間、報酬。由於工作辛苦，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她的臉常常浮腫，也查不出什麼病因。

母親為人真誠。父親被捕後，她一人經營印刷廠。當時廠裏有一名職工，外號聾子（因耳聾得名），患有嚴重的肺結核，當時稱為癆病。這種病傳染性極大，母親卻對聾子十分關心。那時我們住民生路76號（印刷廠對面）二樓，他住三樓。我家做了什麼好吃的，母親都讓我和曼雲給他送去一些。久而久之，引來風言風語，甚至傳到我們小孩子耳朵裏。但母親全然不顧，始終如一地待他，直到他後來病重，吐血而亡。

民生路76號還有一段故事。我們住在這裏的是一間不足10平方的危房，1970年被拆重建。當時我已離家在南充工作，大姐結婚住在廠裏，母親和妹妹曼雲只得投親靠友暫住。好不容易等到新房修好，不料地段戶籍警竟以我們是託派家屬為由，不准回遷，硬讓我們搬到渝中區打銅街4號三樓一間用木板隔出的11.8平方的房子裏，沒有廚房，沒有廁所。據說趕走我們後，那位戶籍警得到了本應屬於我們的那一套回遷新房。

那個年代還有一件令我常感頭痛的事：無論升學和工作，經常要填履歷表，如何填寫家庭出身一欄，常使我犯難。思考再三，要麼填上小商、商人，要麼填資本家，總之不願填反革命、託派。但無論你怎樣填，在檔案裏我們總是“託派子女”，是躲避不了的。

由於家庭遭遇，我非常害怕政治，不敢碰它。入黨、入團的申請書是不敢寫的，知道寫了也白寫。我搞不明白什麼是政治，尤其是中國的政治。不同政見者就必然是敵人嗎？難道政治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我期盼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自由、博愛的政治。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二期，2010-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