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胡適傳人

  • 歷史

來源: 南方都市報

作者: 羽戈

hushi 4 1

正如愛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之時所言:「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在我看來,胡適留給後世的遺產,「道德品質方面」也許遠過於「才智成就方面」。能繼承胡適的這些精神,便是。

吾友林建剛兄號稱「胡適傳人」,令我高山仰止。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我最欽佩的便是胡適先生,並屢屢呼籲今人讀胡適、學胡適,不過說起做他的傳人,不免有些惶恐。胡適的學問與品行,只要承繼鱗爪,足夠我們受用終身。欲傳其薪火,恐怕還得指望林兄這樣的槃槃大才。拜讀林兄所著《落日餘暉:胡適先生晚年》,可見他的功力與心志,的確不負胡適傳人之名。

這裡且拋開林兄,單說胡適傳人。在我看來,胡適屬於「但開風氣不為師」的典型。所謂不為師,不是說他從不傳道授業解惑,而是指他雖為一代宗師,卻不開宗立派;他的學問,亦無獨門絕技,更無「三不傳」云云的說法。這註定了他桃李滿天下,卻無衣缽傳人。

「但開風氣」之說,可以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的一段記述為證,這段對話還談到了收徒弟的問題。1961年1月26日,胡頌平說:「先生學問的方面多,無論哪一方面的,給別人終生也研究不了。先生在此地看看天分高的青年,何妨多收幾個徒弟,每一個徒弟交給他一方面的東西,自己來訓練,將來每一方面都有一個徒弟能夠繼續下去。」胡適答道:「我的方面是多,但都是開山的工作,不能更進一步地研究。收徒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年紀太輕了,什麼都沒有基礎是不行的;太大了,記性也差了。」

胡適的同代學人,多重法脈傳承。1919年春,劉師培病重,自覺時日無多,遂向黃侃感慨,儀征劉氏,經學世家,《左傳》家學恐將斷絕於他手上。黃侃聽出了其言下之意,翌日,用紅紙封了十塊大洋,來到劉師培家,磕頭拜師,成其關門弟子。其實二人年齡相差無幾,算是同輩,黃侃一生疏狂不羈,傲視群雄,卻為學問的傳承,甘願拜在劉師培門下,於是成就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胡適沒有家學,自然不能像劉師培那樣在意師承與傳人。不過,揣度胡適的思想,他應該不會過於看重家學。他對學問,以及對人才的培植,一直持開放的態度。據其日記,1922年7月10日,他乘車去山東,看到蔡元培為湯爾和題寫的扇面,是趙翼的三首白話絕句,內有一首云:

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幾百年。

胡適說:「我看了大驚喜:我生平不曾讀甌北詩,不料他有這種歷史的見解!」

對於學問與人才,胡適看重的是「各領風騷」,他樂意後輩超越他,而非局促於他的輝光之下。與胡適同屬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譜系的殷海光曾誇口:「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致盧鴻材》,1968年3月25日)假如胡適泉下有知,讀到這些話,必定含笑。

拋開學問的傳承,再來說胡適傳人。金庸《倚天屠龍記》第九章,俞蓮舟說,武當派創始人張三丰的衣缽傳人,「首重心術,次重悟性」。悟性關乎武功,心術則關乎武學之士的本分,正所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心術與悟性之說,用來論學,也許可以換作心志與資質。資質有高下,決定了一個學者的學術成就;心志有正邪,決定了一個學者的學術命運。

1953年12月1日上午,陳寅恪在家中口述了一份《對科學院的答覆》,由弟子汪篯記錄。其中談及傳人,言辭十分鮮明:「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指汪篯)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這裡所強調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可歸結為一個學者的心志。陳寅恪將此作為擇徒的第一標尺,正可見他的風骨。

胡適與陳寅恪一樣,都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言者與踐履者,終其一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且,胡適還能更進一步,反思自由的邊界以及自由與獨立的關係。1946年10月10日,胡適出席在北大校長任上的第一個開學典禮,發表演說云:「你們大門上貼著歡迎我的標語,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為什麼我要你們獨立,而不說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對外面的束縛而言,不受外面勢力的限制與壓迫,這一向是北大的精神。而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不能獨立,仍然是做奴隸。」這正是對陳寅恪十字真言的鞏固與拓展。

我心中的胡適傳人,不在傳承其學識,而在傳承其精神(當然這二者有時並不可分)。所謂胡適精神,包括他對自由的追尋與對容忍的強調,對證據的重視與對求證的審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他不僅呼籲努力,更講究堅忍(「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怕什麼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不僅主張寬容,更力求通達(「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更可貴的是他的自省,如對「正義的火氣」的警惕和批判……

這些觀念,並非胡適所獨有,然而,胡適以畢生一以貫之的知與行、跋涉與堅守,深化了它們的內涵,拓寬了它們的邊界,使它們別開生面,甚至重睹天日。其中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正義的火氣」等,儼然構成了胡適的「家學」。

正如愛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之時所言:「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在我看來,胡適留給後世的遺產,「道德品質方面」也許遠過於「才智成就方面」。能繼承胡適的這些精神,便是胡適傳人。

2014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