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黑五類憶舊
作者: 尹曙生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通報，批評青海省湟中縣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四清工作組違法亂紀，組織群眾對已經畏罪自殺的黨支部書記馬××的屍體進行批鬥，造成了極大的恐怖氣氛，引起群眾反感，影響到四清工作的進行。
當時我在青海省湟中縣四清工作總團多吧分團政法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秘書答國棟的電話通知，說西北局政法組組長張之軒要到西寧來了解湟中縣批鬥屍體的事，要我迅速去調查，寫一個詳細的書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領導小組。接到指示，我不敢怠慢，騎著自行車來到李家山公社新莊大隊，用三天兩晚，將全部情況了解清楚。
新莊大隊共有1900多人。大躍進期間，一些大小隊幹部作風十分惡劣，打罵欺壓群眾，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隊餓死500多人，有6戶人家死絕（5戶地富，1戶中農），幹群關係十分緊張。四清工作組進村前，民兵連長和一個生產隊長自知問題嚴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組共7人。組長仲××，是湟原縣某公社的黨委副書記。隊員6人，其中3人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學生（一位女生），都不是青海人。其他3位，一位是該公社的路姓秘書，一位是姓方的農林廳幹部，一位是駐軍部隊的沈排長。
工作組進村後，通過一個多月訪貧問苦、紮根串聯、組織貧下中農階級隊伍，多數四不清幹部在刑訊逼供批鬥下低頭認罪，願意退賠貪污受賄、多吃多佔的糧食和錢財（實際是空頭支票，根本退賠不出來），唯有支部書記馬××被批鬥了十幾次，始終不認罪。為了鍛煉3個大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仲組長下令，把馬××交給他們，要他們想辦法攻下這個頑固堡壘，並明確表示，不管使用什麼手段，只要能使他低頭認罪就行。「如果你們攻不下這個堡壘，就說明你們無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時可以動武。你們自己如果不願意親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協助。」
可是這3個大學生怎麼也下不了手，磨破嘴皮，馬××就是不認罪。堡壘攻不破，大學生們束手無策。仲組長嚴厲批評他們思想右傾，他要親自示範給他們看。馬××被叫來。馬辯解說：「我有錯，但是沒有罪。刮共產風，扒房子，沒收社員家裡的東西，反瞞產私分，搜社員家糧食，把社員家裡鍋碗盆勺拿走，強迫吃食堂，都是根據縣委部署，在公社幹部督促下乾的，不幹不行。大隊餓死那麼多人，我心裡也很難過，可是沒有辦法，糧食被國家調走了。1960年我們大隊有3個生產隊連種子都沒有，地也沒有種，哪有糧食給社員吃？食堂只好停伙。餓死人主要在那時。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發放救濟糧，可是公社書記叫我到社員家搜，說一定能搜到糧食。我們搜了十幾家，一粒糧食也沒搜到，然後就不搜了，公社書記還罵我無能，要打我的右傾。多吃多佔我確實有，作為共產黨員，是很不應該的，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現，可是不這麼干，我家裡人也要餓死。」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仲組長走上前去，斥責道：「你貪污盜竊還有理！」說著狠狠抽他兩個耳光，踢了他一腳，將他踹倒在地。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仲組長又叫民兵把他反捆起來，拉到外面罰跪5小時後才讓他回家。
3個大學生目睹了仲組長的厲害，可馬××仍然沒有認罪。仲組長想，看來要攻破這個堡壘，只能藉助那些受到過他迫害的群眾了。
1964年11月19日，工作組在大隊部召開全體社員大會，進行憶苦思甜。社員自帶小板凳坐著，地富反壞分子跪在一邊，四不清幹部站在另一邊，工作組成員面對群眾，圍繞一張大桌子坐在長板凳上。這是仲組長設計的場面。
工作組事先確定了6個訴苦社員。已有3位社員訴說解放前受馬步芳家族剝削、壓迫的苦，但是台下社員反映平淡，沒有共鳴。接著，一位叫韓有祿的社員上去訴苦，說1948 年他才15歲，被馬步芳軍隊抓去當壯丁，他不願意，被捆綁吊打，吃盡苦頭。1949年春天在蘭州和解放軍打仗，腿上中了三顆子彈，被俘虜。是解放軍治好了他的腿，還發了路費讓他回家……
韓有祿還沒有訴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員站起來，走到他跟前，打斷他的話：「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馬匪捆去當兵，差一點被解放軍打死，那算什麼苦？你下去，聽我訴！」社員對前面幾個人的訴苦不感興趣，聽李秀英這麼一說，跟著起鬨：「對，你下去，讓李秀英訴苦，她家苦大仇深。」
李秀英不是工作組指定的訴苦人。出現這個場面，工作組員一時不知如何辦，怕她訴錯了苦。他們都看著仲組長，等他表態。仲組長也感到今天的訴苦會效果不理想，沒有把群眾情緒調動起來，於是揮揮手說：「好！李秀英，你訴吧。」
李秀英說：「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餓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餓死在水利工地，屍體也沒見著。公公婆婆得浮腫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勞動。馬書記說不勞動就不給飯吃，結果3天就餓死了。我和女兒拖著浮腫的腿去拚命幹活，一天才給二個糠饃，一碗像水一樣的拌湯。記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實在是餓急了，想到大隊食堂偷饃吃。走到食堂，隔著窗戶看到馬書記和幾個幹部正在吃烙饃，還有炒雞蛋。我聞到香味，心想，無論如何也要偷個饃回去讓我女兒嘗嘗。她已經20歲了，一年多沒有來月經，乳房乾癟，像個男娃。我死了不要緊，要讓她活下去，不然將來誰給我們上墳？我看到炊事員離開伙房，去給大隊幹部上菜，就趕緊溜進去。我看見鍋里有一個大饃，足有半斤重。我拿起來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剛走到門外，看見馬書記出門解小便。我一慌，絆了一跤，跌倒在地。馬書記問誰。我說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饃揣進破棉襖里。馬書記走到我跟前問，你來幹什麼？我說我餓了，想討點吃的。這時炊事員在伙房喊：誰把大饃偷去了？馬書記問我，是你偷的吧？跟我來。我跟他走進炊事員的住房。馬書記把門關上，對我說，大饃就在藏在你棉襖里，你把棉襖給我脫下來！我馬上跪下，給他磕頭求饒，對他說，馬書記，放了我吧，我和女兒一年多沒有吃過大饃。馬書記說，要吃大饃可以，把你那尕丫頭叫來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讓她帶一個更大的饃給你。我說我那尕丫頭腿腳都浮腫，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你就饒了她吧。如果你不滿意，我願意陪你睡覺。馬書記說，你把衣服脫下讓我看看。我站起來，把大饃拿出來，解開破棉襖和裡面破褂子紐扣，敞開胸膛讓他看。馬書記問，你的奶子呢？我說吃不飽飯，癟啦！我尕丫頭和我一樣。馬書記又叫我把褲子脫下來讓他看。我照辦了。他上、下打量一會，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兒跟我差不多，放棄姦汙我母女的企圖，用穿著大頭皮鞋的腳踢了我一下，罵道：滾！誰稀罕你的臭屄。我連滾帶爬回到家。女兒見我那狼狽不堪的樣子，說媽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聽，沒偷到東西，還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塊烙饃沒有帶回來，放聲大哭起來。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說到這，她走到馬××跟前，指著他的鼻子問：「馬書記，我沒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餓得不象樣子，那天晚上你能放過我嗎？我們全大隊多少女人被你搞過，你說說！」
李秀英邊說邊哭，全場不少社員跟著她哭。馬××低著頭，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發抖。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站起來走到馬××跟前，揪住他的衣領，把他拉到會場中心，罰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喲」一聲，終於跪下了。仲組長站起來說，大家可以對他批鬥，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見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罵也不踢，而是看著他。過了幾分鐘，她突然蹲下身，手伸進馬××的腰間，雙手使勁一拽，將他褲腰帶拽斷，右手伸進馬××褲襠里，並大聲罵道：「我要看看你的騷球咋就那麼壞！」話音剛落，馬××慘叫一聲，歪倒在地。後來法醫進行屍體檢驗時發現，馬××的睾丸碎了，無疑是李秀英在訴苦會上捏的。
這時仲組長命令工作隊員將李秀英拉下去。參加會議的社員有人帶頭喊口號「打倒馬××！」有人上來繼續控訴馬××，說他裝蒜，命令他跪起來，不準躺在地上，並用腳踢他。仲組長終於意識到，如果不停止開會，馬××有被當場打死的可能。於是他站起來說：「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明天下午繼續開。」又故意提告嗓門對馬××說：「馬××，你聽著，回家後好好準備，明天徹底向貧下中農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徹底向群眾交代清楚了，求得群眾諒解，才有出路。」
群眾散了，工作組員走了，馬××卻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仲組長叫一位社員通知馬的家人，將他攙回去。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員早起出去挑水，發現馬××弔死在昨天開會會場旁邊上的一棵榆樹上。憤怒的群眾並不因為馬××自殺而善罷甘休，要求繼續對他進行批鬥。尤其是那些餓死人的家庭，批鬥馬的要求更強烈。他們找工作組說，如果不答應，以後就不參加任何會議。
仲組長召開工作組員開會，討論如何辦。3個大學生堅決反對斗屍體，軍人和農林廳幹部不表態，只有公社秘書贊成。仲組長說：「如果我們不答應群眾的要求，就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下一階段對敵鬥爭就很難開展。再說，馬××確實是混進黨內的壞人，全大隊餓死那麼多人，他要負主要責任。他生活腐化墮落，亂搞女人。這樣的人死了活該，不值得同情。我們要堅定地站在貧下中農一邊，這可是階級感情問題啊！」
但是屍體該如何批鬥呢？仲組長說：「開會時我們工作組派兩個人把屍體扶起來站著，讓社員批鬥。誰願意扶屍體？」誰也不說話。仲組長說：「小沈、小路，你們兩個人負責扶屍體。」仲組長知道那3個大學生是肯定不會幹的，只好叫他們倆。
沈排長不願意，但是他不直接說，而是找借口拒絕：「現在階級鬥爭這樣尖銳複雜，要防止敵人狗急跳牆，報復我們。工作組只有我一個人有槍，我要保證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讓我扶屍體不合適。」小路接著說：「要工作組的人扶屍體不太好。斗屍體是群眾要求的，應當由他們選兩個年輕人來干這件事。」3個大學生隨聲附和。仲組長改變主意，決定選兩個苦大仇深的群眾來干。
人選好了。仲組長找他們談話，說明干這件事的重大意義，並告訴他們，每人發1瓶白酒，開會前喝，以便壯膽。開會那天，會場戒備森嚴，派民兵把守，不準隨意中途退場。儘管是群眾要求批鬥屍體的，但是真正開批鬥大會時，許多人卻找借口不來。工作組派人催了好幾次，有些人仍然沒有來，來的人也都盡量坐在後面。
隨著仲組長「把死不改悔的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反革命分子馬××拖出來批鬥」一聲令下，兩個年輕社員從羊圈裡把馬××屍體拖了出來（馬死後屍體一直放在大隊羊圈裡），花一分鐘時間將屍體扶起站立。絕大多數社員不敢正面看，低著頭，有的用眼睛掃視一下，馬上離開。有的社員悄悄站起來，弓著腰，想溜走，被民兵擋回。兩個喝過酒、臉色通紅的扶屍體的人，一邊一個站著，抓住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頭扭向一邊，不敢正面看馬××的尊容。工作組唯一的女大學生，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不敢看屍體。
屍體批鬥會原計劃開一個小時，4人發言，每人15分鐘。可前面兩個發言人，每人只用了5分鐘，而且站得離屍體比較遠，不敢看屍體，而是對著群眾講話。第三個人上去批判時，剛開口講話，扶屍體的人失去平衡，兩人都摔倒了，屍體還壓在右邊那個人身上。只聽一聲慘叫「救命啊」，兩個人爬起來拔腿就跑。整個會場立即像炸了鍋一樣，社員群眾都驚叫著奮不顧身逃離會場。有幾個民兵試圖阻攔，被推倒在地。仲組長站起來大聲喊道：「大家不要走，肅靜！」可是誰也不聽他的，只幾分鐘，會場上只剩下跪著的四類分子和站在一邊的四不清幹部。批鬥會在混亂中收場。
兩個扶屍體的社員由於驚嚇，當晚發燒，被送到公社衛生院治療。回家後精神恍惚，半個月後才恢復正常。我在調查時曾單獨問他們為什麼願意扶屍體，為什麼倒了，為什麼害怕。他倆說：他們根本就不願意干這件事，家裡人更不同意他們干，可是群眾選他們，仲組長找他們談話，不幹不行，不幹就是和階級敵人劃不清界限。沒辦法，是硬著頭皮干這件事。由於多年沒有白酒供應，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頭重腳輕，站立不穩，加上害怕，手腳抖擻，所以就倒下了。聽老人說，人死了不安靜就會詐屍，所以倒下後，害怕極了，趕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濕透了，然後受涼發燒。
從當天夜晚起，再沒有人敢從批鬥屍體的場地經過。晚上社員家早早關門閉戶，工作組通知開會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頓狀態。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筆者調查時，沒有見到她。
馬××死時43歲，祖輩都是僱農出身。他從15歲開始就給化隆縣的一個大地主家當沙娃（淘金沙的工人）、當長工。1948年被馬步芳部隊抓去當兵，忍受不了軍官打罵，兩個月不到就逃到果洛一個佛教寺廟打雜。青海解放後，馬回到家鄉，積极參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積極分子，1952年入黨（新莊大隊最早發展的三個黨員之一），先後擔任過互助組長，初級農業社副社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副大隊長。他沒有歷史問題，是當時共產黨農村工作的依靠對象。
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失敗，工農業生產逐步恢復，大家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過去幾年噩夢一樣的日子是怎麼發生的？由於長期推行左傾路線，從農業合作化開始，農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惡勢力。許多基層幹部逐漸蛻變為農村新的惡霸，在上級政權和政法部門的支持下，多吃多佔，為非作歹，欺壓百姓，逼死人命，有的甚至比舊社會的地主、惡霸還要壞。這幫人是中共農村工作的積極分子，沒有他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是搞不起來的。現在出了這麼大亂子，死了這麼多人，群眾非常憤恨，以至於在四清運動中老百姓斗這些農村幹部就像土改時鬥地主一樣。
為了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當時工作組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在開展這項活動中，幾乎每一個工作組都遇到同一個難題：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為了做好準備，有時工作隊員事先要教社員如何憶苦思甜。可是他們一走上前台，說著說著就聯繫到大躍進，幹部是如何打他們的，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憶苦思甜會變成武鬥會。許多幹部恐慌絕望，只好自殺。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該縣在四清運動中有349名幹部自殺，包括16名脫產幹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13個縣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1700多名幹部自殺，其中縣、社幹部45人。
筆者參加了四清運動的全過程，從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運動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開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撤銷四清工作團結束。筆者看到，當時青海省農村的實際狀況是：雖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得到遏制，但是農民人均口糧只有200斤（原糧），普遍吃不飽飯，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家家戶戶一貧如洗，不少人家牆倒屋塌，難避風雨，連鐵鍋和切菜刀都沒有，只能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十幾歲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沒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門。
四清工作隊員沒有下鄉之前，不知道農村實際狀況，下去後才知道農民實在太窮了，農村生活實在太苦了。工作隊要求每個隊員必須執行八條紀律，比如工作隊員不準帶吃的、喝的，不準下館子，要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違者一律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同住、同勞動問題不大，同吃就意味著挨餓和得浮腫病。在試點單位湟中縣平安公社，省委書記、省長王昭以身作則，住在一戶叫劉維金的貧苦農民家裡。兩間破屋不能遮風雨，還是工作隊出錢維修了一下，勉強住進。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開水，中午吃的是發了霉的青稞面饃（缺燃料，蒸一次饃吃十天半月），晚上是乾菜泡後用水煮，然後撒一些雜麵，成了雜麵糊，調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衛人員怕他吃不消，想單獨給他弄點吃的，他堅決拒絕，結果一個月不到，得了浮腫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醫院治療。這一期四清運動中，先後有幾十名隊員得了浮腫病。有的隊員實在餓極了，偷著吃餅乾，怕被人發現，夜裡藏在被窩裡吃，有的隊員偷著到平安鎮下館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發現就倒霉了。在300多名工作隊員中，有7個人因違反紀律被雙開，還有一位因經常挨餓，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導致胃擴張，又未得及時治療，被撐死。
補白：1969年冬和平公社召開清理階級隊伍動員大會，公社革委會副主任彭學良發表演說：「我們不但要抓面上的階級敵人，還要清查暗藏的階級敵人。我們縣就藏有國民黨的特務。昨晚我在收音機里聽到台灣播出的消息，我們奉節兩派武鬥的事台灣就一清二楚。這足以說明我們這裡有國民黨特務在給他們提供情報……」
彭學良的演說還沒發表完，下面就響起了呼喊聲：「彭學良偷聽敵台，是現行反革命，罪大惡極！」動員會立即變成了鬥爭會。
文革初，奉節有兩大派群眾組織。一派喊的口號是「保衛革委會」，因而叫「保派」。另一派喊的口號是「砸爛偽革委」，稱「砸派」。兩派勢不兩立。彭學良系砸派頭目，被整下台的保派當然不甘心。這次抓到了彭學良的尾巴，自然不會鬆手，對其狠批狠斗，既觸及靈魂又觸及皮肉。區公安特派員原屬保派，聽到報告後說，彭學良不僅偷聽敵台，更嚴重的是當眾擴散敵人宣傳內容，實屬現行反革命罪犯，主張扭送縣司法機關，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但彭學良得到縣裡掌權的砸派朋友保護，只給以撤職交群眾批鬥了事。但他那頂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結束。陳宗培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二期，2010-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