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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的群體

來源: 逝去的年代

作者: 謝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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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突然轉向,留給人們許多困惑,因為根據他們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傾向,這種轉變缺乏合理的邏輯過程,但他們的集體轉向又是一個既存的事實,我對這種轉變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對許多人來說,也許不乏真誠的一面,但從整體看是因恐懼造成的。最近我讀台灣出版的《胡適的日記》(手稿本),就注意到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這些資料都是50年代初胡適留在大陸的朋友和學生寫給胡適的信,胡適摘抄出來,寫在了日記中,有些則是原件貼在了日記上的,這些資料,對於了解50年代初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態度,是極好的第一手材料。

胡適在1950年6月13日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今天我收到一個林詒昌(去年6月北大畢業)從香港來的一封信,也是題「五四」。

胡適把這封信貼在了日記本上,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信中說:

你離開祖國一年多了,一年來國家變得更窮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地方來變化還算是最少的,先生們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過得去。……最近朋友來信說,吳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殺,馮友蘭先生卻到開封談土改,

羅常培先生亦熱心,潘光旦、周炳琳、楊人楩諸先生默默無語。(《日記》第16冊)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50年代初,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內心是很恐懼的。1951年11月,京津高等學校教師開始學習改造運動,這次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批判胡適,這是胡適離開大陸后,比較集中的一次批判,批判胡適的多數是他過去的朋友和學生。這些人在胡適離開大陸不久,就說出了那麼多不近人情的話,這不符合這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過去為人處事的方式,可以想見壓力之大。從林詒昌提到的幾位教授看,證之以後的事實,可以確定林詒昌的話是真實的。馮友蘭、羅常培當時變得比較快。1952年7月8日的《光明日報》上就發表了羅常培的長文《從三反運動中認識了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首先檢查了自己過去和蔣夢麟、陳雪屏等人的關係。林詒昌的信是1950年5月4日寫給胡適的,從兩年後羅常培的轉變看,林詒昌說「羅常培亦非常熱心」的判斷是準確的;說「潘光旦、周炳琳、楊人楩默默無語」,也是真實的。特別是周炳琳表現得很有個性。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一份《對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簡報》中的批語中寫到:

彭真同志:送來關於學校思想檢討的文件都看了。看來除了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作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作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第422頁)

其中所謂「對周炳琳的作法」是指,為了幫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對思想改造的顧慮和端正對於「三反」的態度,北大黨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派人同周炳琳談話,張奚若、馬寅初和周炳琳談話以後,並由周的女兒(共產黨員)做工作后,周炳琳才有所轉變,表示願意聽取大家的批評,進一步做思想檢討。

從林詒昌對幾位教授的評價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在50年代初,並不是所有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真誠地希望轉變,比如像梁漱溟,陳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過抵制行為。如梁漱溟當時就「不肯洗腦」,對此,胡適在日記中說:

漱溟的父親梁巨川先生在民國八年發憤自殺(也許是七年尾),原因不明,但大致是因為不滿意于當時的政治社會。……漱溟今天的行為也是「殉道者」(Martyr)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向不通處變」不能「自昧其所知以從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日記》第17冊)

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陳寅恪那樣的人太少,加之外力過於強大,這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無可奈何地屈從了,但內心並非徹底認同,為了生存下去,他們終於成了無奈的一群。對於朋友和學生對自己的批判,胡適多數予以諒解,因為他知道這是壓力之下的結果。1952年下半年,他在給劉紹唐《紅色中國的叛徒》英譯本寫的前言中,特別舉了金岳霖的例子,他認為在外力下要一個知識分子真正轉變是不可能的,他說:「……他的政權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第6冊第2293頁)給胡寫信的林詒昌是北大的畢業生,後來到了香港。《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中,收有他1948年3月18日寫給胡適的一封長信,信中表現出了對自由主義精神的強烈嚮往和對胡適寄予的厚望,林詒昌當時還沒有畢業,是一個青年,他對時局的清醒判斷,說明40年代末許多青年學生,是理解和認同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他在信中說:

先生應該知道:國家確需要你,希望你會為中國開創一個民主的傳統,人民確需要你,希望你將民主精神播送給他們。在今天中國,你最有資格,因而也最有責任去開創一個自由主義的傳統。(第353頁)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