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章乃器

來源: 黑五類憶舊

作者: 章立凡

我母親當時跟我父親（章乃器）已經分居了。父親是民建副主委，也是工商聯的副主委。這兩個組織來找我母親談話，要她揭發他。我那時在幼兒園，有一天我母親來接我，要我去參加一個會，並教我一些話，到會上去說。會上，前面有很多人講話，都是父親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發他。我父親本人沒有到場。輪到我講話，講的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父親，但是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全場熱烈鼓掌，還有人跟我熱烈握手。

上小學的時候，想進少先隊，我好像比別人慢一二年才進去。那時大家都希望肩上有個一道杠、兩道杠、三道杠，當個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我進了少先隊一直就是隊員。

我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毛澤東的話是絕對接受和服從的。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親有錯。既然他錯了，那麼大家就都可以來批判他。那時社會有一種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聽黨的話。這種東西，不管是宣傳教育，還是潛移默化，對於一個兒童來講，他是認同的。

學校開家長會，班主任老師跟我媽談家裡的情況。我媽這個人沒什麼自我保護意識，她就說了我父親是誰。從此以後，老師就對我比較注意。我那時喜歡記點日記，愛好古典文學，也作一點詩詞。後來這些東西都被翻出來了，交給老師，然後組織批判會。我不服，跟老師頂撞。後來這個老師跟我透露說：「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領導要整你。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把你作為一個樣板——這是右派的兒子，他的思想狀況是這樣的。」

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有一天，那個老師說：「你不是愛看書嘛，你把你看過的書開個書單給我。我們現在搞教學，很想研究一下學生都看過什麼書。」我呢老老實實開了一個很長的單子。過後不久就發生批判我的事。後來我很厭學，成績下降，還留級了。我那時已經知道我沒前途了，學跟不學一個樣。我父親還是希望我能上大學。我那時比他先知先覺，我知道我沒戲。我跟這套講階級路線的教育體制格格不入。

父親那時已經開始跟我講一些事情，對時局有很多批評，有時候說得還比較厲害。我提醒他說：「您別這麼說。咱們這兒是不是安全啊？」那時讀了斯特朗寫的《斯大林時代》，我就老認為我們家隔牆有耳，或者牆上就有耳。但是我父親卻說：「我不怕。我的話到大街上也可以說。誰願意聽誰就聽。」

七千人大會前後，統戰政策有點鬆動，知識分子政策也有點鬆動。父親對1957年給他扣上右派帽子不服，好像在政協提了兩個提案，說他的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實的，要求重新審查。1963年吧，那天我上學，班上有報紙，上頭有一條消息，說全國政協常委會開會通過決議，撤銷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協委員職務。那時候小學同學還不太懂事，但是他們那看我的眼神就不太對了。我趕緊回家。後來父親特別跟我講一句：「我不會有事的。」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是「我不會自殺的」。

記得文革抄家那天是8月23還是24號。一路上就覺得清華園的氣氛特別不對，已經開始有打人的了。清華二校門已被推倒，所有的校領導，什麼何東昌啊，錢偉長、黃萬里這些人，都被趕到那兒搬磚頭。我覺得我們家要出事，就給我父親打了個電話。父親說有人來貼大字報，你留在學校，不要回來。回到宿舍一看，我的蚊帳什麼的都被撕了，鋪蓋也被搗毀了。一張大字報墨跡未乾，什麼「資產階級狗崽子滾蛋，快滾蛋！」完了，馬上就來臨了。我當時在學校講了很多對文革的看法，同學就揭發我，然後對我實行專政，把我打成反革命，判了13年。我一共坐了9年半，1978年底放出來。

我心裡曾經埋怨過父親，都怪你們倆當初結合，才有了我，但是我無處訴這個怨。出身不能選擇，誰讓你投胎到這兒呢。一旦你的父親被定為右派，那你就也是賤民。這個就是一種姓制度。地富反壞，它就是種姓。但是我更清楚，是這個制度使我這個無辜的右派兒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傷害。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三期，201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