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華夏文摘
作者: 常約瑟
左：劉俊英女士，右：母親梁今永
（一）灰色大鐵門裡的汽車房
我家老宅龍江路三十二號前院的大門口曾經有三個灰色的大鐵門。這種在厚實堅硬的木門上包里上一層厚厚鐵皮的大門現在很難見到了。這三個威嚴的大鐵門，與沿街壘起的嶗山花崗石高牆相互映襯，為深居在這大門與高牆內的人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這種嚴肅設計風格的外牆與大門，在龍江路眾多老別墅中獨具風格。
走進中間的兩扇大鐵門，是一個四方型的小天井。五十年代這兩扇大鐵門不經常打開，除非父母把街頭上推著小車叫賣小豆腐的商販招呼進來，或者請磨剪刀的師傅進來在小天井里打磨切菜刀。
左邊的灰色鐵門是家人每天進出的地方，兒時的我每次關這沉重的鐵門時，總是要費上吃奶的力氣。從這兒走進去，踏上兩段共十幾級花崗石台階，就到了豁然開朗的大院落了。
而右邊的鐵門從沒有打開過，這個鐵門裡面是一個汽車房，但在我的記憶中這裡面從來沒停放過汽車。父親常子華早在一九五三年從嘉峪關路六號搬來之前，就把他的一部藍色小轎車捐給北京中央政府了。五十年代初藍色小轎車在中國是稀有品，這輛時髦的藍轎車後來的命運眾說紛紜，有人說她的新主人是當時的總理周恩來，有人說是中共的高官廖承志，也有人說它被分配到外交部接待來北京訪問的外賓了。
（二）汽車房裡的「龍江路糧店」
民以食為天，計劃經濟時期龍江路居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每月去糧店買糧。五十年代的糧店設在萊蕪二路，那時每人每月可分配到二十至三十斤糧食，一家三口可以買到近百斤糧食。居民們買到糧后要背著沉甸甸的糧袋走很長的一段路才能回到家，這對龍江路與周邊的居民們造成很大不便，特別是那些家庭主婦們。
六十年代初，好善樂施的父親常子華決定為龍江路的居民們做一件好事，他把前院空置的汽車房連同隔壁的小屋免費「出租」給青島糧食局經營的糧店。父親的這一義舉不僅僅是方便了住在龍江路上的居民，鄰近龍江路的華山路、信號山路、掖縣路這一大片區的居民也都到我家前院汽車房這個新開設的糧店買糧。
從此原本寂靜的老宅大門變得攘往煕來，特別是入冬前，秋收上來的一袋袋地瓜在鐵門外堆起個小山來。因為一斤糧票可以買五斤地瓜，這些地瓜吸引了大批居民在老宅的灰色鐵門外排起長長的隊伍，人們把家裡能夠找出的「運輸工具」都帶來了：自行車、小推車、地板車、鋼鈴車……這就是那個年代附近居民家喻戶曉的「龍江路糧店」。
龍江路糧店開始營業后，老宅失去了昔日的寧靜。不時有前來買糧的居民好奇地走上那十幾級花崗石台階，闖入前院窺探父親辛勤種植的神秘私家花園。這使得母親梁今永不勝煩惱，她感到失去了私隱。於是出身農家人的父親親自動手，在花崗石的第一個台階上建了一個木門，這個木門上有一個如同我後來去農村插隊時見到農民院子里的木門閂，在門外可以把它打開，但它沒有鎖，這是個只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簡易木門。
（三）龍江路糧店的一位新女店員
那時母親經常分派我去前院的「龍江路糧店」買糧。每次去買糧時，先去前院小天井的小屋窗口讓店員在我家的糧本上記錄下買多少斤細糧或者粗糧，付款后再到汽車房裡領取糧食。原本空洞洞的汽車房現在堆滿了一袋袋的糧食，店員把稱好的糧食倒入我用雙手撐開的白色空糧袋里。這時也是我最緊張的時刻，因為一不小心沒有撐好，就會把糧食漏掉在地上。
一九六五年的春天，糧店里新來了一個女店員。我第一次見到她時沒有看清她的長相，她戴了一個大口罩以避免吸進飛揚在空氣中的麵粉，我只能從她那沾滿了麵粉的額頭與眉毛下的眼睛，猜測她是個中年婦人。她講了一口濃重的黃縣話，對我十分親切，往我的糧袋里倒入麵粉時一再和藹地叮囑我用雙手把糧袋撐好。
那天把買到的糧食背回家，我告訴母親在糧店里遇到一個熱心快腸的新女店員。母親聽后說，有機會她想見一下這位糧店里的女工作人員，當面感謝她對我的關照。聽母親這麼講，我有點意外。因為自從六十年代初「龍江路糧店」在我家汽車房開張以來，母親梁今永從未步入前院的糧店。那個年代中國進入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期，雖然父親常子華是出於熱心公益的善意把汽車房免費「租」給龍江路糧店，但在糧店里的工作人員與江蘇路街道辦事處的街道幹部們對父母並不領情，他們視我的父母為資產階級分子，平時見面大都冷眼相待持敵視態度。
其實母親可以認出在糧店工作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這是因為汽車房沒有廁所，所有糧店的工作人員，都會打開父親在花崗石台階上修建的簡易木門栓，穿過前院的葡萄架廓，沿著東牆邊的一排丁香樹與無花果樹，徑直走到後院東北角的一個小廁所解手。母親可以從別墅里觀察到任何一個走進院內的人。
與母親談過話后，我心裡忐忑不安起來，如果母親主動與這個糧店里新來的女店員談話，可她也如同其他的店員一樣以「橫眉冷對千夫指」的蔑視態度對待母親怎麼辦？
中午時分，那位新女店員終於進入到院里。我從花房的窗口看到母親從屋裡走到院子迎著那位新女店員走去。她們在院子東邊一排盛開的丁香樹下打過招呼后便聊起天來。這位女店員與母親談話時親切和善，沒有顯露出任何歧視的態度。當母親聽說這個新女店員正值午休時間，竟然把她請進了客廳。
在這間光線明亮的客廳里，父母並沒有放置太多的傢俱。在這兒有一架三角鋼琴，在文革抄家前，我經常一個人在這架鋼琴上練琴。在客廳里有一方紫檀木長條桌案，母親有時會在這個古香古色的桌案上寫毛筆字。客廳的中央還有兩個小沙發與一個紅木茶几，這是父親接見客人的地方。
母親請這位糧店新來的女店員坐在沙發上后，倆個人便交談起來。當我把泡好的紅茶端上來時，母親微笑著對女店員介紹說：「這是我最小的兒子，名叫約瑟，他今年十三歲，是大學路小學六年級的學生，秋天他就要上中學了。」
母親從我手上接過茶杯后，對我說：「這是劉大娘，快叫一聲劉大娘。」
「我有個小女兒建平比約瑟小一歲，今年十二歲。」劉大娘親熱地對我說道。
這時我才知道她姓劉。她看上去不到五十歲，個子不高，臉型偏圓，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不同於母親溫文而雅的性格，她開朗豪爽，直言快語。
坦白說，我從開始就沒有看好母親與劉大娘之間會有什麼共同語言，這不僅僅是兩個人的性格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她們倆個人在那個年代完全是屬於不同階級的人。我聽母親說劉大娘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共產黨員怎麼可能與母親這樣一個在青島響噹噹的「資產階級分子」交朋友呢？
（四）劉大娘參觀「常公館」
一九六五年夏季的一個下午，我在自己的房間聚精會神地聽收音機里的一個男播音員朗讀小說「歐陽海之歌」，突然母親陪伴劉大娘與一個與我年齡差不多的漂亮女孩走進來，劉大娘笑眯眯地對我說：「約瑟，這是我上次給你講的我的小女兒建平。媽媽今天帶我們參觀你家來了。」
冷不防在自己的卧室見到一個清甜可愛的小美女，正值青春期的我羞澀地看了她一眼，便抱著我的小收音機溜到隔壁父母的主卧房去了，只聽見身後的母親對劉大娘講道：「為了便於打掃衛生，我平時不會在孩子們的床下放箱子與其它雜亂的東西。這樣床底下空氣流通，對孩子的健康有好處。」
母親帶領著劉大娘與她的小女兒建平，把龍江路32號老宅樓下的每一個房間轉了個遍：花香瀰漫的花房、幽雅別緻的客廳、父母溫馨的主卧房、孩子們住的三間卧室、擺著一張長方形大餐桌的飯廳、裝備著抽水馬桶與浴盆的衛生間……
這時躲在父母主卧房的我如坐針氈，一點也聽不進收音機里的那位抑揚頓挫的男播音員朗讀「歐陽海之歌」了。我認為母親無所忌諱地邀請一個陌生糧店女店員進入家裡參觀是個冒失的舉動。因為在六十年代的青島，能夠像我的父母一樣獨門獨院居住在一所六百多平方米的「常公館」，除了共產黨的高級官員之外，幾乎是所剩無幾了。那時普通青島人居住條件非常擁擠，一家幾口人蝸居在僅十幾平方米的屋子裡比比皆是。母親對劉大娘講的那些不在孩子們的床下放雜物的話，與龍江路三十二號別墅高牆外的現實社會是那麼格格不入。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天劉大娘仿佛是一個經常出入我家的老朋友，「常公館」里的那些普通青島人望塵莫及的寬敞舒適房間、書香雅漾的擺設，似乎沒有令她感到驚訝。她最感興趣的卻是母親，她們倆人意氣極其相投，當她知道自己比母親年輕四歲時，便稱母親為大姐，對母親特別尊重與關心。
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對劉大娘在風聲鶴唳的一九六五年，無懼被人們視為喪失階級鬥爭立場，與被輿論妖魔化為階級敵人的母親結為姐妹一事而大惑不解。我曾提醒過母親：「也許劉大娘是初到龍江路糧店工作，對咱家歷史背景不解，等她在龍江路糧店工作時間久了，也許就會與媽媽劃清階級界限了。」我這樣說，是因為自己有過切身感受。那年大學路小學的一個女校長戚孝嫻曾經把我叫到她的校長辦公室做思想工作，讓我寫揭發父母的材料，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
然而母親對我的提醒毫不在意，她與劉大娘關係激速升溫，互動頻繁。每逢劉大娘在龍江路糧店中午值班休息時，母親會請劉大娘到家裡聊天喝茶。多年隱居家中不出門的母親，甚至破例去劉大娘位於黃縣路十五號的家中串門，母親有時還請劉大娘家裡的保姆幫忙做針線活兒。
（五）抄家
母親與劉大娘的「蜜月期」僅持續了一年。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爆發了，在這場被官方稱之為「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我的父母在龍江路首當其衝，是江蘇路街道辦事處主導抄家的第一戶人家。令人諷刺的是，在這場浩劫中對父母施於凌辱暴行的人，恰恰是那些多年來受惠于父母的善舉，經常到前院汽車房裡的「龍江路糧店」買糧的左鄰右舍街道大媽們。經過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她們心中灌滿了仇恨，把我的父母視為不共戴天的敵人。她們的領頭人，是新上任一年多的街道主任張秀賢。這個街道大媽家住華山路九號，文革前幾年每逢春節，熱心的母親都會讓我到中山路的生活林糕點店買兩盒桃酥，並付上二、三十元春節禮包送到她家。
隨著文革進展的如火如荼，父親常子華與母親梁今永的名字，成了江蘇路街道辦事處管轄區域內人人皆知的反派代名詞。這一對曾經在民國時期青島民眾中德高望眾的老夫妻，不幸淪為街道大媽們凌辱迫害的重點目標，她們狂呼「打倒常子華、梁今永！」的口號，闖入龍江路三十二號幽香恬靜的院里。她們在葡萄樹架下點起一堆叢火，把家裡的聖經、外文書籍、唱片、古董字畫扔進火堆，由於燃燒的火焰太高，把父親用竹桿搭的葡萄架長廊也燒毀了。她們一連燒了三天三夜。
在文革抄家最瘋狂的「紅八月」，青島出現了幾個肆虐橫行的紅衛兵，他們專找富有的青島人家下手，以革命的名義大肆搶劫民宅。無人知曉有多少人成為他們手下的犧牲品，因為被搶的人都是一些富有的「階級敵人」，他們懼於這幾個紅衛兵的紅色權貴背景，大都噤若寒蟬。過了幾天，龍江路三十二號不幸也成為他們打劫的目標。
這伙紅衛兵到龍江路三十二號打劫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八月的一個傍晚，夜色還沒有降臨。我在小閣樓的後涼台上突然聽到毛骨悚然野獸般的狂吼與皮帶抽落在人身上的沉重聲響，我從涼台向後院的一個小天井望下去，看到幾個身穿黃軍裝的紅衛兵用軍用皮帶凶狠地抽打父親與母親。但我的父母沒有發出一聲呻吟，他們如同獻在祭台上的羔羊一般默默地任人蹂躪摧殘，父親的腦袋上被軍皮帶上的銅扣打破了一個洞，鮮紅的血噴湧出來，淋漓在他的臉上，染紅了他的白色襯衫，從遠處看去他變成了個血人。年僅十四歲的我在涼台上驚惶萬狀，感到父親傾刻要死於這幾個暴徒的手下，同時也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趁著他們還沒有發現我時，便從閣樓後涼台的樓梯上連滾帶爬地跑下去，倉惶地在東院的無花果樹下翻過鄰家龍江路三十四號的紅磚牆奪命而逃。
這次打劫戰果輝煌，這伙紅衛兵得手了一個約有六千人民幣的活期銀行存摺。這張存摺是街道主任張秀賢帶領街道大媽第一次抄家時因父親的疏忽而遺留下的。當時張秀賢命令父親交出所有的銀行存款，父親立即把存放在抽屜里的三萬多人民幣定期存摺交出來，而這張活期存摺遺忘在父親穿的白襯衣口袋裡面。父親的這四萬元人民幣是他在英商卜內門公司三十八年工齡的退休金。因為父親的退休金是一九五四年由中華總工會直接與英商卜內門公司談判解決的，這件事當年被稱作為「新中國與英帝國主義鬥爭的勝利成果」。
至於這伙紅衛兵當時是如何拿著父親名下的銀行存摺，在萊蕪二路儲蓄所把六千多人民幣全部取出盜為已有，多年以來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迷。
（六）父母流落街頭
那天夜色降臨時，我悄悄地潛回龍江路三十二號院內，我想知道父母是否還活著。前院一片死寂，別墅的一樓沒有一線燈光，因為一樓裡面所有的房間，都被街道辦事處的大媽們在抄家時貼上封條了。我摸著黑，躡足屏息地順著西牆邊向後院走去，在那兒我找到了父母與殘疾的五姐常沙白。我看到母親已經為父親的傷口做了簡單的包紮，但父親頭上臉上仍血跡斑斑。母親見到我說：「今晚這個家是呆不下去了，我和爸爸出去躲一晚上。為了安全，你自己也出去找個人家躲藏起來吧。」我知道母親這樣說，是因為她感到這幾個猙獰殘暴的紅衛兵不只是在搶錢，還想要人命。母親希望我這個小兒子可以活下去，她不想讓我們四個人一起死於非命。
母親手裡拿著一個舊毯子，扶持著年邁的父親，殘疾的五姐跟隨著，三人步履蹣跚地走出了龍江路三十二的灰色大鐵門。他們朝著臨近的華山路方向走去，那是信號山角下一條大約只有一百米的短街。我站在大門口，眼淚潸潸地望著他們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一股悲涼不祥的氣息刺穿了我的心。
在龍江路三十二號的大門口與父母分別後，我失魂落魄，一個人跑去安徽路十五號高天賓先生家裡躲藏起來。高天賓先生是我三姐常安斯在二中讀書時的同學。他一家六口人住在後院的一個只有十三平方米的小屋子裡。他們在我危難時收留了我，安撫我這個無家可歸的驚弓之鳥，令我終生難忘。
在那個血腥恐怖的夜晚，我的父母與五姐去了什麼地方，在青島的哪條街道角落裡過夜？事隔半個世紀后，我在網上找到了那天夜晚父母流浪青島街頭的兩位見證人。
一位僑居澳大利亞的張明女士最近通過微信告訴我，她家原住在華山路十一號別墅。一九六六年八月的那個夜晚她在別墅的涼台親眼看到我的母親梁今永攙扶著血跡斑斑的父親常子華，站在院子門口的大台階上，朝著院內低窪深處臨建的一排平房裡住著的一個街道委員朱榮香家隔空呼喊求救：「朱主任，救救我，打人了！」在父母的心裡，街道委員的職責是維護社區秩序與保護居民的安全，但這位朱榮香正是江蘇路辦事處抄我家的發起者與參與者之一，那天晚上，她自然冷酷地裝聾做啞，任憑我的父母在黑夜中呼救。
離開華山路后，母親一行三人來到棧橋附近的海灘上，母親把隨身帶著的毯子鋪在沙灘上，他們頭頂著星星，面對著大海，三人相依為命依偎在一起。在父母的心裡，青島就是個海，這個海蘊意著包容寬厚的愛，他們一生都在這愛的海洋里暢遊：他們在民國時期的青島創建了三個教會，向從沒有聽到過福音的人傳播上帝的大愛；他們實業救國，把世界上最先進的化學工業產品引進給青島的民族企業；他們好善樂施，幫助了許多窮苦的青島人。但眼下的大海，不是父母一生所熟悉熱愛的那個碧藍、純靜、美麗動人的海。在這漆黑的夜晚，這海變得陰森詭異，漲潮時分洶猛的浪潮，敲打著沙石發出令人戰慄的聲音。潮水一點點地逼近他們坐的沙灘上的位置，似乎要把他們三個人吞噬進波濤凶險的黑色深淵之中。
在絕望中，母親想起她的娘家，河北路九號，這個距棧橋海灘不算太遠的里院，是由我的外公梁善川親自設計藍圖，于一九二三年建成的，母親在這兒渡過了她幸福的童年時光。也就是在這個裡院的二樓上，父親于一九三六年向二十一歲的母親求婚。一九五五年外公去世時，母親梁今永把外公收藏在里院的三千余件珍貴古董文物，全部捐獻給青島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后被青島博物館收藏。
母親想回娘家找一個落腳之地過夜，但是她當時並不知道，她的娘家也被抄家了。當母親一行三人走到河北路九號里院的門洞時，母親開始猶豫起來，她擔心這樣貿然回到娘家，會給住在這裡的外婆與舅舅梁誠順的孩子們惹上麻煩。她對父親說：「你今晚流血太多，需要補充水分。我上樓去要點水來喝，你與沙白先在大門外等我一會兒，我馬上就回來。」
那天晚上在河北路九號為父母與五姐送水喝的人，是我的大表哥梁機立。去年他在長途電話里向我回憶他走下里院二樓把水杯遞給在黑夜中佇立在大門洞里的父親與五姐時，遠在太平洋彼岸的我心如絞割，淚如泉湧。
（七）父母的救命恩人
現在沒有人知道父母帶著五姐當年在青島的街頭露宿了幾個夜晚，他們是如何在身無分文的困境中尋覓食物充饑。在「紅八月」抄家期間，人人怕受株連，許多認識多年的老朋友都與父母斷絕了來往。然而，當父母最後回到龍江路三十二號家裡時，第一個來探望他們的，竟然是與母親相識僅一年的劉大娘。
劉大娘向母親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那幾個前來對父母施暴搶錢的紅衛兵中，有兩個是住在離我家僅隔一條街的齊東路上一位德高望重的將軍的兩個兒子，「南、北二公子」。這兄弟倆與他們的同夥到處抄家打人搶錢，令市南區一帶原富有居民聞風喪膽人人自危。說到這兒，劉大娘安慰母親說：「梁大姐，不要怕，這些天我會在糧店前院盯著，下班后我也爭取在這兒多呆些時間。我估計他們還會再來的，若是他們再來打人，我一定會阻止他們。」劉大娘的這一席話使母親得到極大的安慰，因為在這之前，母親並不知道這幾個凶神惡煞前來搶錢毆打他們的紅衛兵是何方人也。
劉大娘的預言不幸言中。「南、北二公子」與他們的同夥搶走的父親存摺上的六千余元，在六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是一個天文數字。貪婪使人瘋狂，他們欲罷不能，幾天後再次闖入龍江路三十二號打劫，但他們不知道，我的父母這時已經身無分文了。
「南、北二公子」與同夥第二次來抄家時，我沒有在場。事後母親告訴我，當這伙猙獰凶惡的紅衛兵揮舞著軍用皮把我的父母往死里抽打時，劉大娘挺身而出，把我的父母擋在她的身後。她大聲斥責「南、北二公子」，說：「你們抄家、批鬥本來就沒什麼道理，更不應該打人。」
在「紅八月」里肆無忌憚到處抄家打劫的「南、北二公子」，對於有人竟敢吃了豹子膽阻攔他們打人，著實吃了一驚。他們一直所向披靡，戰果累累。被抄家的市民與圍觀的群眾，懾于其紅衛兵的淫威與紅色權貴特殊身份，無一敢發怨言，更不用說出面阻止了。「南、北二公子」對突如其來半路殺出的這個女「程咬金」，一時不知所措，驚訝地問道：「你是誰？」
「你們不用管我是誰，你們打人就是不對！」劉大娘理直氣壯地說。
當他們定下神來，看到在他們面前的只不過是一個區區普通婦人時，便上前試圖把劉大娘拉扯開，並惡狠狠地對劉大娘吼叫道：「管你什麼事？靠邊站，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對資產階級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自認為憑借著囂張跋扈的氣焰，就可以把眼前的這個多管閑事的普通婦人嚇跑。
出乎他們意料，眼前這個看似不起眼的弱女子竟然在他們的淫威下毫無懼意，她不僅沒有退縮，反而拍著胸脯對「南、北二公子」說道：「今天除非你們從我身上踏過去，否則你們甭想再動這二位老人的一根毫毛！」
也不知道劉大娘一個人單槍匹馬與凶神惡煞的「南、北二公子」僵持了有多久，母親後來告訴我，就在劉大娘以寡敵眾快要支撐不住的關鍵時刻，一群山東海洋學院大學生組織的紅衛兵湧進院里，原來機警的劉大娘在「南、北二公子」剛剛走進龍江路三十二號的灰色大鐵門時就注意到他們了。擔心自己一個人無法應付這些恣意妄為的高幹子弟，她立刻派人去離我家不遠的山東海洋學院搬救兵。
看到一下子來了這麼多大學生紅衛兵，「南、北二公子」忖度眾寡懸殊不是敵手，便與他們的同夥很不情不願地離開了。臨走前，這群暴戾恣睢的打手悻悻地對劉大娘說：「咱們走著瞧！」
那天夜裡當劫后餘生的母親對我講述白天發生的驚險一幕時，我不禁對劉大娘的安危擔憂起來。「那幫人一定恨死劉大娘了，如果他們找劉大娘算帳怎麼辦？」我憂心重重地問母親。
「你劉大娘可不是一般人，他們不敢去找她麻煩的。」母親信心滿滿地說。
「為什麼呢？她這樣一個普通糧店的店員怎麼可能應付得了這一幫高幹子弟呢？」
「你劉大娘是個烈屬。我想這些高幹子弟若是知道劉大娘的真實身份，決不會難為她的。」
「烈屬？」我驚呀地叫起來。我知道烈屬是指那些在國共內戰期間犧牲的革命烈士的家屬，他們在社會上享有崇高的榮譽。
敬佩之餘我又心生疑惑：「可劉大娘是有丈夫的人呀，你不是去她家時經常見到她的先生嗎？」我刨根問底地追問母親。
看到我這麼好奇，母親在那天晚上向我娓娓道出了劉大娘的身世。
（八）一個無畏的革命者
劉大娘的名字叫劉俊英，她于一九一九年出生在山東黃縣甲劉村一個窮苦農民家庭。劉俊英從小便隨父母闖關東，她十歲時，父母雙雙于東北營口疾勞而死。年齡比她大五歲的哥哥劉建勝挑起了家庭重擔，但因兄妹二人生活窘迫，幾年後兩人又回到山東黃縣老家。黃縣老家村裡的長輩們看到這個青春期的少女長得眉目清秀可愛，便在劉俊英十六歲時為她說媒，于一九三五年把她嫁給了招遠縣一個叫劉兆洪的農民。婚後一年，年僅十七歲的她生下第一個孩子。
一九三七年孩子一歲時，劉俊英全家去了大連投奔在日本工廠做工的劉兆洪的父親謀生。由於生活難以維持，經劉兆洪妹夫介紹，他們遷移到了東北通化靠劉兆洪趕大車糊口，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他們經朋友介紹到一家兵工廠打工，後來他們才知道這是一家屬於解放軍遼東軍區炮兵團的兵工廠。他們夫妻二人在這兒參加了共產黨，劉兆洪後來當了廠長，而劉俊英則在該廠當保管員兼村婦女主任。
一九四八年，林彪率領的東北人民解放軍在東北內戰中節節獲勝。那年六月劉俊英回到山東進入濰坊特別市公安局做地下工作，該局屬中共華東局社會部領導，當時部機關設在山東益都縣。劉俊英一到達這個新的工作崗位，立即主動向上級要求策反在青島軍港的一艘國民政府海軍艦艇「接29號」起義的任務。這艘「接29號」軍艦是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海軍接收日本的一艘輔助布雷艦，原名「測天級輔助布雷艇黑島號」，排水量430噸。這個艦的副艦長，正是劉俊英的哥哥劉建勝。原來劉建勝抗戰期間先後在廣東海軍「海圻」艦當兵與山東海軍任職。抗戰結束后他于一九四六年調到青島國民黨中央訓練團任學員隊分隊長，該訓練團不久被合併組成海軍軍官學校。一九四八年劉建勝調至「接29號」艦任副艦長，因該艦無艦長，劉建勝實際是代理艦長。
一九四八年七月，中共華東局社會部領導批准了劉俊英的請求，派她潛入青島進行策反她的哥哥劉建勝的行動。當時交通信息非常缺乏，從高密到青島又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劉俊英全憑兩隻腳一步一步來往于青島與高密之間向黨組織彙報情況，她常常走得滿腳血泡，雙腿腫脹，由於勞累過度懷有身孕的她在路途中早產，嬰兒不幸夭折。
經過多次從高密至青島的往返聯絡，劉俊英取得哥哥劉建勝的信任同意起義，她還把自己的丈夫劉兆洪也安插在「接29號」艦上當艦長「勤務兵」，協助劉建勝工作，而她自己在國軍海軍青島基地司令部中校參謀胡孝義家當「保姆」，擔任聯絡員與交通員工作。胡孝義也是劉建勝兄妹發展的對象，參與了策劃起義的工作。
然而，這次由劉俊英與劉建勝兄妹聯手策劃的起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午夜，劉建勝率艦起義，「接29號」艦秘密駛出青島港。當他們行至薛家島附近海面時，被國軍從沿海岸發射的猛烈炮火擊中。劉建勝頭部負重傷，劉兆洪右腿也負傷，他們立即換乘救生汽艇繼續前進，最後被敵艦追上。劉建勝、劉兆洪等被國軍截獲逮捕，關押在青島海軍基地司令部內。他們遭受嚴刑拷打，但堅不吐實，這使得劉俊英得以有充足的時間把參加起義人員的家屬安全轉移。
一九四九年三月他們被押往上海提藍橋監獄。劉俊英聞訊后，攜帶幾個年幼的孩子趕赴上海設法營救。由於蔣介石親自下令槍斃「接29號」艦艇上的所有主要成員，劉建勝同劉兆洪于五月在共產黨軍隊佔領上海之前被槍殺于上海提藍橋監獄。傷心欲絕的劉俊英沒能見到自己的丈夫與哥哥，她僅收到哥哥劉建勝臨刑前在一張字條上為她寫的遺言：「不要灰心，繼續干，勝利一定屬於正義的人們！」[1]
聽著母親娓娓道出劉大娘的身世，我震驚地半晌說不出話來。我怎麼也想象不出來，一個普通的糧店女店員，竟然是一個無畏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她為了她的共產主義信仰與事業，悲壯地失去了生命中最親密的兩個親人：丈夫劉兆洪與哥哥劉建勝。
「怪不得劉大娘今天膽子這麼大，敢於站出來阻止那些打人的紅衛兵。她原來是一個不怕死的共產黨英雄呀！」我喃喃自語。
（九）老革命謝明欽
「你劉大娘一生受了許多苦。在痛失丈夫和哥哥之後，三十歲的她一個人除了帶著三個年幼的孩子，還要承擔著撫養哥哥劉建勝的四個孩子與嫂子（劉建勝妻子）的重擔。」母親同情地說。
「那麼劉大娘後來怎麼認識現在的丈夫呢？」我好奇地問母親。
「他們的婚姻結合，其實是由共產黨組織撮合的。當時劉大娘的上級領導看到她生活艱辛，便把她介紹給一個膠東統戰部的謝部長結婚了。這個謝部長就是你見過的那個女孩子建平和她的姐姐建榮的爸爸。」
「劉大娘現在的這個丈夫應該是個大官了吧？」
「是的，劉大娘的丈夫名字叫謝明欽，一個三十年代加入共產黨的老革命[2]。他是共產黨在青島的高級幹部，擔任過青島黨校校長與青島博物館館長，這些日子造反派每次鬥爭青島市委書記張敬燾時，都要把他拉去陪斗。」
聽母親這麼一說，我心中對劉大娘不禁油然而生敬意。青島的造反派在批鬥市委書記張敬燾時的手段是極其殘忍的，我曾經在棧橋邊上的市委大院門口，親眼看到在赤烈的夏日陽光下，穿著一件白襯衫的張敬燾書記被造反派強迫彎著腰接受批鬥，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頭上一個勁兒地流淌，汗水把他的白襯衫都濕透了。我可以想象出，老革命謝明欽在陪著張敬燾書記挨鬥了一天之後，是多麼希望回到家可以從自己的妻子身上得到溫柔體貼的照顧與安慰。然而在他們家處於極其危難的那些日子里，劉大娘仍然竭盡全力地保護我的父母的生命安危。
那天夜裡，我徹夜無眠。短短的一天之內發生了太多讓我震驚的事情。白天劉大娘單槍匹馬與「南、北二公子」對峙，毫無懼色地阻止他們再次毒打父親與母親，山東海洋學院的大學生紅衛兵戲劇性的出現，晚上母親對驚魂不定的我講述劉大娘一家人的革命歷史，這類屬於革命教育題材的故事，本應該是參觀革命烈士紀念館或者是在學校里的政治課上聽到的，但詭異的是，那天晚上向我講述這個革命家庭歷史的人，卻是被抄家批鬥掃地出門的母親。
其實劉大娘與她的丈夫謝明欽，當年可能比那些前來抄家的街道大媽們更了解我的父母的歷史背景。曾經在四十年代出生入死機警過人的地下黨工作者，並在五十年代的青島公安局與市南區政府工作過的劉大娘，不太可能在不了解母親梁今永的政治背景下糊裡糊塗地與母親交朋友。而她的那位身居青島黨政高位的丈夫謝明欽，不可能沒聽說過曾經在五、六十年代擔任過青島市政協社會工作組組員與市南區政協委員的父親常子華，特別是在他擔任青島博物館館長期間，他不可能不曉得母親的愛國義舉，把外公梁善川收藏的價值連城的大小三千余件珍貴古董文物，于五十年代全部捐獻給青島博物館。[3]
一九四九年攻入青島的共產黨軍隊大都來自膠東革命根據地，在這支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中，謝明欽屬於少數的知識分子。他當過小學老師，曾經擔任過萊陽《民先周刊》主編，他一生酷愛讀書，追求真理，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著作有深度的研究，他在青島的高級幹部中德高望重，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曾被委任為青島市委黨校校長——一個專門培養青島黨員領導幹部、理論幹部和國家公務員的重要職位。
在文革期間，不僅是我搞不懂母親與劉大娘如何能無視她們之間的階級差異而成為好友，就連劉大娘自己的兩個女兒也對此大惑不解。最近在網上與劉大娘的小女兒謝建平女士聊天時，她說：「在我記憶里，好像有過幾次看到常媽媽從我父親的書房裡走出來，我當時就想，常媽媽和爸爸還有話可聊？而且，爸爸也曾對我說，這人很不錯（指常媽媽）。當時我還很詫異，父親從哪裡了解到的？我曾在父親的書桌上好像看到過聖經一書，心裡還想父親哪裡來的這種書籍，他的興趣還真廣泛呵。」
謝建平女士的這段回憶，證實了母親生前對我講的話。那是在一九七零年我從插隊落戶的濰縣農村回青島過春節，母親悄悄地告訴我：「劉大娘的丈夫開始研讀聖經了！」母親還告訴我，聖經是她托劉大娘帶回家的。我聽后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個被掃地出門的「階級敵人」，竟然在自己的性命都不保的文革最殘暴的時期，把一本聖經送給一位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去讀。
原來一生渴慕真理的老革命謝明欽，因為經常聽到妻子回家講述發生在龍江路三十二號的許多事情，不禁對父母以及他們的信仰產生了興趣。第一次讀聖經的他免不了有許多讀不懂的地方，他有時會請母親到他家裡為他解讀。但在那個年頭母親去劉大娘的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母親被江蘇路街道辦事處的大媽們勒令每天要在龍江路三十二號家門口的街頭上接受繁重的勞動改造，規定她從早到晚要打石子、掃馬路。母親只有在勞累了一天之後，在夜色降臨的時候才可以走去位於黃縣路十五號的劉大娘家。
當整個社會如火如荼地上演一場鏟除人類文明的歷史鬧劇時，這兩個年過半百的老人仿佛是置身於另外一個世界。他們在一起探討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永恆。母親有幾次甚至冒險把父親常子華也帶去為老革命謝明欽講解聖經。我的父親是一位非常博學有靈性的講道人，他在民國時期經常在他所創建的三個教會講道，他的講道內容注重人類的原罪、悔改、重生。在他一生中聽過他充滿聖靈的講道而得到救恩的青島人不計其數，父親也許萬萬沒想到，在他走入生命的盡頭時，最後一位聽他講述聖經里的愛與恨、生命與死亡、光明與黑暗的人，竟然是一位在文革風雨迷茫中尋求真理的共產黨高級幹部。
（十）創傷後遺症
半個世紀前親眼目睹父母在龍江路三十二號後院被毒打的那次經歷，在年僅十四歲的我的心靈上烙下了永久的創傷。在我的暮年中時常會重複地做同一個夢，我夢見母親還活著，儘管她已在三十年前死去。夢境中的母親獨自居住在一個偏遠貧困的小城裡，而我卻工作生活在一個繁華的大城市，整天忙碌於事業與自己的小家庭。被我忽視的母親住在一間簡陋昏暗的小房間里，每當去探望她時看到她的生活清貧拮据，我心裡便充滿了內疚與罪惡感，這時我會從夢中猛然驚醒，心裡撕裂般地疼痛，獨自一人在黑夜中悚仄不安地哭泣起來。有很長時間我一直搞不懂為什麼我會經常重複做這個夢，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在網上看到這樣一段對嚴重精神創傷的癥狀描述：
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又稱創傷後遺症，是指人在經歷過創傷事件后產生的精神疾病。其主要癥狀包括做惡夢、失眠、逃避會引發創傷回憶的事物、易怒、過度警覺、失憶和易受驚嚇。PTSD的發病時間可能會延續數年甚至數十年。創傷記憶有時候會被貯存在程序記憶。可能會造成這些癥狀的經歷包括：孩童時期遭受身體或者心理上的虐待、暴力攻擊、經歷戰爭、打鬥、目睹親人或戀人等親近者的突然死亡、幼年時被拋棄……
讀到這兒，我恍然醒悟，自己多年來經常重複做同一個夢，原來是「精神創傷」的癥狀，它是潛伏在我內心深處的罪惡感的一種生理反應：我為自己當年沒有勇氣上前阻止「南、北二公子」的暴行而自責終生，我為自己貪生怕死，拋下正在慘遭蹂躪毒打的父母自顧逃命而內疚。
假如當年我沒有翻牆逃脫，而是勇敢地走上前去阻止「南、北二公子」向我的父母施暴，那麼後果又會是如何呢？母親在世時我有一次曾經歉悔地與她討論這個問題。記得母親當即回答我，說：「傻孩子，別說傻話了。現實生活中沒有假如這二字。如果你那天不逃走，那麼最後被打死的人就不會是萊蕪二路上的那個畢姓青年人而是你了。」
母親說的那個死去的畢姓青年人，住在離我家不遠的萊蕪二路十四號甲。畢家有八個兒子，一個女兒。在文革殘暴的「紅八月」里，「南、北二公子」帶著一夥紅衛兵到這家打人搶錢時，正值畢家老二畢可厚從齊齊哈爾鐵路局回青島探親。看到自己的家被抄，他上前問理，據說「南、北二公子」與他們的同夥大怒，當場把畢家老二與老三捆綁去青島二中，在那兒把畢家老二畢可厚給活活打死了。
（十一）最後的會面
我最後一次見到劉俊英老人，是十年前的二零零八年。那年我從美國回青島探親，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聯繫上了失聯多年的謝建平女士。她在電話里告訴我，她的母親現住在隆德路上的青島福彩老年公寓。我們約好時間在那兒見面。
那天在去福彩老年公寓的路上，我心潮難已。我想把憋在心裡多年的心思向劉俊英老人傾訴。我想親口告訴她，這些年來我對自己當年在父母慘遭毒打時臨陣逃脫的懦弱行為是多麼的內疚慚愧。我想親口告我她，我是多麼感激她在文革最瘋狂的「紅八月」期間不畏強暴，向被毒打凌辱的父母伸出援手。
據說福彩老年公寓是八十年代青島最好的老人院之一，該機構對老人提供全方位的護理服務。交織著懺悔與朝聖般的複雜心情，我走進這座老人院的一個偌大房間里，那兒擺設了許多床位，但床與床之間不是那麼擁擠。我掃視了整個房間一圈之後，在一個角落裡看到了我心中敬仰的劉俊英老人。歲月在她身上刻下了衰老的痕跡，她整個人比我想象中縮小了許多，但她那一雙犀利明亮的眼睛仍然發射出昔日銳利的目光。當她一開口講話時，整個大房間里便迴蕩起她那親切爽快的黃縣語音來。我環視四周，看到同屋許多床鋪上的老人都在靜聽我這個陌生的不速之客與她交談。住在這兒的老人們似乎沒有什麼私隱。
在簡短的交談中，我發現劉俊英老人對我在美國的學習與生活很熟悉。她知道我在八十年代初剛到美國留學時曾在一個中國餐館打工，她知道我買的第一部汽車是個破舊的老爺車，她知道我在Biola University 讀大學，她還知道我畢業後進入了一家美國保險公司工作，她也知道我有三個孩子。看到我一臉驚訝的表情，她笑著對我說：「你每次從美國寄給媽媽的家信與照片，媽媽都會帶來與我分享。」
原來母親與劉俊英老人之間的親密姐妹情，從她們1965年第一次在龍江路三十二號前院那排丁香樹下見面開始，直到母親去世的1988年，持續了二十三年。當我們在一起回憶母親時，劉俊英老人以非常敬佩的口吻說：「媽媽可是一個大學問人！」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如此讚美母親的學識。在我的記憶中，江蘇路街道辦事處的大媽們多年來均戴著「階級鬥爭的眼鏡」鄙視母親，這個違反人類社會文明發展規律的「眼鏡」，直到1978年在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主持的一場「大平反」政治改革時才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4]然而，劉俊英老人早於「大平反」的十三年前，就以她那純真的良知與同情心，在惡性階級鬥爭最盛行時期撫慰母親受傷的心，並與母親結為姐妹。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沒有被泯滅的人性光輝。
想到這兒，我感激涕零地對劉俊英老人說：「謝謝您當年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保護我的父母，請接受我的一點心意。」我一邊說一邊從隨身攜帶的背包里取出事先準備好的二萬人民幣，恭敬地雙手交給她。
劉俊英老人沒有從我手上接過那厚厚的一疊人民幣，她以長輩的口氣正色道：「這怎麼可以呢？你在美國生活不容易，還有三個孩子要養育，把這錢拿回去，這些錢應該花在孩子們身上。」她不容我分說，示意坐在她身旁的女兒建平硬生生的把這二萬元人民幣塞回到我的背包里。
我沒有繼續與劉俊英老人爭讓，因為在我眼前的這位瘦弱的長輩身上，散發出一種我無法抗拒的魅力，在浩然正氣的她面前，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只有乖乖地順服，別無其他選擇。同時我也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大忌：如此唐突地拿出二萬元人民幣送給一位冰魂素魄的老人，是對她的高尚人格的褻瀆，我為自己的粗陋世俗行為羞愧不已。
與劉俊英老人告別時，我緊握著她的手說：「我一定會再來看望您的。」但我萬萬沒想到，這竟是一次訣別的會面，半年後，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八號，劉俊英老人病逝，享年九十歲。
【註釋】
[1]劉兆洪、劉建勝率國民黨「接29號」艦艇在青島港口起義功敗垂成，捐軀于上海提藍橋監獄的事跡，現陳列于青島市烈士紀念館。
[2]謝明欽（1902年－1990年10月15日），字純熙，學名謝繼光，山東省萊青島市博物館陽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中學畢業後任小學教師。后歷任中共萊陽縣第五區區委書記、中共萊陽縣委秘書，后因黨組織遭破壞，曾在青島金溝小學任教。1937年至1940年，先後任萊陽《民先周刊》主編、中共萊陽縣委組織部部長、縣委書記、中共南海地委書記、萊陽縣臨事參議會參議長、中共膠東區委統戰部部長等職。1941年5月，調任青島市工作委員會書記。1942年1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1945年10月出獄。1947年至1949年，任中共膠東區委統戰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青島市委黨校校長、常委書記，館長等職。1990年10月15日病逝，享年88歲。
[3]母親梁今永去世二十五年之後，青島市博物館于2013年9月23日在其官方網站上發布了一則有關母親梁今永與外公梁善川的消息：「梁善川，梁今永家族將大量文物捐助我館，這些文物是我館的重要組成，其義舉功垂千古，他們的名字已永久留存在青島市博物館的捐贈功德牆上，更銘記在青島歷史上。」
[4]「大平反」指由鄧小平、胡耀邦于1978年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辯論而導致的一系列平反政治運動，其中包括「文革」時期的大量「冤、假、錯」案，甚至追溯到上個世紀50年代的「反右派鬥爭」和「胡風反革命案」，以及為農村地主、富農分子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