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的金庸 報人與政治參與者的查良鏞

來源: 上報

作者: 黎蝸藤

一、文學家的金庸 與魯迅曹雪芹比肩

2018年10月30日，傳來金庸仙逝的消息。作為其忠實讀者，心情沉重，惆悵不已。金庸一生有四個身份：文學家、報人、政治參與者、學者。本篇先討論作為文學家的金庸。

金庸武俠小說風靡華人世界，有曰：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毫無疑問，金庸是香港最偉大的文學家；大概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以來，整個白話文中文文學世界最頂尖、影響力最大的幾個文學大師之一。其十五部武俠小說「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的影響力跨越跨越地理，跨越世代，跨越政治分歧，從1950年代開始，直至今天影響力還不息。

在香港1950年代，梁羽生和金庸相繼寫「新派武俠小說」，最早從香港報紙連載開始，迅速在香港流行。梁羽生雖然先寫，但金庸憑借其小說故事之曲折、人物形象之豐滿、主題之互不雷同、想象力之豐富、塑造的武俠世界的奇幻、文字之典雅、氣勢之磅礴、蘊含文化之廣博、與歷史結合的恰到好處、思想的深刻，很快後來居上。

金庸小說也因此迅速從香港傳到台灣、東南亞及其他海外華人社區。開始的時候，戒嚴時期的台灣並不歡迎金庸小說，它們需要披著其他作者的名頭，書名也要改名換姓才能在台灣「非法」流傳。1975年，遠景出版社要正式出版《射鵰英雄傳》，經過幾年的申請和爭取，最後要改名為《大漠英雄傳》才能公開發行。

鄧小平對金庸小說愛不釋手

在中國大陸情況更糟糕。共產黨政權把武俠小說視為「封建遺毒」，在1949年之後予以封殺。可是，國家領導人早就利用「特權」率先欣賞金庸的武俠小說。鄧小平在1975年托人從香港帶回一套到北京，此後對金庸作品愛不釋手。1978年，鄧小平在廣州接見梁羽生，1981年在北京接見金庸。這樣，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武俠小說開始解禁。

儘管如此，在中國大陸，武俠小說依然長期被視為「毒害青少年」，中小學大多禁止學生讀金庸，害怕上癮影響學習。金庸小說在整個八十年代在大陸都沒有授權發行，嚴格地說還是「非法出版物」。但這無法妨礙金庸的武俠小說以報紙連載、雜誌和盜版書的形式迅速流行。當時在大陸風行租書業務，盜版的金庸小說就是這些小店的經濟支柱。一個學生借了書，整個班互相傳著偷偷看乃是當時的常態。

迄今，金庸的小說已經至少售出逾億冊，由於盜版數量太多，根本無從準確估計。在香港，公共圖書館中，金庸作品至今還穩占借閱量榜首，而且通常前十中有八到九本都是金庸小說。

香港「文化北伐」的象徵

金庸小說的影響力還不限於這十五本書的文字本身，大量的電影電視改編作品也讓金庸小說更深入人心。兩岸三地光是《射鵰英雄傳》以及其衍生作品的電視劇就有10部，平均每四年就重拍一次。香港無線電視（TVB）幾乎拍過所有金庸小說，不少還拍過兩次。其中，1983年，香港無線電視版的《射鵰英雄傳》可謂經典之作，不但在香港引起收看熱潮，達到99%的收視率（後來被另一部金庸改編劇集《神鵰俠侶》超越），引入到大陸后更長期反覆在各個電視台播放。在1980-90年代，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是香港「文化北伐」的一個象徵。即便到了1999年，筆者到中國各地旅行，發現幾乎所有衛星電視台都在播TVB最新拍的《天龍八部》。這種盛況直到後來中國規定在黃金時段不能播放港台劇才告一段落。

此後，中國大陸成為翻拍金庸劇的主力。大陸導演張紀中又把幾乎所有小說都重新翻拍過一次。其他導演也不甘後人。即便翻拍如此之多，每次再度翻拍金庸劇還不斷成為宣傳噱頭，選角與造型階段往往就能掀起討論熱潮。

1996年，台灣出版遊戲《金庸群俠傳》，開中文世界RPG遊戲的先河，在兩岸三地都極受歡迎，很多從DOS時代的遊戲玩家到今天還津津樂道。至今，金庸群俠傳Online版還廣受歡迎。一個遊戲概念吃足二十多年。除了遊戲本身的功力，更是金庸小說的成功。

金庸小說的影響力還在於其不斷被「二次創作」，成為其他新的文學作品的養分。早期，給金庸小說寫前傳後傳非常流行，輔以一堆「金庸新著」、「金庸巨著」、「全庸」等「山寨版筆名」，讓非法書商大賺。後來，金庸小說被用於不計其數的同人小說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情色小說或色情小說，黃蓉、小龍女等都是永恆的被意淫的主角。最後，就算金庸小說中的角色名字也已經帶有豐富的內涵。2000年代，大陸一業餘作家寫作有關大學生活的小說，用金庸角色的名字，作為其小說中的各大學生的名字，著作立即取得巨大成功，以至作者拋開其專業轉而經營文化公司成為巨富。

與曹雪芹、魯迅相提並論

金庸小說的影響力還在於其不斷被人討論和研究。在開始的時候，大部分人還以「通俗文學」的眼光看待金庸小說。到了九十年代，開始有人以對待嚴肅文學的態度加以研究。現在中國左派學者孔慶東最初出名，就是靠分析金庸小說。一旦突破了「武俠小說不登大雅之堂」的成見，很快，圍繞金庸小說的研究成為了蔚為壯觀的「金學」，各方學者從文字、版本、索隱、文化、思想等方方面面考察金庸作品。

當一個人的作品能形成「某學」的時候，就知道金庸的成就已經超越絕大部分中國現代文學家，進入能與曹雪芹、魯迅等殿堂級人物相提並論的階段了。由此，武俠小說在中國也不再被視為對青少年不良的作品。金庸小說節選進入中國語文教材，正式登入「官方肯定」的大雅之堂。1999年，《亞洲周刊》排出世紀百大小說，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鹿鼎記》分別排名29和31位，是少有連中兩元的作家。在另一個評比中，金庸被評為中國當代作家的第四位。

更難得的是，對金庸的討論不限於學術上，還深入普通人之中。在中國以前最有名的天涯論壇，有一個專門討論武俠小說的版面，裡面百分之八十都是討論金庸作品，討論範圍從武學排名，女子美貌排名，郭芙與郭襄的比較，到張無忌到底喜歡趙敏還是周芷若，韋小寶最喜歡哪個老婆等等不一而足。金庸每版影視改編都得到巨大的討論流量，人人可以說上兩句。金庸在上世紀末進行第二次修訂（即「新修版」），很多金庸的粉絲接受不了一些改動，紛紛留言表示不滿。這也正好印證了金庸小說的深入人心。

作品反思批判大漢族主義

由於中國對政治討論的壓制、金庸小說中的豐富寓意、以及金庸小說是如此廣為人熟悉，不少人把對金庸小說某段情節的解讀，作為暗諷政治的工具，這和中國流行的借抨擊晚清而「借古諷今」，或借批評美國的「借外諷中」有異曲同工之妙。

金庸小說對人性的思考，何為俠義，何為愛情，何為際遇，金庸都把自己的理解，通過跌宕起伏的故事傳遞給讀者，潛移默化地改變很多中國人的觀念。筆者特別希望指出的，就是金庸小說中最關注的主題——民族問題。金庸早在50-70年代就反思和批判「大漢族主義」。在《碧血劍》中，通過袁承志的口，認為皇太極勤政有為，比明朝皇帝好。在鹿鼎記中，對滿洲皇帝康熙的肯定更貫穿整部小說。在天龍八部中，更點明了以民族身份作為評價人的標準的荒謬和悲劇。在1980-2000年代，這些進步思想影響了大批中國人。雖然不能說他帶動了反思歷史的潮流，但通俗易懂但又引人深思的金庸小說肯定積極地推動了這種思潮。

可以說，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沒有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在如此長的時間段，在如此廣闊的地理範圍，在分歧如此大的政治光譜，在雅俗差別如此懸殊的人群中，都能如此深入人心。可以說，郭靖黃蓉，有如孫悟空豬八戒、有如林黛玉賈寶玉，都整合為我們華文世界人民的生活與思想的一部分。

我想，這是一個文學家所能夢想到的最高成就。

二、報人與政治參與者的查良鏞 一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愛國者

本名查良鏞的金庸一生有四個身份：文學家、報人、政治參與者和學者。前文主要回顧了作為文學家的「金庸」的成就，本文著重分析作為的報人和政治參與者的「查良鏞」的成就。

我建議把金庸和查良鏞分開評價，前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想象中的江湖」，後者則親身在「政治江湖」上搏殺。金庸的成就幾乎毫無爭議，查良鏞則爭議大得多。

作為報人的查良鏞

查良鏞對香港報業和傳媒業的貢獻極大。查良鏞首先是推動香港報紙及大眾文化的普及化的代表人物。香港的報業發展分為精英時代、黨派時代和社經時代。1925年出現的《華僑日報》是第一份面向平民的「社會報紙」。雖然「社會報紙」在戰前就與黨派報紙競爭，但二戰打斷了這個進程。戰後，中國內戰的影響延伸到香港，黨派報紙依然佔據主要地位。1949年後，社會報紙才重新抬頭。

戰後，大批新移民湧入香港，即便是識字的人群中，知識結構也不高，普羅大眾需要更多平易近人的讀物。這時香港普通人沒有購書的習慣，廉價的報紙成為最好的消遣讀物，針對平民的報紙副刊應運而生。

1955年，在《新晚報》工作的梁羽生和查良鏞先後接到邀請寫小說連載的任務，梁羽生根據當時澳門比武大賽的靈感，寫了《龍虎鬥京華》；查良鏞則根據自己家鄉的乾隆皇帝是漢人的傳說，寫下《書劍恩仇錄》，雙雙發展出新派武俠小說，迅速吸引了廣大讀者。1956年，查良鏞在《香港商報》刊出《碧血劍》和《射鵰英雄傳》，再次大受歡迎。

連載小說在當時是新鮮事物，要做到每天都發表一小段，能吸引讀者不斷追下去，還能發展為一個結構和邏輯都完備的長篇小說，對作家是很大的挑戰。金庸、梁羽生和倪匡堪稱當年連載小說界的三大寫手，報紙銷量大幅增加。連載金庸小說的《香港商報》成為唯一能吸引大眾的左派報紙（但以社會報紙定位），銷量直追當時第一大報《成報》。總之，在1950-1960年代，社會報紙把黨派報紙打得落花流水，成為香港報業主流，以查良鏞等為代表的小說家居功不少。

努力辦「有格調」的報紙

查良鏞可貴之處，是他既從大眾文化起家，又努力辦「有格調」的報刊。他的名字與《明報》密不可分。在1959年創辦明報時，只是小本經營，員工不過十人，銷量全靠連載自己的武俠小說（和簡而清的馬經）的副刊支撐。

查良鏞從辦報之初就不希望走「媚俗」路線，堅持把報紙往高層次提升。這時，他「左手寫社評，右手寫武俠」，以堅持「理性、中立、客觀」的方式報導新聞，又以大量報導中國內地事件為特色，逐漸成為香港一份既「高端」又有不錯銷量的中文報紙，長期在業界保持銷量三、四位。

查良鏞二十多年來一直是《明報》主筆，百分之九十九的明報社評均出自他之手。縱觀其社評和明報的風格，可以歸為幾大特色：第一，爭取民主和自由，關懷人文，反對「極左」；第二，愛中國，堅持「中華民族」的立場；第三，是其是，非其非，不因「愛國」而掩飾中國政府的錯誤；第四，不怕得罪人，堅持在「左」「右」之間，開闢第三條路線。

最先發表譴責大陸飢荒的社論

在1960-70年代期間，明報刊出大量社論和文章，抨擊中國共產黨。它最先發表譴責大陸飢荒的社論；又反對中國不顧人民貧困，發展核武器，惹來左派報紙「反共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的攻擊。他毫不妥協，從1964年11月27日到12月22日，每天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社論：「敬請大公報指教和答覆」一系列文章。文化大革命時，查良鏞更大力批評文化大革命和香港的六七暴動，被指責為「漢奸」、「走狗」、「豺狼鏞」，受死亡威脅。

當時左派奉行恐怖主義式的刺殺行動，傳媒人受到的死亡威脅是真實的，播音員林彬就被燒死。查良鏞這樣從左派報章出來的人，更隨時可能被共產黨「家法伺候」，因此他高調抨擊左派需要很大的勇氣，他甚至被迫到外地旅行暫避風頭。

但在反對共產黨極左路線的同時，查良鏞又堅持「大中華」主義。在1970年代的釣魚台事件和西沙海戰中，明報都旗幟鮮明地站在維護「中國領土」的一方。這並不表明他站到中共同一立場，相反他還批評中共與日本建交時沒有明確主張對釣魚台的主權是出賣中國領土。

明報是香港新聞界的「黃埔軍校」

在兩個陣營隔絕的年代，西方社會（包括台灣和香港）要得到中國的準確消息非常不容易。有人說，明報之所以大量報導中國事務，主要原因從美國中情局拿到秘密資料。雖然不能排除這樣的合作關係曾存在過，但其規模和對明報的幫助程度有多大，以及是否「單向」，都值得懷疑。筆者曾研究過六七十年代的美國檔案，不少中情局報告所引用的資料往往來自明報。在對中國問題的分析上，明報有很多創新，最著名的就是其為中國內政的派系分析建立一個框架，當時能從中國獲得的蛛絲馬跡，都可以利用理論框架加以放大與推測。這個框架至今還有價值。

在六七十年代，明報是香港唯一走「高端」路線的香港主流中文報紙，培養出大批有理想有質素的記者和編輯，從明報出來的記者和編輯往往能在其他媒體獨當一面，堪稱香港新聞界的「黃埔軍校」。明報也逐漸聚集了大批自由派精英為明報寫評論，它同時也不排斥其他立場的人的投稿。

明報在香港奉行獨立路線，漸漸積聚了信譽。明報被認為最能代表真實的香港的中文報紙。香港主流中小學都訂閱明報，外國人眼裡更是唯一可靠的香港中文報紙。筆者在美國多個圖書館檢閱，如果它們訂閱香港中文報紙的話，那麼明報是不可或缺的一份（很多時候是唯一的香港中文報紙）。

查良鏞在1990年代初搞明報上市，接著賣出明報股份，從此與明報沒有實質關係，但明報采編還長期堅持查良鏞的理念，直到最近兩三年墮落為止。

提到明報，也不可不提其姐妹刊物《明報月刊》，簡稱明月。明月也由查良鏞一手力創，在1966年創刊初期還兼任總編輯。明月同樣以「獨立、自由、寬容」為信條，以辦成一份面向全球華人社會，探索華人文學、學術、文化、思想為主的高格調路線雜誌。這是香港少有的「半學術」雜誌，專門刊登有關文學、哲學、歷史等方面的深度文章，有專業期刊的嚴格，又摒棄專業期刊的高深。由於明報累積下的名氣，明月邀得眾多頂尖水平的中文學者與文化人的長期供稿，包括饒宗頤、余英時、夏至清等人。在收購《亞洲周刊》（1994年）前，明月非常緊貼時事。在保釣運動、中日關係、南海問題等國際問題上都發表過非常有價值的文章。其有關專題的選輯還是研究這些問題必備的原始素材。這份「既高端又大眾」的刊物可以存活至今，各位有點垂垂老矣的文化人還繼續向明月供稿，都是為了對當初信念的堅持。這真是香港傳媒界和文化界的奇跡，查良鏞功不可沒。

作為政治參與者的查良鏞

查良鏞的報人生涯，特別是其總編與主筆的身份，和其政治參與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但尤其彰顯其「政治參與者」身份的，還是在他在1980年代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時期。如果說查良鏞存在什麼爭議的話，主要就發生在這個階段。

上文說過，鄧小平很喜歡看金庸的小說，所以在1981年中英談判之前，邀請香港政經界代表人物訪京時，不顧左派一貫對查良鏞的攻擊，點名要求明報社長查良鏞上京；並且就專門在人民大會堂首先單獨接見查良鏞，高度肯定查良鏞「愛國愛港」。這個接見改變了查良鏞與中共的關係，左派當然再也不攻擊查良鏞。查良鏞稱讚鄧小平是偉人。在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后，又接受委任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政制小組港方召集人。

「雙查方案」被控出賣民主

1988年，查良鏞和查濟民聯合提出「雙查方案」（又稱主流方案）。這個方案當時被形容為「比中共方案還保守」。民主派認為他「出賣民主」，激進學生在明報報館前焚燒明報以示抗議。查良鏞利用明報努力推銷這個方案，在1988年11月25-27日三天，一連發表三篇社論為「主流方案」辯護；又被指只偏重支持方案的報導，而很少反對方案的報導。在接受採訪的時候，他還提出「任何報紙一定要跟主事人的方針做，明報是我辦的，我有行政權力，我當然有權指揮這樣做或那樣做，表達我的主張。」「報紙是老闆的私器，不是公眾的公器」。

為六四學生痛哭失聲

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查良鏞旗幟鮮明地站在學生的一方，在中國宣布戒嚴的時候就辭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職務。六四事件發生后，他猛烈批評鄧小平，在電視採訪前失聲痛哭。他隨後退出政界，同年卸下明報社長職務。幾年後，他賣掉明報辭去一切職務，全面退休，開始生命最後一個階段的學者生涯。

查良鏞對鄧小平的看法被一些人譏諷為「小粉紅」；查良鏞支持香港回歸，被蓋上「大中華膠」的帽子；主流方案被一些人責備「出賣香港」；他努力推銷主流方案，則被指責為「公器私用」。

筆者認為這些看法都脫離了時代的脈絡。

首先，查良鏞從頭到尾都不是「反共」派。他曾到北京求職，因出身問題被拒絕；他曾進入左報工作，「大俠」之路就是從左報開始的。他反對的是共產黨的極左路線，特別是以毛澤東一派為首的不顧人民福祉的極左派。在1950年代後期反右和大躍進之前，共產黨的形象並不差。查良鏞脫離左報系統，自辦報紙，與他看到中國變得極左，要與極左派路線分道揚鑣有很大關係。

文革結束后，極左路線終結，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得到廣泛支持。這時鄧小平的形象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都非常正面。查良鏞支持鄧小平，那不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嗎？到了八九六四，他和明報都旗幟鮮明地反對鄧小平的六四鎮壓。這最多說，他和世界絕大多數人一樣，都看錯了鄧小平。在政治漩渦中，他始終站在人民的一邊。

其次，查良鏞向來是一個「大中華主義」，支持中國統一與強盛。這在他們那一代人也是一種主流認識。筆者也論證過，從金庸小說可知，查良鏞並非那種「大漢族主義」者，他支持的是中國統一，但同時認為應該平等對待各民族。這不是那一代追求民主，追求公義，追求平等的人的渴求嗎？

現在，香港和台灣各有獨派勢力，「大中華」對一些人來說「難聽過粗口」。但回到1980年代，香港大部分人都沒聽過「港獨」這回事，台灣獨派也只能委身爭取民主自由的黨外人士的羽翼下。當時有多少人不是「大中華主義者」？

第三，有關雙查方案，實際是一個帶有進步色彩的妥協方案。

由於問題比較複雜，筆者只能另文分析。簡而言之，當時政制問題是起草基本法時爭持不下的問題。要爭取普選，必須提出一個中方可以接納的方案。雙查方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妥協方案。正如一切妥協方案一樣，它有其保守的部分，也有其進步的部分。

保守的部分，正如民主派指責的，沒有從1997年就開始直選。進步的部分，則提議：「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進行一次全體選民投票，以決定第四任行政長官是否普選，以及第五屆以後的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如果雙查方案能被全面接納，只要香港人萬眾一心，2012年特首選舉就可望能選出特首。在查良鏞的努力下，1989年2月的基本法（草案）中，基本採納這個方案。

當時有人指責，雙查方案比中國底線還要保守。這非常不符合實際。事實上，在查良鏞退出后，1990年的草案，中共就把其中的進步部分都去除了。如果真的是比中國方案還保守，怎麼最後「進步部分」沒有最終寫入《基本法》？

對此，查良鏞也不需負責，因為他已經因六四退出了起草委員會，之後的改動就無能為力了。

因此，到最後，雙查方案實際被分拆了兩部分，其保守的部分被吸納入基本法，進步的部分被拋棄了。原先的妥協方案就這樣變成一個「保守」的方案了。批評者只說出了其「保守」的部分，沒有提及其「進步」的部分，這是相當不公道的。

查良鏞的方案當時得不到理解，但後來越來越多人認同。當初指責他的李柱銘說，查良鏞是當時爭取民主的「第三人」，而且比他更懂中共的底線。又說，如果雙查方案得到落實，那麼現在香港早就有民主選舉了。這些反思都是客觀的。

最後，有關他對新聞自由的論述，也必須客觀分析。

在查良鏞成長和創業的年代，報紙的立場確實是與辦報人的立場高度一致的。查良鏞在辦明報之初，就一直堅持自己寫社論，把明報作為自己的喉舌。如果不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立場，他根本沒有必要辦這份報紙。因此這種理解也很正常。

再推而廣之，報紙有立場，而且通常是辦報人或總編輯室的立場，這是報紙的常識。「客觀、中立、理性」不等於沒有立場，沒有態度，用社論表達對自己提出的方案的支持，並沒有超出辦報人的原則。香港《蘋果日報》旗幟鮮明地反共，《華盛頓郵報》旗幟鮮明地反川普。這些都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香港那種編輯室與辦報人出現偏差，進而編輯室「捍衛新聞自由」的情況，大都是報紙易手，新老闆和舊編輯室的立場不同而引發的。

從儒到佛，金庸與查良鏞走了同樣的道路

查良鏞的學者生涯筆者所知不多，只知道劍橋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他卻偏要實實在在地讀一個「真博士」的事。他讀學位時已是2004年，對這個80歲的老人，除了讚嘆他的堅毅之外，實在無法要求太多。一言以蔽之，以金庸的成就與學識，他到劍橋讀學位，同時也是劍橋的驕傲。

查良鏞在中國享有崇高的地位。有人認為，這是他「諂媚中共」得來的。這種可笑的言論實在不值一駁。你看金庸所到大學開講座之處，到處人山人海就知道，金庸的名望與地位完全是其成就使然。

作為報人與政治參與者的查良鏞，其實與作為文學家的金庸在小說中表現的立場與思想變化高度一致。小說中，他思考何為俠義，在現實中，他要找一條能伸張正義的道路。小說中，主人公開始是儒家，「為國為民」，但結局總是悲劇；由此他認識到越強求越得不到的道理，轉為佛家。現實中，他同樣以儒家的精神堅持用一枝筆與左右兩派作戰，為香港人爭取民主與自由；但最後，他寄以希望的鄧小平也做出鎮壓學生之事，幻想破滅，他也只能像武俠中的俠客一樣，退出這個江湖，用佛家的精神度過餘生。

或許，這就是一個俠客的最終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