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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結婚誰敢要 我我想到了他

這裡要寫的是一位再過些日子就會完全被遺忘的好青年,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張明道。

我們在北師大讀書的時候,在北大、清華、北師大這三大名校中,女生最多的是北師大,每年「十·一」「五·一」在天安門前的遊行隊伍中,見到那花枝招展的隊伍,不用問,那必定是我們北師大的女生們。有地位的男士們,要找到好對象,會到北師大;中南海開舞會,找舞伴也會到北師大。當時,校內是經常開舞會的,可我對這些很有看法,聲稱我不是個跳舞的料,從未參加過舞會。那時,在校大學生是不能談戀愛的,可到大三、大四時,還是有不少女生忙於談戀愛,以便畢業分配時能以「照顧愛人關係」的名義,名正言順地留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我則對這些嗤之以鼻,認為事實已經證明,女人一結婚就一切都完了,要有所作為,就不能結婚。因此,我強抑著造物主賦予女人的天性,不去接觸談戀愛這回事,還曾生硬地拒絕過別人的追求。

然而沒料到,在我入了「另冊」即將離校時,竟然還有人對我提出此事,此人便是張明道!使我一下間目瞪口呆,張口結舌。他說:「幾年來,你我同一個班,同一個團小組;一同搶占圖書館、閱覽室的座位,一同高唱《讓我們盪起雙槳》在北海划船……在共同的學習、生活中,我了解你是個淳樸、正直、真摯、直爽、嫉惡如仇的好姑娘,一直悄悄地愛著你。現在我仍然認為你是這樣一位好姑娘,愛你之心沒有變……你也許還不知道,我也犯了錯誤,已經被開除了黨籍。讓我們攜起手來,一起迎接考驗,共同奔向未來吧!未來是屬於我們的……不過,有一點我得如實告訴你,前幾年暑假,我回到武漢,正好碰上長江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我奮不顧身,跳到水中,以身體堵住河堤的缺口……時間太長了,體質又太差,患上了心臟病。但是,我相信現代科學,這病是可以治好的……」他,最初是我們的團小組長,後來是團宣教委員,後來是團支部書記,後來又是預備黨員,黨員。現在,聽他這麼一講,我才猛然回憶起來,幾年來,他是一直在關懷著我,愛護著我,可以說是如影隨形般地跟隨著我。我真是個榆木腦瓜!只是以為,這是由於咱們是同學、同志、朋友,他又是我們的支書罷了,從沒有想到其他……我困惑地凝視著他:他單純樸實,謙虛忠厚,無私坦蕩,誠懇真摯,勇於負責,是值得信賴的大好人。但是,面對這雙直視著我的眼睛,我沒有羞澀,心沒有撲通撲通亂跳,也沒有那種據說是戀愛時必會產生的甜甜的、觸電般的感覺。我尊敬他,信任他,不過,這是愛情嗎?我不能自欺欺人。何況,我已經戴上了帽子……他真的還會愛我?也許只是憐憫吧!他也受了處分?為什麼?……總不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吧?……不,我不能連累他。於是,我拒絕了他,十分生硬地。

後來,他分配到了四川的一所中學,曾經給我來過信,但我一直沒有回覆。

後啦,許多親身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實使我明白,要正常地活著,我就不能成為女人中不結婚的異類;而要結婚,除了與我同類的右派,不會有人願要、敢要我的。於是,1962年,當我知道青海師院農場總有一天會撤離河卡草原時,我想到了他,給他寫了一封長長的信,像對一個久違的老朋友那樣,向他講述了我幾年來的遭遇以及心路歷程。然後,等啊等,等了很久,信終於來了,卻還是我寄出的那封,只是信封上多了五個字,「此人已病故」,如晴天霹靂,一下子把我打懵了。一個年僅二十六七歲,前程無量的年輕人,怎麼就死了呢?莫非是我那無情的回答和長期不予回信,給了他沉重的打擊!我陷入深深的自責之中,蒙著棉被,大哭一場……很久的很久之後,我才在幾個同學的幫助下,為他之過早離開他所熱愛的人世,拼了一張很不完整的拼圖:

57年春夏之交,在北師大,作為一個新黨員,他對「幫黨整風」的號召是緊跟的。不了解別人的情況,他沒有胡編亂造,沒有指鹿為馬、張冠李戴、斷章取義、無限上綱地去陷害他人,而是以自己為對象,自我「整風」。在學習了共產黨延安時期的整風文獻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之後,他針對自己思想僵化,工作方法比較生硬、簡單,有時也比較粗暴的缺點,找出一副對聯,「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寫下來,貼到自己床頭上,作為座右銘以自律。同時,在甲班辦的刊物《底層之聲》(後被定為反動刊物)上發表了幾篇內容同此的雜文。反右運動開始後的一天,中文系的黨總支書記,召集中文系四年級黨支部委員,研究對學生黨員的處分問題,第一個就研究他的問題。根據這些事實,多數委員認為他反黨反社會主義,應該定為右派,開除黨籍。只有一個與他同班的支委、他的入黨介紹人,提出不同意見,認為他寫這些東西只是諷刺自己,並非反黨反社會主義。隨後,在處理黨員的支部大會上,由於受多數支委傾向性意見的影響,作出了把他劃為右派,開除黨籍的決定。可黨委審批時,不知是什麼原因,沒有把他劃為右派,僅給了個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可能是把他排到「中間偏右」的行列中了。從那年月走過來的人都知道,內部控制的「中右」,事實上就是「內控右派」,比名正言順的右派更難受,「留黨察看」比「開除」更厲害。可是,由於是內控的,本人一無所知,等到有所知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了。那時,他所知道的也只是自己受了留黨察看的處分,認為自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沒有被開除黨籍,是黨組織對自己的信任與鼓勵,為了不辜負組織的信任,為了早日撤銷處分,必須加倍努力。

到了四川之後,他被分配到重慶南岸的一所初中去教書。為了早日撤銷處分,他拿出當年不顧體弱多病跳入滔滔江水去堵缺口的幹勁。工作上認真負責,勤奮忘我,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讓給別人;生活上節儉、刻苦,把苦難留給自己,把享受讓給別人。1958—62年,是「運動」頻仍的年代。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除四害、講衛生,超英趕美,大煉鋼鐵,大辦糧食……1960年,在林彪提出學習毛著作的「方法」(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之後,還掀起了一個全民學習毛著的讀書運動。教師和學生本來就不能逃脫這任何一個運動,如:在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在支援人民公社、支援農業大躍進的口號下,各級學校師生經常停課下鄉參加農田水利建設、深翻土地、「雙搶」、「三秋」等農業勞動。還額外給學生加碼。如:1958年1月27日,共青團中央發布《關於在學生中提倡勤工儉學的決定》;緊接著2月4日,教育部發通知,要求各地積極支持和幫助共青團執行此《決定》,於是一個規模宏大的下廠下鄉運動展開了,連小學師生也不能倖免。在1960年的二屆二次人大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陸定一作《教學必須改革》的發言,指出「我們的教學還存在少慢差費的現象……」於是,在「反右傾,鼓幹勁」的口號下,又掀起一個教育革命的高潮。此時,適逢全民飢餓的歲月,沒有權利說「不」的老師和學生,又不得不餓著肚子投入了增產節約運動和全民大辦鋼鐵、糧食的運動,紛紛深入農村、工廠……在這一系列「運動」的重壓之下,師生的體力能不透支嗎?這不用我來回答了,在中共中央、國務院1960年12月21日發出的《關於保證學生、教師身體健康的緊急通知》中說:「由於勞逸結合不好,營養較差,生活安排不好,有少數人發生水腫病和其他疾病……」1961年3月17日,教育部、衛生部、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出通知:積極防治女學生和女教職工的月經病。通知指出,「自1958年以來,由於教學、科研任務較重,體力勞動增多,勞逸結合安排不好,以及對女學生經期保健的疏忽,在大中學中患月經病的女學生及女教職工相當普遍……」

據我親歷,說「有少數人」是有所「諱」的,說「相當普遍」才是真實。而他,就是這真實中之一員。且不說在那一系列運動中,他從未「哼!」過一聲,從沒有說過一句「我有病」;就說一說在體力和精力都嚴重透支之後,他的本職工作和他的生活吧!重慶是個山城,一出門就得爬坡。為了教學,他每天都得忍著心區的不適,上上下下爬幾次坡,每走一段路就心慌腿軟,力不能支。但是,他坐下來,休息一會兒,站起來又走,從不因病痛請過一次假。在生活上,他從未伸手向別人「討」過,更不會去「偷」,去「騙」,反而主動從自己本來很少的工資和吃不飽的口糧里,省下錢和糧票去幫助別人。這種「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在那時,是要以生命作代價的,可是他我行我素,無怨無悔。結果得了浮腫病,被送回老家武漢,不久就離開了人世,他終於把自己獻給了他所熱愛的祖國和人民。寫到此,我不能不想起某著名作家的一句話:你愛他們,他們愛你嗎?(大意)

在那年代,人群被人為地劃分為左、中、右三派,中間派是人群中數量最多,地位最不穩定的一群,他們頭頂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劍,時刻可能掉下來落到頭上。他們之中,要求進步,積極靠攏組織的,可以成為「中間偏左」,但要成為真正的「左」,還是難上加難,倒是稍一不小心,就會滑入「偏右」或真正的「右」的泥坑。因此,必須低首斂容,唯唯諾諾,察言觀色,揣摩心意,提心弔膽地過日子。據一份最近解密的歷史檔案披露,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為右派分子的3178470人,列為中右的1437562人。從張明道的遭遇,可見這一百四十多萬「中右分子」的悲慘遭遇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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