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延安日記
作者: 弗拉基米洛夫
1945年2月12日
毛澤東發往莫斯科的電報，本身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結論。中共中央主席說，去年，國民黨軍隊大大超過八路軍和新四軍。
只有完全不負責任的人，才會在1943年7月發動反國民黨運動，以及把八路軍撤離前線，而使特區面臨失敗的危險！
這是一種特殊的不負責的做法！對毛說來，首先就是必須證明分裂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是正確的。而最好的辦法，就是掀起反國民黨歇斯底里的破壞抗日的作戰活動（這種作法，正中侵略者的下懷）。
分裂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可以追溯到將要簽訂西安協定的時候。其目的，是要破中共同共產國際的聯繫，然後逐漸地清除與共產國際有聯繫、並讚同其策略和服膺其威望的黨員。這樣，才進行了整風。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僅僅為了達到他的國內政策的目的，毫不遲疑地拿特區和共產黨的命運去冒險。但是，冒這種風險是完全不顧後果的！中共中央主席相信蘇聯不會聽任國民黨去消滅中國共產黨。可是，我看到了毛澤東在1943年7月危機時的恐慌情緒。毛一下子又躊躇起來了——假如蘇聯忙於反希特勒的鬥爭，不能對他進行援助，那可怎麼辦呢？！這使毛澤東猶豫了。以後，我聽說毛得了俄國人挖苦地稱之為「熊病」的慢性腹瀉。
毛澤東明白，1943年對蘇聯意味著什麼，那時，蘇聯面臨嚴重的軍事和經濟困難，戰爭正處於轉折點。我隨時把全部情況都告訴了他。但毛不顧這一事實，拚命想把蘇聯拖到遠東衝突中來。
按照中共領導的意見，蘇聯現在應該參加對日戰爭，用它的軍隊和物資來解放一些土地，然後由中共來將其變成根據地。至於中共軍隊，大部份要保存起來，專門用於將來同蔣介石角逐，分裂國家。蘇聯或盟國軍隊在打垮日本人的未來戰爭中，應起主要作用，中共軍隊只應協助。這種機會切不可失，應善加利用這就是中共領導人所策劃的計劃的關鍵。
1945年2月13日
這些日子，延安正在用獨特的方法解釋整風的性質。中共歷史上的這段時期，現在有它的理論了，它是按「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精神作出來的「無可爭辯的」結論。馬克思列寧主義受到曲解，用來實現毛澤東的目的，而不為反封建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鬥爭服務。無論過去和現在，這裡都在說服人們，強迫人們相信，在黨內使用暴力是必要的，是反對階級敵人的整個鬥爭的組成部份。這是用來對國際主義者（「教條主義者」）的精神和肉體進行摧殘的一種掩蓋。
整風已不太引人注目了。為了清除所有不符合中共中央主席的觀點和不符合他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延安正在進行新的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實際上是改頭換面的整風。一般說來，在這裡批評是不允許的，簡直是不可能的。誰都得「相信」，不得到毛澤東的認可，什麼都是不正確的。這裡的人談論著列寧主義的工作方式，可是一點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方式。
黨內民主在這裡被解釋為，所有的人都重複毛的講話，在一切場合，引用它們，即使是很可笑的說法。重複毛的見解，引用毛的話。黨員只有在命令和指示的範圍內，才允許表現主動精神。
毛澤東的指導方針，由劉少奇精神地化為文章，用各種形式重複一個思想，說整風運動是歷史的必然，它改造了受資產階級倫理學和哲學影響的年輕的新黨員。據說整風把這些小資產階級份子改造了真正的共產黨員，幫助他們「站穩工人階級立場」。據說整風揭露了機會主義者，他們在共產黨領導機構中的代表，出來反對發展人民的鬥爭，反對建立新解放區，反對在質量上和數量上擴大中國紅軍（八路軍和新四軍）。據說，這些機會主義者反對從日本人手裡收複本應由工農政權控制的中國的神聖領土。由於害怕日本，「一些黨員的階級覺悟降低了」，「他們開始在國民黨面前放棄無產階級立場」，並說什麼這是加強抗日統一戰線所必需的。
據說毛澤東糾正了這種偏差，挽救了黨，明確地指出了一條走向勝利的道路。
這就用不著評論了。
首先，這樣講理論，其目的無非是要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哲學，適應于某人的利己主義。
反「教條主義」的鬥爭，實際上就是詆毀馬克思主義（例如把馬克思主義稱作「西方馬克思主義教條」）。
由劉少奇用毛澤東的思想寫成的文章，是站不住腳的（儘管這些文章在這裡是不容辯駁的！）。分發給所有黨組織的這些文章實際上承認，作為黨的希望的年輕新黨員，大多數是非無產階級份子。
蔣介石對他的老戰友和高級官員說，他要遵照孫中山的遺囑，和全黨一起建立一個新中國。
「我只會把權力移交給人民。」蔣介石是這樣說的，「但決不交給任何其他黨派或個人。赫爾利是個笨蛋！美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情況。我們能消滅共產黨。」
毛澤東在給季米特洛夫的一份電報中，把蔣介石這些話引下來了。
幾乎沒有一天不跟康生碰頭。看來他情緒低落，儘管他力圖表現出一切都正常。刑官在為他的前途擔心。我很清楚他對我的真實態度。他對毛同季米特洛夫的通信以及我與此事的關係，當然是了解內情的。莫斯科對刑官的行為的嚴厲譴責，使我永遠成了他的死對頭。
1945年2月18日
任弼時以說教的口吻對我說，「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全會擴大會議，撤除了領導中的左傾機會主義份子；自1935年1月以來，黨由毛澤東同志領導，他懂得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運用於我國革命的實踐。」
顯然，對中共這段說遠又不遠的歷史的一切談話，都是與準備召開七大有關的。
共產黨的領導在狂熱地進行活動。他們對外國電台就反希特勒聯盟三國首腦（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舉行的克里米亞會議所作的報導，和蘇聯新聞處就此問題發表的公報，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預測。
毛澤東和我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
他最感興趣的，是蘇聯是否會參與遠東戰爭。我對報紙上公布的正式公報全文，作了詳盡的敘述。
毛澤東來說，知道蘇聯的意圖是極為重要的。他該同誰去結盟呢？屈從美國，接受蔣介石的計劃，也許好一些？
簡而言之，延安的外交處於十字路口。
毛澤東的所羅門式的決斷就是等待等到四月中旬再說，在此之前，不作任何重要的政治決策，同時推遲黨代會的召開。
既然美國人不想作出進一步的讓步，那麼，延安必須弄清蘇聯對將於4月13日滿期的對日條約的態度，才能決定對策。
博古在會上說，克里米亞會議一定討論了所有盟國對法西斯日本聯合作戰的事。博古確信，蘇聯政府首腦簽署了一項決定蘇聯在遠東參戰的協定。
博古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把日本的侵略方針考慮在內了。日本多年來力圖吞併蘇聯的一些地區，僅僅由於蘇軍在斯大林格勒的勝利，才終於使它清醒過來。
博古的觀點，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國際主義者的觀點。他不由自主地就想到，蘇聯的參戰將有利於被奴役的中國人民。他說出這些想法，期望我也有啥說啥。盡管我很尊敬他，我卻無法告訴他確切的情況。
同樣，我也不能滿足洛甫的好奇心。他認為蘇聯不會對日作戰。洛甫的立場還帶著整風的思想感情的烙印。
中共中央主席就蘇聯軍隊參與遠東戰爭一事，考慮得很多。毛澤東認為，蘇聯元氣大傷，經濟千瘡百孔，人力已經枯竭。
劉少奇用全副精力來準備代表大會的材料。
周恩來若即若離地對我表示親切。他的眼睛總是盯著中共中央主席，對於蘇聯是否可能參加對日戰爭，不發表任何明確的意見。
那個湖南人由於考慮到自己的聲望，發表意見也很小心謹慎。他並不確切知道事態會發生什麼變化，生怕把自己弄得很尷尬（他是不應該也不可能作出錯事來的嘛！）
中共中央主席把作出新的有很大影響的政治決定（首先是對國民黨的關係），同蘇日中立條約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要麼訛詐蔣介石，給他施加壓力，為不久的將來打內戰積聚力量；要麼就達成協議，承認重慶當局正確，簽訂美國人所提議的協定草案。
這就是毛不同觀察組斷絕聯繫的原因，儘管他對它已積恨甚深。
朱德、葉劍英和其他軍事領導人相信，蘇聯會宣布廢除對日條約，參與對日作戰。朱德認為，蘇聯不會寬恕日本法西斯在國內戰爭時期的干涉（組織和支持高爾察克運動、幾個白衛軍政府，以及謝苗諾夫運動），在哈桑湖地區的挑釁，哈勒欣河的血戰，以及1941-1942年的進攻準備。中共軍事領導人堅信蘇聯會參戰的。
總之，中共領導人的意見很分歧。
靈活而不大肆聲張的蘇聯外交，把毛弄糊塗了。他不能不感到，莫斯科不願讓他們知道其重要決定，已有一段時候了。莫斯科的緘默使毛沮喪。他不會看不出這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