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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並未泯滅,烏雲鑲著金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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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烏雲,我就想到黑暗。烏雲密布,暴風雨就要來臨了,我不明白,烏雲怎麼會鑲著金邊?在暗無天日的時代,人性泯滅了。但只要有人群,人性就無法泯滅。當我知道「烏雲鑲著金邊」時,我就有時仰望天空,一次又一次看到,只要烏雲沒有密布,在早晨和傍晚,經常可以看到烏雲鑲著耀眼的金邊。

「人性並未泯滅,烏雲鑲著金邊」,這是楊絳《幹校六記》中的話。楊絳說的幹校,就是學部在河南息縣和信陽明港的五七幹校。

學部五七幹校在河南息縣的一片低窪的荒地中,開始時,我們住在農民騰出的空房中,少則五、六人,多則一、二十人住在一起,有的全家到幹校的,一家住一戶農民家。一個研究所的人分散在幾個村莊中。晴天,我們步行七、八里路到地里勞動,下雨天,大家在床邊學習毛選和開會。學部到幹校的人很多,分散在息縣大大小小許多村莊中,幹校的總部設在東嶽公社。

河南農村的茅屋土房和一望無際的原野充滿了中原地區的田園風光,然而,一到下雨,沿著池塘邊的泥濘小道,還不得不走到食堂吃飯。楊絳在《幹校六記》中寫道:「在息縣上過幹校的,誰也忘不了息縣的雨——灰夢蒙的雨,籠罩人間;滿地泥漿,連屋裡的地也潮濕得想變漿。儘管泥路上經太陽曬乾的車轍象刀刃一樣堅硬,害我們走得腳底起泡,一下雨就全化成爛泥,滑得站不住腳,走路拄著拐杖也難免滑倒。我們寄居各村老鄉家,走到廚房吃飯,常有人滾成泥糰子。吃完飯,還得踩著爛泥,一滑一跌到井邊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熱水瓶,更是無法彌補的禍事,因為當地買不到。」就是晴天,常常傳出有一些老研究員傍晚從田間回家,漆黑一團,走錯了路,跑到鄰村去的事。文學所的「紅學家」俞平伯全家到幹校,從北京帶了許多箱煤球,到集市買蝦、買高粱稈,也成為當時幹校的話題。俞平伯在集市上買青蝦時,詢問農民多少錢一隻。當地孩子知道俞平伯是「反動學術權威」后,就跑到他家門前大喊「打倒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則拿北京帶來的糖果解圍。俞平伯從集市買的有甜味的高粱稈插在家門口做籬笆,也被附近小孩毫不留情地一一拔光吃光。

在學部,許多聞名全國的專家,受到批鬥,但在幹校,多少還受到同事之間出於同情心的照顧,在菜園、廚房裡工作就算比較輕鬆。哲學所的西方哲學史專家楊一之,受照顧讓他養雞,最後剩了一隻,「楊一之」就成了「養一隻」。而年輕人下地勞動,毫不輕鬆。不久,幹校開始自己在一大片空地上蓋房子。這樣,所有年輕人就被分配做磚坯、燒石灰、做木工、瓦工等各種各樣的工作。經過一年多時間,學部幹校幾百人就蓋好了許多排平房,我們就從農民家搬進了自己蓋的房子中居住。

學部幹校居住分散,需要從外單位調進幾位醫生。我妻子高皋在貴州畢節縣清水鋪醫院當醫生。我知道這一消息后,在一天從農田到住地的食堂來回走了四趟三十里路后,在傍晚又步行了十多里,來到設在東嶽公社的幹校總部,見到了軍宣隊的政委,向他要求調動我妻子來學部幹校。而有幸的是,貴州省畢節縣的一位領導人是文學所朱寨的哥哥。經過多次艱難曲折的努力。我妻子終於調到了學部幹校。

一九七一年早春,房子蓋好不久,學部幹校由息縣遷往明港解放軍的營房。原因是,在這之前,經毛澤東批示,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和《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在明港,不再勞動,而開始進行「清查五·一六」運動。解放軍營房很大,每一棟連通的大房子可以住百餘人。幾乎天天開會,聽解放軍宣傳隊(軍宣隊)訓話。不開會時,大家坐在床邊的「馬扎」上看書。規定要讀毛選,但許多人在毛選下放一本其他書。李澤厚看康德著作,當時就被發現,幸而沒有帶來多大麻煩。我常常與一些老專家在營房外的馬路上散步。溫錫增是希臘哲學專家,他一次又一次與我談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在學部,大字報上揭發有人提倡「政治鬥爭三原則」——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要結成死黨、要善於引導對方犯錯誤。有一次,我與溫錫增談「政治鬥爭三原則」時,溫錫增說,這種東西早就有了,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就有類似的說法,在當時正在「清查五·一六」的「大環境」中,我聽溫錫增講話,感到萬分驚訝。在這時,我還不知道馬基雅維利,不知道「政治學說史」也是一門學科。在幹校與溫錫增談話,是我後來決心研究政治學的開端。

在明港幹校,設有小賣部和多個食堂,能在這些地方工作,就是大幸,因為可以不參加運動。不過,進食堂做飯是輪流的,每人幾個月。楊絳所在的外國文學所和哲學所共用一個食堂。一九七二年春節的早餐輪到我和另一人值班,我在早餐的鹹菜飯中加了許多油,那一天,好多人誇我做的鹹菜飯好。

清查五·一六運動進行得非常激烈,明港幹校因清查運動就有幾個人自殺,自殺后草草埋葬,第二天一早,屍體的衣服就被當地「老鄉」剝下拿走。語言研究所有一人說「學部沒有五·一六」,就受到猛烈批判。與我同一研究所的周景芳因出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秘書長而被捕,他的妻子宣燕音也在哲學所。宣燕音獨自一人在明港的池塘邊想自殺被人發現。當我聽到這樣消息時,對政治的殘酷感同身受。總的來說,在軍宣隊的壓力下,學部知識分子只有少數人積極投入運動,許多人都是「應付」和消極的,對被整的人用各種細微的方式表示同情。楊絳在《幹校六記》中說:「許多革命群眾,甚至管教人員,雖然隨著指揮棒也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揮拳怒吼,實際不過是一群披著狼皮的羊。」楊絳不是五·一六分子,但這話也適用於幹校期間的運動。所以,楊絳說:「我從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發,對外小心觀察,細細體味,一句小聲的問候,一個善意的『鬼臉』,同情的眼神,寬鬆的管教,委婉的措辭,含蓄的批語,都是信號。我驚喜地發現:人性並未泯滅,烏雲鑲著金邊。」

在明港的清查運動進行了不到半年,因林彪九·一三事件而有所緩和。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老革命出身而研究美學的郭拓,對我說,中央出了很大的大事,不得了啊!他要我猜,我說,很大的大事只能是林彪出問題了。他並不感到我這麼說有什麼驚奇。在文革中,我從他那裡借到了《第三帝國興亡記》、《考茨基言論集》等許多「內部發行書籍」。他的思想早就越出幹校的清查運動,把目光投向了廣闊的範圍。當聽到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記要》說毛澤東是秦始皇時,我已確信,中國名為共和國,實際上是一個專制帝國。這進一步增強了我放棄自然辯證法、從事「比較政治制度」研究的決心。

一九七二年四月,學部幹校撤銷,全體人員回到了北京。在我們回到北京后不久,學部在息縣建造的上百間房子,因為地勢低窪,又無人居住,被周圍的農民自發自動地全部拆光了。也許在一個被貧窮包圍的「大環境」中,一個孤立的良好的建築和設施,如果沒有新的動力支撐它,世界上總是存在一種「均一化」力量,使它消失得無影無蹤。

五七幹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毛澤東的烏托邦空想。一九六六年時的毛澤東,頭腦中經常還有種種改造人類社會的「空想」出現。他一個「批示」,就要求人民付出巨大代價去實現它。解放軍總後勤部寫了一篇《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毛澤東看到這一報告后,大筆一揮,給林彪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被稱作「五七指示」。毛澤東在信中說:「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除了打仗外,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毛澤東要求工人、農民、學生都這樣,不過,工人「以工為主」、農民「以農為主」、學生「以學為主」,「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這封信中用了「文化革命」四個字,九天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通過了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接著,造反、奪權、紅衛兵、紅海洋、文斗、武鬥遍及全國,毛澤東也不提自己的五七指示。各地各單位的兩大派、三大派的鬥爭,使毛澤東覺得失去控制。為此,毛澤東用軍管或派出解放軍宣傳隊、工人宣傳隊的辦法來穩住局面。五七幹校通常由軍宣隊帶領機關幹部到農村辦的名為「學校」的「農場」。僅中共中央、國務院系統所屬的單位,就創辦了一百〇六所五七幹校,把十四萬名幹部和小部份人的家屬送到了農村。到五七幹校在全國普遍推行的時候,毛澤東改造社會的「空想」就成了控制人民的一種手段了。

2012-8-26

來源: 蘋果日報

作者: 嚴家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