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1970年代，我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父親聽到生產隊的上工鐘響便拿著鐵杴或者钁頭、釘耙什麼的，匆匆走到大門外，卻又莫名其妙地突然停下來，把工具放下，雙手抱著工具把，下巴支在手背上，眼睛茫然地望著前面。有時我姐會看笑話一樣喊大家：「看，咱爹又癔症啦。」（「癔症」在我的老家一帶，意思就是發獃。）如果沒有人提醒，父親不知道會那樣「癔症」多久。年少無知的我們總覺得父親那樣很可笑，母親卻總是不無憂慮地說，父親是被斗傻了。
我只在童年的時候看見過一次父親「挨斗」的情景。應該是在1970年代初的一個冬天，那天父親吃罷晚飯就被喊走了，很久也沒有回家，一直在紡線的母親讓我去看看父親是個什麼情況。我們生產隊晚上開會經常是在一間牛棚里。還沒走近那房子，就聽到裡面很熱鬧，吵吵嚷嚷一片聲響。門關著，我躡手躡腳地貼著門縫朝里一看，差點被嚇哭。亮堂堂的汽燈下，父親背對著牆，頭低著，肩膀上扛著一個看上去比父親還高的、戴著一個尖尖的報紙做的「辣椒帽」的草人——我們那時都稱這種草人叫「劉少奇」。父親一言不發，任憑那些平時跟他有說有笑的鄰居聲嘶力竭地指著他「揭批」斥罵。我不敢繼續看，一溜煙跑回家渾身哆嗦結結巴巴地告訴了母親。母親卻出奇地平靜，讓我先去睡，「你爹得一會兒回來。」我不知道父親是什麼時候回到家的，從此就特別害怕父親晚上出門。
我根本就沒想到過把父親跟「挨斗」扯上關係，因為「挨斗」的只有地主富農那些「壞分子」，當年村裡並不說誰是地主誰是富農，而是稱之為「分子們」。幾乎每次開大會，「分子們」每家都會有一個人要站在大會台前「低頭認罪」，有時候甚至還要他們全都跪下，直到大會結束才能站起來，一跪就是兩三個小時。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很多人可能都習慣了，但我直到八九歲仍然感到緊張和害怕，那群跪下的人中，好幾個都是我家前後院的近鄰，平時他們和善而親切，我到他們家裡玩也無拘無束，他們的孩子大都是我要好的夥伴。
「地主」們被批鬥在那些日子是很正常的，因為他們全都是需要人民群眾「時刻警惕」的「階級敵人」，是「壞分子」。可是我的父親呢？一個老實巴交的人，除了責罵自己的兒女，他跟誰都沒有紅過臉。母親跟誰家有了爭執，父親總是把母親往家裡拉，母親埋怨他眼看自己家人吃虧卻還一再忍讓，太膽小太窩囊。父親也就一句話：「黨員咋能跟人家吵架？人家告到大隊，我不就得挨批評，說不定還得做檢查哩。」
多年後我才知道，1958年人民公社大辦集體食堂，父親當過兩三年的生產隊保管。「四清」運動一開始，父親就被撤掉職務，從此開始了挨斗生涯。以我的印象，父親其實沒什麼「領導才能」，安排農活他也不擅長，遇到鄰里之間發生矛盾，他也不會調解，反而不知所措，常常陷自己于尷尬境地。父親常常遭到譏諷和排擠，不斷有人到大隊支書那裡告他狀，所以父親後來變得謹小慎微，膽小怕事。
父親之所以被撤職，批鬥會上的說辭是主要因為他「右傾」，「跟地主富農走得近」，而且「斗大的字不識一升」，沒有一點文化，開會說不出什麼有水平的話，揭批地主富農表現「過於軟弱」，甚至「包庇地主富農分子」。也有說他貪污的，還有說他侮辱婦女的，等等，是一個「四不清」，每次批鬥會他都有新的「罪行」被揭露，罪名之多，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所有的指責所有的揭發他全都接受了，自己也全都承認了，因為不承認的話，人家就繼續給他開批鬥會，直到他「充分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為止。
父親成了全村人耍笑嘲弄的靶子，這讓父親常常感到在人們面前抬不起頭。而這些只有指控沒有調查的「罪行」卻成了他再也洗不清的「罪證」。從1960年年末的「整風整社」開始，到1962年年底開展的被群眾稱作「四清運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父親幾乎每次運動都會被點名批評甚至被公開批鬥。父親本來就拙於言辭，每次被人批鬥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其實他也不敢說什麼，更別提為自己辯解了。人家說你什麼你就承認什麼，別說栽贓陷害污衊你，「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檢查過關也就算了。只是「運動」此起彼伏，父親過了一關又一關，夾著尾巴做人都躲不過去，神經該綳得多麼緊啊。
母親說，父親被斗得身心俱疲，面對眾人小題大做無中生有，他是百口莫辯，他不知道明天的批鬥人們又會揭出什麼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害怕開除黨籍，害怕被逮捕坐牢，他甚至懷疑「四清」工作組可能突然搞一次公審大會，當場槍決他。有時批鬥會上有些人動手動腳，推搡得他怎麼都站不穩，卻被人借題發揮指責為「思想動搖，階級立場不穩不堅定，認錯態度不老實」，他不得不忍著疼痛承認自己有錯，鸚鵡學舌一樣在工作組人員的誘導下「誠懇接受大家批評教育」，一再感謝大家對自己的「幫助」。挨斗時，他甚至不能跟別人一樣喊「萬歲」，因為有骯髒思想的人嘴裡喊「萬歲」是對領袖不尊敬，甚至是侮辱。如今有人時常把當時的情景當作笑料，那些被批鬥的人回想起來會笑嗎？
日子過得太煎熬了。有一天半夜回家，父親壓低聲音給母親訴苦，唯恐又被別人聽牆根。他受不了了，他想到了死。雖然母親很清楚，父親是冤枉的，但也幫不上忙，只能以「這是運動，運動就得有人被掂出來當靶子」來自我安慰。不過，母親對父親明顯的懦弱感到生氣，儘管父親一再低聲懇求她聲音小一點，但母親還是毫不避諱地大聲斥責父親：「你找支書說清楚了，由他們斗去，誰還能咋著你？你死了，你想過俺們孤兒寡母以後咋過？你是想叫人看俺孤兒寡母的笑話，是不？」當時的確有人尾隨父親，在我家外面偷聽牆根，母親發覺后還故意把嗓門提得更高。父親其實連死都怕，要是人家說他「自絕於人民」，死了也要開除黨籍，他的名譽豈不是徹底毀了？現在想想，難怪我小時候很少看到父親的笑容，難怪我們兄弟打鬧總是惹父親大光其火，他簡直像一隻驚弓之鳥，也只有沖自己的孩子發泄一通來舒緩內心的焦慮不安了。
「文化大革命」後期，自己都搞不清該屬於哪一派的父親挨斗少了，我看到的那次很可能是最後一次，因為我也沒有聽說過父親再被批鬥。父親對此感到十分慶幸，他對組織的寬大萬分感激，對組織更是五體投地堅決服從。揭批「四人幫」的時候，村裡有人貼出大字報，提出要把我哥從大學里「揪回來」，因為他之前在大隊部是團支書，剛剛被推薦去上大學。父親就跟母親說，趕緊讓我哥回來「自覺主動接受貧下中農的政治教育」，極其擔心人家真的去大學把我哥「揪回來」。母親說，父親就是被運動嚇破膽了，一聽「運動」倆字就驚慌失措六神無主。
父親是一個小人物，像他一樣在幾十年政治運動的齒輪中被碾壓的人還有很多。又是幾十年過去，親歷者越來越少，他們的故事恐怕沒多少人知道了。
2016年01月17日
來源: 南方都市報
作者: 馬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