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來，對毛澤東的接班人情結和林彪悲劇的體制和個人因素的研究，都有了逐漸深化的趨勢。其中值得注意的一講係：這一事件不僅係“接班人”的悲劇，其因果還涉及到了“接班人”的“接班人”、即隔代接班人的選擇和指定問題。已故的中國歷史學家高華，在2006年就指出：林彪在“政治上極其幼稚的一面”係在文革中推出他的兒子林立果作為他的接班人，從而犯了毛的大忌。[1]最近，清華大學的文革研究學者唐少傑又進一步指出：“毛澤東的‘接班人’情結及其實踐表現富有獨特之處還在於毛澤東對於‘接班人’所做出的‘隔代指定’，即毛澤東既要選定自己的‘接班人’，又要選定其‘接班人’的‘接班人’。……毛澤東曾建議自己‘欽定’而又為中共黨章‘法定’的接班人林彪接受張春橋為林彪的接班人，這就使得毛澤東與林彪的關係很有可能走入不歸之路，更有可能致使文革的高層人事變動成為某種宿命。毛澤東或許從來就沒有認真考慮過其‘接班人’與其‘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間的關係。文革歷史證明，這種‘接班人’與‘接班人’的‘接班人’之間的關係，唔係雙方水火不容、視如仇敵，就係彼此你死我活、不共戴天。”[2]
縱觀毛林交惡的源起、發展和激化，這一“接班人”的“接班人”之爭無唔係這一衝突實質性的焦點所在，儘管在不少場合它常常被浮面的“理論”和“路線”的飾美之詞所掩蓋。
回歸文官體制和選擇張春橋為第二代接班人
隨着近年來學界對所謂的“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重新審視，出現了啲“翻案”中非此即彼的簡單黑白論，即把林彪及其軍人集團講成係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其實，當我們反對中共官方無限上綱的“路線鬥爭”講和“反革命集團”案時，絕唔係講林彪等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就係正確的了。更不應當不恰當地反向製造或拔高林彪作為正確路線代表的種種例證。比如，在林彪軍人集團成員邱會作和吳法憲的回憶錄中都提出過一種講法：林彪在九大之前支持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主張結束文革，“發展生產，搞好經濟建設”，[3]為此和毛澤東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的“鬥爭”——因為毛支持的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旨在繼續革命的九大報告。這一講法其實並不符合史實。事實情況係，因為文人相輕的原因，陳伯達不恰當地撇開張姚，個人執筆應當集體起草的九大報告，又無法及時完成，遭到了毛的指責。而毛澤東其實也同意把陳伯達的意見寫入張姚的報告。[4]最重要的係：林彪或許在私下同意陳伯達的啲睇法，但在公開場合，他作為報告人從來沒有表示過任何對張姚報告的反對或哪怕係一小點修改意見。一般講來，衡量任何政治人物的政治路線或主張，必須首先根據他的公眾場合的言行和對國家政治活動的影響。即便林在和陳一起的私人場合或許表達過同意陳稿的某些思路，也絕對談不上係咩和毛澤東的“衝突”和“鬥爭”，不過係起草過程中的正常磋商。而當林彪最後一字不改地作了毛澤東修改而定的九大報告後，只能充分講明林其實係毛的九大路線的支持者而唔係反對派。一個無法漠視的基本的史實係：毛澤東在九大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同意黃、吳、李、邱進入政治局、並把持軍委辦事組這樣的要害部門，絕唔係因為他們反對文革，而係因為他們最積極地支持了他的文革。至於具體的文革怎麼進行，尤其涉及到在軍隊中的深入，在林彪和江青等人之間確實存在着不小的矛盾。但這些也大都係封建王朝中在服從絕對皇權下的文臣和武將集團間的私下互相貶低和攻誹而已。
然而，另外的兩件在九大中或九大後在毛林之間發生的事，卻絕不應當漠視。第一件係因為在整個九大中央委員、尤其係政治局中軍人比例超過一半，毛澤東借外電之口委婉地指出：“咩叫一元化呢？他們講就係軍事、官僚體制。按照日本人的話叫體制；按照蘇聯的話叫做‘軍事官僚專政’。他們一看我們名單裡頭，軍人不少，這就叫‘軍事’；還有咩‘官僚’，大概就係我呀，恩來呀，康生呀，陳伯達呀這批‘官僚’。……”[5]第二件係毛澤東在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名字寫入黨章墨跡未乾之際，就向林彪推薦張春橋作為林的“接班人”。據多種文獻記載，九大期間毛澤東提名張春橋當大會秘書長，還就第二代接班人問題和林彪談過話。在談到“你年紀大了邊個來接班”時，毛提到了張春橋的名字。[6]因為當時的林彪接班人地位還處於炙手可熱之際，他們的談話並沒有深化。但至少透露出毛澤東在未來的國家體制上想回歸“文官政治”，即選擇文官為國家第一把手的謀略。
1970年4月25日，毛澤東和林彪在蘇州見面。這一次毛已經比較正式地向林彪提出由張春橋當林的接班人。據秘書回憶，葉群的記錄如下：
毛主席問林彪：“周總理年齡大了，對總理的接班人有咩考慮？”
林彪沒有講嘢。
毛主席又問：“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準備把班交給邊個？”
林彪還係沒有講嘢。
毛主席再問：“你看小張（張春橋）點樣？”
林彪講：“還係要用跟您一塊上井岡山的紅小鬼。”
關於用“紅小鬼”的話，我印象深刻。葉群也對我們講過，林彪給毛主席講“還係要靠紅小鬼”。葉群還講：“要籌備四屆人大了，主席情緒很好。”
就係這次，毛主席邀請林彪出席九屆二中全會，林彪答應了。[7]
毛林的上述對話至少透露以下的重要信息：1）毛深知林彪的健康情況極差，很可能熬不到接他班之日。他把林彪寫入黨章其實係一種過渡性的權宜之計；2）這一過渡的對象係張春橋；3）毛希望林能同意他指定的隔代接班人，並馬上開始轉移權力。顯然，毛林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一分歧導致了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最終分道揚鑣。
毛澤東隔代指定張春橋為“接班人”的“接班人”唔係沒有原因的。在最近出版的《張春橋家書》中，張的長女張維維這樣論及毛張關係：
我的感覺係，毛主席應該係把我爸爸當成一個知音的，毛覺得有他在身邊，也係很欣慰的。在江陰的時候，爸爸跟我談起過，毛主席曾經多次跟他個別談話，了解他個人情況、家庭情況。也跟他談起過很多“七大”以前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包括紅軍時期，毛怎麼被奪權、開除黨籍，三次反圍剿怎麼打的仗，四次五次反圍剿時怎麼靠邊站。這些現在的電視劇里都演過。而那時，我爸爸這樣的幹部係不知道的。……他還告訴過我，毛主席好幾次跟他講：“幫幫江青，幫他就係幫我。”[8]
確實，張春橋係毛髮動、指導文革的一個“知音”，尤其係在毛澤東的文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上，更功不可沒。儘管張春橋一直自我定位為毛的“秘書”，其實他也係毛澤東的文革理論體系的創立者之一。毛澤東並唔係先有了他的繼續革命的理論，才在對照檢查中發現劉少奇的問題，進而發動文革打倒得劉少奇的。而係先下決心打倒劉少奇，才製造出了一套文革的理論體系來佔領道德制高點的。而一小批極左派的精英理論家，包括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張春橋、戚本禹、王力、關鋒、姚文元等，則係這一理論體系的實際構築者。而張春橋，還係中央文革的副組長。例如，聞名中外的毛澤東有關無產階級專政下必須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就係毛澤東在文革第二年（1967年）才指示這些理論家們總結，而後由王力等人從毛澤東的片言隻語中引申和系統化出來的。[9]從發動文革的批判《海瑞罷官》，到指導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從“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到“一月革命”的全國奪權的發動，張春橋都係這些文革最主要的指導思想的提出者和綱領性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尤其在“王關戚”和陳伯達都因為政治風雲的不測一一倒台後，張春橋和姚文元就成了中央層面上文革碩果僅存的毛派理論家。張春橋總係能給毛澤東文革中的種種錯失和譫語打上漂亮的意識形態的包裝，使它們浮面看去真象高尚的“主義”、深奧的“戰略部署”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的“理論”。例如，林彪事件的爆發明明係毛的文革理論的大破產，而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1975年4月1日）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1975年3月1日）兩文，卻把它用“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和“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原則”等貌似高深的理論問題加以包裝，在似係而非之中為毛解脫困境，並曲意逢迎為：這正“證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論、路線和政策係完全正確的”。[10]對此，“毛在審閱他們的文章時，象一個老塾師替學生批改、評點作文那樣，在兩篇文章的題目上一連畫了幾個圈，以示欣賞”。[11]
九大期間，毛澤東在決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入黨章時，也曾經有過林彪在文革理論上比較弱的顧慮。[12]為此，他向林彪提出深知他思想精髓的張春橋為“接班人”的“接班人”，很可能就有這方面的考量。值得一提的係：張春橋大概係文革中所有中央領導人中沒有直接為毛澤東批評過的一個。唯一的一次他批評張春橋寫的評經驗主義的文章（其實為姚文元所寫），卻主動為張承擔責任，講自己沒有看出來，“對唔住春橋”。以致後來為張寫傳的學者都驚嘆：“這係罕見的態度，甚至讓張春橋在接收批評時面有得色。”[13]
毛在隔代指定張春橋為“接班人”時，還非常具體地提到張先係當“總理的接班人”。這又和張春橋在文革中表現出來比較強的行政領導能力有關。張春橋唔係王洪文式的坐直升飛機到中央的新幹部，他係1938年的中共黨員。文革前他歷任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長、上海《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華東局宣傳部部長等職，已經係中共省、市級的高級幹部。因此，毛澤東曾把資歷比張淺的多的姚文元（當時僅為副處級）稱為“小將”，而張則為“中將”。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根本任務就係要“讓中將不再受壓，讓小將不再受苦”。[14]
文革中張春橋出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一直保持了上海“抓革命、促生產”的經濟形勢不亂，使上海在文革整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佔據支柱地位。此外，在張春橋的領導下，上海還向全國提供了如“赤腳醫生”、“七·二一大學”等種種“鬥批改”的具體經驗，使上海成為毛的文革理想的非常重要的試驗田，這些都深得聖心。為之，毛澤東在周恩來向他反映張春橋的“叛徒問題”時非但不予理睬，相反把舉報此事的康生罵成“極左”。同時，他還有意當著周的面稱讚張春橋“有才幹”。除了同意張擔任國務院第二副總理，還親自提議他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職。[15]其實，隨着今天張春橋檔案材料的陸續公布，人們不難發現一個一目了然的史實：張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被捕過，如何去充當“叛徒”呢？可見這一講法完全出自中共高層的派系權斗的黑幕，即一種出於攫取最高權力的需要而進行的蓄意捏造。但因為這被中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等派系首領在毛面前一再提及，卻給毛造成了張春橋如果成為接班人無法平衡黨內各派系的壓力，以至他臨終之時放棄了張作為接班人。[16]但據晚年一直在毛身邊的侄兒毛遠新回憶：“對於接班人，主席最看重的還係張春橋。認為他有思想、有能力”。[17]在1976年“四五事件”後毛澤東下決心再一次打倒了鄧小平，首先想到的也係讓張春橋當接班人。後因為考慮到張“不孚眾望”，才最後選了華國鋒。但係毛仍然讓毛遠新給張春橋傳話，“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我向張春橋傳一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係做了十年的副手嗎？’”[18]換句話講，在毛看來，張春橋仍然有在將來當第一把手的潛質和希望。
只要粗略地梳理毛澤東和張春橋的關係，便不難理解林彪及其軍人集團為何要急於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向張春橋發難：以私下串聯，上下煽風、四處點火等方式向毛逼宮，以求公開揪出並打倒張春橋。用林彪之子林立果的話來講：“當前路線鬥爭就係圍繞着對林彪的態度展開的，鬥爭的焦點係對接班人的認識問題”，“係捍衛林彪副統帥的地位問題”。[19]換句話講，這係一場皇太子政治中的儲君保衛戰，一場宮廷權力鬥爭。張春橋1917年生，九大和九屆二中全會期間不過五十三歲左右，且身體非常健康，深得毛的賞識，已經提出作為林後的接班人人選。選擇張當接班人又符合毛澤東在九大以後回歸文官體制的治國方略。而林彪1907年生，屆時已經六十三歲。最重要的係：林的健康已經非常糟糕，僅此就完全可能接不了毛的班。這樣，張春橋對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確實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在林彪之子林立果及其“小艦隊”撰寫的〈“571工程”紀要〉里，張春橋也係他們武裝政變的首要打擊目標之一：“一定要把張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20]毛澤東對廬山會議上林彪及其軍人集團拿張春橋開刀的目的——反對他指定張作為林的隔代接班人一直係心知肚明的，他曾指出：“他們名為反對張春橋，實際係反我。”[21]為此，他斷然反擊，堅決地頂了返去。
當然，關於毛林之爭其實係封建王朝中皇太子政治的一種翻版，即最高權力在不規則的傳承中產生的變異，係歷史研究中的旁觀者清的觀點，而當事人則常常係不會承認的。身處黑暗的宮廷權斗中心的毛林雙方，則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他們自己的真實意圖美化，以佔領權斗中的道德制高點，既欺騙民眾也自我欺騙。毛澤東在林彪出逃後當然把他和林彪之間的的鬥爭稱之為“路線鬥爭”。無獨有偶，今天林彪軍人集團的啲成員還在他們的回憶錄中把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對張春橋的發難稱之為“在原則問題上不可調和的鬥爭”，係“對中央文革進行了討伐……。林總帶頭反對中央文革”云云。[22]那麼，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有啲咩“原則問題”。第一，係張春橋《憲法》時不同意“（毛澤東思想）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23]其實，這三個副詞係毛澤東自己反對和圈去的，在以前林彪圈閱過的中央文件和九大黨章里就已經刪去。而林彪從來不親自閱讀這些重要文件，只係每天聽秘書“講文件”。後來，連林的秘書都感嘆道：“張春橋在討論四屆人大《憲法》時貶低‘三個副詞’，激怒了吳法憲。吳法憲報告林彪，又激怒了林彪。如果林彪知道在這以前《黨章》送審稿上的‘三個副詞’早被毛主席圈掉了，或許就不會在廬山上講那一通話？”[24]由此可見，違反了“原則問題”的係林彪等人而唔係張春橋。第二，林彪等人一再誓言“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對“不設國家主席”一題，毛澤東有過多達六次的指示。且不講毛澤東這一意見的正確與否，但事實上係林彪等人一再違拗了毛的“最高指示”。最後，毛澤東事先確實同意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再一次吹噓他的“天才論”。但係毛同時也明確地講過“唔好點名”，“唔好揪人”[25]。而林彪等人則上下串聯，推波助瀾，刻意要拿張春橋開刀。至於講到“對中央文革進行了討伐”更不符合事實，因為參與林彪一夥攻擊張春橋的陳伯達正係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在當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著名學者梁漱溟就在政協開會討論時坦言：林彪從來沒有過任何公開的政治路線，不象劉少奇、彭德懷，都有路線，有公開提出來的為國家大局設想的主張。因而，他不承認毛林之間有“第十次路線鬥爭”。[26]這一睇法，應當講係鞭辟入裡、一擊中鵠的。
“超天才”的少帥夢和毛澤東廢儲的深層原因
當林彪在1970年4月25日回答毛澤東關於他的接班人問題時，曾轉彎抹角地否定了張春橋。他的借口係：“還係要用跟您一塊上井岡山的紅小鬼”。事實上他手下的軍人集團的幹將黃、吳、李、邱儘管都係“紅小鬼”，但都難以成為第二代接班人。論年紀，黃永勝其實只小了林彪三歲，九大和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已經六十歲，和林係同代人。他們中年紀最輕的係吳法憲，也已經五十六歲，大張春橋三歲。種種跡象表明：林彪並唔係沒有考慮過他的接班人問題，而他心中的預定的、並開始積極培養的人選係他的兒子林立果。
林立果（1945－1971）係林彪的獨子，生於戰爭年代。文革爆發時，係年僅21歲的北京大學物理系二年級學生。為了對他的保護和培養，他被林彪和葉群禁止參加群眾性的學生運動，而被送到上海空四軍，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參加了文革。一方面，他被當時的空四軍軍長江騰蛟等人待為“太子”式的上賓，經常和他交流軍內“路線鬥爭”的秘情。這不僅極大地滿足了林立果的政治虛榮心，還使他深入了解了權力鬥爭的內幕。另一方面，他又在軍內的專人陪同下，近距離觀察了上海的造反運動，“對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就有些佩服，認為他們不簡單，有頭腦，會拉隊伍……講不定將來會成大事。”[27]除此以外，林彪還特意讓他參與不少有關軍隊文革問題的重要決策。例如，讓他參與處理軍隊院校學生衝擊國防部的事務，參加起草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等等。[28]這些，不僅催發了林立果的政治早熟和早慧，更膨脹了一個年輕的高幹子女對高層權力的興趣和野心。1967年春，在林立果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林彪安排參軍，到空軍工作。僅四個月後，他在空軍司令吳法憲的親自介紹下入黨。
從1967到1970年的三年內，在林彪的親自安排、支持和默許下，林立果迅速地完成了政治上的三級跳，儼然成為“接班人”的當然“接班人”。首先，林彪通過吳法憲選擇了空軍司令部辦公室中一批有資歷、有才華的中青年幹部作為輔佐林立果的“調研小組”。這些人包括了後來成為林立果“小艦隊”核心成員的王飛、周宇馳、劉沛豐、何汝珍、劉世英等人。由於文革中的一條政治上成名的捷徑係如同張春橋、姚文元那樣發表理論文章，引起毛和中央的重視，林立果便在這些人的幫助下，由林彪辦公室發稿審定，在《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的顯著版面發表了〈正確對待兩種不同性質的當權派〉（1967年6月25日）、〈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7年7月22日）等文章。文章發表後林立果聲名鵠起、獲得一片讚揚。連林彪也對他講：“老虎會寫文章了，不錯，進步不小。我以前講過，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一個人，會玩這兩杆子，就全面了。”[29]其次，在林彪和葉群的授意下，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吳法憲任命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這軍職對林立果來講不僅係連升八級，從一個參軍才兩年多的新兵成為副師一級的軍官。而係給以他一個可以進一步招兵買馬、指揮整個空軍的重要平台。空軍司令吳法憲就多次公開宣稱：“林副主席把林立果派到空軍來，係對我們的最大關懷”；“林立果可以指揮空軍的一切，調動空軍的一切。”不久，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都為落實貫徹這“兩個一切”發了正式文件。[30]由此，林立果很快就把他身邊的“調研小組”擴展成了一個由他擔任“康曼德”（英文指揮官的譯音）的“聯合艦隊”，其中除了一批空軍司令部里的中青年軍官，還有不少兵團級的軍區空軍司令員，正軍職的空軍副參謀長及軍政委，如江騰蛟、魯珉、王維國、陳勵耘、胡萍、顧同舟、梁璞等人。因為有了這些兵團和正軍級的空軍幹部的支持，林立果還開始在各地建立類似的秘密軍人組織，如“上海小組”、空四軍的“教導隊”和廣州的“戰鬥小分隊”等等。
然而，憑咩來確立沒有任何從軍資歷和戰爭經驗的林立果的“康曼德”的地位呢？在林彪和葉群的直接參与下，一種給他們的兒子套上“超天才”的神聖光環的造神運動便應運而生了。
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軍機關二級部以上的領導幹部中做了一個關於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講用報告。內容分為“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中國一定要強盛”、“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空軍作戰方面的幾個具體問題”和“調查研究和學習主席思想的方法”五個部分。這一報告係“小艦隊”的秀才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精心炮製的，有不少內容更係直接抄自以往空軍軍事專家戰略研究的機密文件，如〈空軍在未來及反侵略中的使用問題〉。這樣，在極端閉塞的文革中自然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於是，吳法憲和王飛、周宇馳、王維國等“小艦隊”成員們立刻相機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造神運動，林立果被吹捧為“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智慧超過了年齡，係放了一顆政治衛星”，“立果同志的講用報告係寶書，係路線篇、燈塔篇、方向篇、戰鬥篇、育人篇，站到了時代的頂峰！立果同志係非凡的天才、超天才，係棟樑之才、全國之才、世界之才；係傑出的政治家、優秀的軍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論家、出色的科學家；他的天才剛剛外露，過去書上有神童、才子、聖人，現在這種人就站在我們前面；林立果係世界領袖，將來世界革命有人領。”[31]呢度所指的“講用報告”，當然係指林立果在空軍機關二級部以上的領導幹部會上所做的嗰個關於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講用報告。但係，林立果並沒有就此止步，他又在空軍五千餘人規模的“三代會”上做報告，繼而層層播放錄音，出版平裝本、精裝本、燙金本、袖珍本等多種版本，共714,265冊，風頭一時緊逼《毛主席語錄》。
可能係因為望子成龍之心過於急切，林彪竟然毫無顧忌地直接參与了對林立果的造神運動。平時每天只聽秘書講文件四十分鐘的林彪，竟然出乎意外地聽完了好幾個小時的林立果報告的錄音，稱讚講：“不僅思想像我，連語言也像我”。1970年6月，空四軍政委王維國來京，林彪接見了他。王當著林彪的面吹捧林立果係天才。林彪聽後哈哈大笑。王走後林彪對林立果講：“我講你係天才嘛。王維國都講你係天才，王維國也不簡單。”[32]
林彪還身體力行地為兒子造勢。如林立果抓的幾個科研項目在北京南苑某國防工廠，深居簡出、怕風怕光怕水的林彪欣然前往視察。引人矚目的係：視察中林彪右邊係總參謀長黃永勝，左邊竟然就係儼然一副“少帥”架勢的林立果！
1969年3月，在林彪下決心製造所謂的“楊余傅事件”，打倒當時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時，導火線就係楊在不經意之間得罪了林立果和他的小集團成員。當時，楊成武收到一封揭發林立果的“調研小組”成員玩弄女性，把京西賓館女服務員肚子搞大的匿名信，便轉給林彪建議調查。本來如果林彪不理睬，事情也就走一個官僚形式過去了。不料這被林彪看成係對他的“接班人”林立果的極大的挑釁。林彪竟把信轉給被告的對象。經周宇馳等人查對筆跡，認為匿名信係空軍政委余立金的秘書單世充所為。於是開始了報復行動。他們抓住在空軍工作的楊成武的大女兒楊毅和單世充可能有“曖昧關係”為借口，關押了單世充和他的妻子進行逼供。
1968年3月23日晚，楊成武被押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林彪當面宣讀了他的三大罪狀，第三條便係：“楊成武把王飛、周宇馳、於新野打成反革命。楊成武你不當代總長了，黃永勝當總長。”[33]由此可見，林彪決不允許軍內有任何對林立果的地位有威脅的行為，哪怕係不經意的不敬也被視為一種挑戰。可以想像，只要還有幾年的發展，林立果就不僅會係空軍的“太上皇”，恐怕很快會成為全軍的“少帥”了。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咩林彪和葉群要違反中央紀律，讓林立果冒充林辦工作人員上廬山參加九屆二中全會上對張春橋的發難。因為在他們的潛意識裡，這恐怕不僅係對林彪的“接班人”保衛戰，也係對林立果的“接班人”的“接班人”地位的保衛戰。
有人講戀愛中的女人係最愚蠢的，其實權力場中的男人，愚蠢的程度也絕對不惶多讓。林彪和葉群對林立果的種種過分的縱容、直接授權以及參與造神等行為，不僅明顯觸犯了中國歷代皇太子政治中皇權和儲君關係的大忌，就中共所謂的“黨紀國法”而言，也絕對係大逆不道的。
中國封建皇權中的國家最高權力的交接，非暴力的主要有世襲和禪讓兩種，其中以世襲製為其主流的、較為平穩的形式。毛澤東並沒有可繼承他權位的兒子。他的兩個兒子：一個死於朝鮮戰爭（毛岸英），一個係精神病患者（毛岸青）。這樣，封建專制的國家最高權力的傳承便失去了一種較為平穩的（當然唔係好的）形式。另外，無論毛內心深處係否願意和甘心，他手中的國家最高權力都只能通過“禪讓”的形式傳承給他家族以外的人。而在陰差陽錯之中，這卻使毛佔領了所謂的“任人唯賢”而唔係“任人唯親”的道德制高點。
毛澤東時代的最高權力的傳承其實係一種以禪讓為外形、以封建世襲獨有的立儲為實質的過程。在這一過程里，最高領袖擁有超出世襲制中皇帝所有的憑個人喜好來立儲或罷黜的絕對權力。和一般的封建皇權不同，這一超常的權力常常在“保證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千秋萬代不變色”的旗號下，不但決定對第一代儲君的抉擇，還涉獵對第二代接班人的建言和隔代指定。而林彪作為接班人，在自己還遠沒有登上大寶，又明知毛中意的第二代接班人係張春橋的情況下，做出了種種要把自己一旦登基後的國家最高權力讓兒子世襲的架勢，實在係一系列的昏招。因為這不僅把他自己（儲君）放在毛澤東（最高皇權）的公開對抗的對立面，而且還違反了中共所謂的“任人唯賢”的政策和路線。更何況，這還可能大大觸犯了沒有兒子接班的毛澤東的內心深處的禁忌。
在中國傳統的皇太子政治中，皇帝一般允許儲君合法地開衙建府，建立東宮的文臣武將班子，即準備隨時接班的第二權力中心。同時，封建王朝中的東宮太子一般還有自己的私人武裝。但係，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之一，就係反對劉少奇的第二權力中心。他當然也不會同意林彪在他眼皮下建立自己的文臣武將班子。作如係觀，我們便不難理解毛澤東為咩對投入林彪陣營的陳伯達恨之入骨，不惜構陷莫須有的罪名，在廬山會議後下狠手打成比劉少奇罪名還要多的“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34]因為陳伯達的加入標誌着林彪的軍人集團開始有了重量級的文臣，一個東宮太子府的雛形便躍然欲出了。
林彪自己無法建立這第二權力中心，卻縱容和幫助林立果建立這樣一個潛在的中心。無論係林立果身邊的“調研小組”還係後來擴展而成的“聯合艦隊”；抑或林立果在各地建立“上海小組”、空四軍的“教導隊”和廣州的“戰鬥小分隊”等等，都無一唔係緊緊圍繞着這位林“少帥”的左臂右膀和私人武裝。呢度林立果又觸犯了毛澤東的又一個更大的禁忌——染指軍隊、建立“軍中之軍”的秘密組織。
毛澤東為緊緊抓住對軍隊的控制，文革中連調動一個排的兵力，都必須報請他親自批准才有效。而林立果卻要在軍內建立一支相當規模的、只忠於他個人和林氏親軍和私兵，並準備用來搞武裝政變，這還不就係篡軍（黨）奪權的滔天大罪嗎？在文革中，毛澤東雖然在實際上也搞任人唯親，用自己的女兒（李訥）和侄兒（毛遠新）來配合他的“戰略部署”，並最後默許他們被提升到省軍級的職位。但係他都從不為他們配備專門的輔佐班子，更不用講允許他們建立私人武裝了。縱容和支持兒子做如此犯忌的事，恐怕在中共建國以來高幹中林彪係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還有：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政權更迭中，製造個人迷信的造神運動無一唔係為篡奪最高權力服務的。毛澤東在文革前夕和初期和林彪唱了一出君臣合作的個人崇拜的雙簧戲，也係為了從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手裡奪權，建立他個人絕對的神權權威。古往今來，為了證明他們逆行篡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陰謀家們常常藉助於“天命”講。如歷史上有名的王莽以“禪讓”為名篡漢，便事先造足了他“承天命”的輿論。毛澤東多疑寡信，又熟讀《廿四史》和《資治通鑒》之類的史書，他對於林立果被林彪集團吹捧為“超天才”的終極目的當然係心知肚明的。這同時也使毛對林彪對他搞的天才崇拜徹底地倒了胃口，“超天才”的講法更使毛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林彪在對毛的造神運動里也還僅把毛吹捧為“天才”和“第三個里程碑”，而林的年僅廿多歲的兒子竟要被奉為超越了毛的“超天才”和“第四個里程碑”。這對毛來講都不啻係一個極大的諷刺乃至侮辱，以致毛在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後不久就罕見地進行了批評。《毛澤東年譜》中有如下的記載：
7月31日（1970年）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軍幹部大會上作學習毛澤東思想的“講用報告”。林彪聽錄音後講：不僅思想像我的，語言也像我的。吳法憲稱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放了一顆政治衛星，係天才”。周宇馳、王飛、陳勵耘講這係“第四個里程碑”，林立果“係全才、帥才、超群之才，係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澤東得知此事後講：不能捧，廿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咩好處。[35]
林彪顯然沒有覺察到毛澤東在林立果“講用報告”後對他的“天才論”的吹捧早已經到了惱羞成怒的地步。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他仍然濫調重彈，用“天才論”作為向張春橋發難的理論武器。在廬山會議上，除了那幾條為林彪的進攻選取的論天才的馬列語錄外，陳伯達還同時編纂了八條林彪關於“天才”的講話，稱為〈林副主席指示〉，這些都係以往林彪在文革初期吹捧毛澤東的著名段落，如“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係世界最偉大的天才。”[36]
可以想像：這八條往日十分賞心悅目的吹捧自己的林語錄，在廬山會議上的毛澤東的眼裡卻顯得條條觸目驚心起來，因為它們無唔係為林立果的“承天命”講鋪路的理論基礎，而自己則成了被乳臭未乾的“超天才”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奠基物。為之，毛澤東勃然大怒，在他反擊林、陳的〈我的一點意見〉（1970年8月31日）里，原來也係撕破臉皮、點了林彪名的，毛寫到：“我係講主要的唔係由於人們的天才，而係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陳伯達摘引林彪同志的話多至八條，如獲至寶）”。後來，出於對林陳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鬥爭策略，他才刪去了這括號中的關鍵性的一句。[37]
其實，毛澤東對對於林彪的第二代接班人——林立果一直沒有放鬆過警惕。僅就今天陸續公開披露的啲史料來看，便可以證明毛對他係一直進行了監視的。例如，林立果在空軍做“講用報告”後不久，上海張春橋的手下就向中央秘密地提供了報告的文本。[38]毛澤東還一直通過他在空軍司令部的眼線，掌握林立果極其“小艦隊”的動向。[39]再如，林立果報告後不久，毛澤東辦公室就通知了吳法憲，阻止了林立果“講用報告”在軍內的進一步運作和出版。[40]
筆者曾經就此事採訪過一位當年被打成林立果“小艦隊”外圍成員的空軍幹部，他評論講：“毛澤東其實並不怕林彪，因為林的健康情況不可能接班。毛擔心的其實係林立果。為了防止林立果接班他也係一定要搞掉林彪的”。[41]這一講法還係頗有見地的。兒子害了老子，林立果的“超天才”少帥夢無疑係觸發毛澤東下決心罷黜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流產的政變和有益的歷史假設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係這並不排斥有理有據的研究和分析。在毛林之爭的兩個第二代接班人，即張春橋和林立果之間，我們亦不妨做啲比較。對於張春橋成為毛的接班人的後果，可能學界的分歧不會太大。比如，可以想像他和江青等毛的忠誠的追隨者們將會堅定地執行毛的所謂“繼續革命”的“既定方針”。五·七幹校、教育革命、知青下鄉、樣板戲、政治思想領域內的“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等等所謂的文革新生事物很可能會繼續落去。毫無疑問，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造成的種種災難，還會再很大的程度上延續和發展。唯一有所分歧的可能係：張春橋接班後會不會不搞生產，只搞政治運動呢？其實，根據張在上海擔任第一把手近十年的實踐，恐怕不會如此。張春橋雖然在文革初期支持工總司的“安亭事件”，搞得上海大亂，但其主要目的還係為了打倒上海市委，以便他在亂中奪權。在他掌權以後，他還係很現實地搞“抓革命、促生產”的，否則上海在整個文革中的生產技術的發展都無法佔據全國首位，毛澤東也不會考慮他作為下一任負責全國經濟的總理人選。
對如果林立果成為接班人後的分析，可能會稍微眾講紛紜啲。這很大程度上來自如下兩個因素。其一係毛澤東在“九·一三事件”後排斥眾議，向全國公布了林立果等人起草的準備武裝起義的機密筆記〈“571工程”紀要〉。毛的原意係想藉此定下林彪等人“企圖進行反革命政變”的彌天大罪，為自己的“接班人”抉擇和整個文革的失敗自圓其講。不料這一文件中的啲觀點，如把毛比作“當代秦始皇”；把文革比作“絞肉機”；把“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等等，在全國民眾中產生了共鳴。歷史的邏輯完全向著毛澤東願望的相反方向走去，這一文件加上林彪事件本身的震撼，竟歪打正着地成了千百萬民眾開始懷疑毛和文革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於是有些研究者就意圖建立這樣一個思維邏輯：既然毛係錯的，“凡係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42]，林立果等人便自然地成了解放思想的先知先覺者了。其二，出於同樣的線性思維方式，在近年以來民間重審所謂的“林彪反革命集團案”中，出現了真理多跨了一小步後的謬誤，把林彪不適當地抬高成了“正確路線”的傾向。
其實，如果我們深入細緻地梳理、剖析一下〈“571工程”紀要〉的原始文本，便不難發見這一流產了的政變綱領的廬山真面目。〈紀要〉開篇，便對為咩要寫這一文本的政治大背景做了如下九點提綱挈領的描述：
1、一場政治危機正在蘊（醞）釀。
2、奪權正在進行。
3、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
4、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
5、這種政變形式係他們慣用手法。
6、他們“故計（伎）重演”。
7、政變正朝着有利於筆杆子，而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
8、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幾多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幾多年。
9、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簡言之，林立果一行要搞武裝起義係為了保住林彪—林立果的接班人之鏈。他們已經意識到毛準備廢儲（“一場政治危機正在蘊（醞）釀”），就準備先下手為強，搶班奪權（“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因此，最高皇權係他們的原始動機和根本訴求。一切的一切都係圍繞着這一點展開的，權力惡鬥和宮廷傾軋才係他們用革命詞藻的門面裝潢下竭力掩蓋的目的和手段。換句話講，如果毛澤東沒有“改變接班人”的打算，林立果等人就不會有公開反毛的種種思想和打算，更惶論這份“武裝起義”的紀要了。呢度，我們就不難看到林立果一行和文革中出於“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大義，公開站出來批判毛澤東的劉文輝、王佩英、張志新、史雲峰、官明華、王申酉等先驅者們的根本區別了。
無論係從〈紀要〉的上述坦陳，還係從文件下面幾個部分中所羅列的種種逼宮、暗殺方法來看，林立果等人都承認：毛澤東的權力鬥爭方式還係“和平演變式的”，而他們要搞的卻係“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用“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因此，“不知有幾多人頭落地”恐怕係林立果等人的武裝起義的直接後果。根據後來披露的材料，林立果在準備暗殺毛澤東時，甚至設想過“進口一個小型原子彈”，從西單直接向中南海發射。[43]以林立果的軍事常識，他不會不知道一顆原子彈對北京千百萬民眾造成的生靈塗炭。但係為了自己的登基大業，他竟不惜鋌而走險。手段的卑鄙往往出自於卑鄙的目的。很難想像這樣一個為了一己私利，不惜製造核爆炸的野心家，會給中國老百姓帶來任何福祉，而他主持的“武裝起義”會開啟一條通向民主社會的道路。值得注意還有：〈紀要〉中多處提到他們奪取政權的途徑之一係“借蘇力量（箝）制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暫時核保護傘”來“奪取全國政權”或形成“割據局面”。林立果等人堅信：“我們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44]對此，大陸學者柳棟做了這樣的述評：
不錯，“四人幫”一派得志，中華民族肯定還得承受許多的苦難、絕望、怨憤、血淚（之後的歷史也係這樣演繹的）。但係從總體上言，相形之下，會比林家父子割據一方，造成南北內戰；尤其係引入蘇聯勢力干預中國政局所引發的嚴重惡果，其程度要減輕不少！……切莫忘了林家父子與“小艦隊”所要投奔的係咩國家！那可係“斯大林主義（體制）”和“古拉格群島”的誕生地！係禍及半個星球、半個人類之浩劫的發源地！那兒會盛開出“憲政民主”“自由平等”“人格尊嚴”的美麗花朵嗎？[45]
在人類思想史上，尤其係在文革這樣的精神世界極其封閉匱乏的時期，民眾的啟蒙常常會藉助於任何他們還可以接觸到思想資源。但係這並不等於講這些文本就係正確的“救世良方”了。一個最具反諷意義的例子係：絕大多數的文革異端思潮，都係藉助於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來批判毛澤東變異的文革理論。這僅僅係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係嗰個年代他們唯一可以安全地閱讀的精神食糧，而絕唔係講馬列主義真係批判毛主義的最好的思想武器。
分析一個政治人物不僅要看他的宣言，恐怕更多地還係要關注他的實踐。我們不妨從思想淵源、組織原則以及個人品質三個方面來進一步剖析一下林立果和他的“小艦隊”。論及他們的主要指導思想，其一當然係為林氏世襲王朝造勢的“超天才論”。如前所述，林立果被不斷升級地吹捧為“超天才”和“第三代接班人”，係“承天命”的未來的“世界領袖”。如廣州“戰鬥小分隊”的“1971年5月22日誓詞”之一就係：“永遠緊跟副部長，革命到底志不移，望敬愛的黨，把保衛副部長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交給我們，我們決心用鮮血和生命來宣傳副部長，捍衛副部長，緊跟副部長，將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進行到底！”[46]其二，係代表日本軍隊的“江田島精神”，即武士道精神。可見林立果等人的思想體系其實係來自封建王朝的天命論和現代法西斯武士道的精神雜燴。
談到“小艦隊”的組織原則，我們不妨來瀏覽一下由林立果親自審定的啲文件和規定。首先，“上海小組”的“入組須知”規定：“二，堅決執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各項命令，尤其係對小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的指示，必須認真領會，句句照辦，字字照辦；……嚴守機密。小組的一切均係絕對機密，未經請示和未得到指示時，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況。”其次，林立果籌建的“教導隊”的選拔標準有“凡係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的兵，一律唔好；凡係高幹子弟、和高幹有聯繫的，一律不收”，“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也絕不招收”。無論上海小組、還係其直屬武裝“教導隊”和廣州的“戰鬥小分隊”，都不僅進行射擊、投彈、刺殺、爆破等戰術、技術訓練，還要進行登高、巷戰、綁架、車禍、擒拿格鬥等特種訓練。“林立果還規定，‘教導隊’不僅係在上海活動，全國哪裡需要，就往哪裡調”。最後，這些秘密組織都有嚴格的紀律，特殊的聯絡密語暗號。平時“不許探親，不許家屬來隊，不準戀愛結婚；不準單獨活動，至少兩個人以上集體活動，晚上上廁所男隊員至少兩人同往，女隊員三人同往；不準打電話，電話有專人管；……”[47]從這些組織原則來看，林立果不僅要培養對他個人愚忠愚昧、具有人身依附性質的“死士”，還要建立帶有一定程度的恐怖組織色彩的親軍。
最後，對一個政治人物的評判，個人道德品質雖然唔係決定性的，但也係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儘管張春橋政治思想上極左，但在和他相同級別的高級幹部中，張在生活上卻係一直係廉潔自律的，對個人婚姻和感情生活也係嚴肅認真嘅。相比較之下，還遠沒有進入高幹層次的林立果卻係一個驕著淫逸、道德敗壞的紈絝“衙內”。從1968年到1971年，在林彪和葉群的直接支持和參與下，林立果通過軍隊的組織系統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歷時三年多的大規模“選美”（“選妃”）。如“九·一三”事件後，就在參與選美的“小艦隊”重要成員於新野家裡發現有224個名字，2,519張備選的女青年的照片。其中一人竟被上上下下，前後左右被拍了126張照片。林立果還直接參与了這些選美活動，他在上海就親自看過和面談過一百十幾位備選的女青年，其中的不少還被他用欺騙利誘等手法當場姦汙糟蹋了。林立果對政治野心的狂熱和對肉慾的追求係互為變態動力的。哪怕在“九·一三事件”他準備外逃前夕，他都讓“小艦隊”成員把兩個他的年輕的“妃子”張×和袁×送到北戴河機場等候他的“使用”。[48]當然，林立果深知：這些聲色犬馬的感官享受都係他的“接班人”的“接班人”的地位給他帶來的特權。儘管他還唔係正牌的第二代“皇太子”，但他卻預支了“皇太子”的種種特權。於是，他對這些特權的優越感越係強烈，失去它們的危機感也就越發不能忍受。為此，他才迫不及待地走上策劃暗殺毛澤東的“571”之路。凡此種種，使我們不難預測林立果執政後的畸形的中國政治縮影——一種殘酷的法西斯軍人體制，一名狂妄自大、荒淫無道的“少年天子”，一個類似北朝鮮的黑暗的世襲王朝。
呢度，一個問題會油然而生：林立果的571工程和林彪到底有沒有直接關係？對此，學界至今智者見智，仁者見仁。認為沒有關係者常常有這樣兩個的反證。一係如果林彪要搞政變，為咩不直接指揮他手下的黃、吳、李、邱等大將進行，而要把它交給毫無經驗的林立果一行？二係林彪係一代戰神，如果他要想搞政變，會搞成一場如此幼稚可笑的紙上談兵嗎？在回答上述貌似有力反詰時，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林彪手下的黃、吳、李、邱等人雖然係林的政治上的同黨，但畢竟唔係“死士”。他們獲得的政治地位和特權，並不全部來自林彪，恐怕更多地來自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事業”。如同邱會作在他的回憶錄里就坦率地承認的那樣：林彪“心裏明白，我們係因為林擁護毛主席才擁護他的”。[49]可以推測：如果林立果的“小艦隊”暗殺毛成功，他們當然會擁戴林彪—林立果黃袍加身。但係要他們跟着林彪揭竿而起，尤其係直接參与對毛的暗殺陰謀，黃、吳、李、邱等人也未必會響應。更何況這些在政壇上混了多年的“將軍們”早已經沒有了戰爭年代的破釜沉舟的豪氣。
同樣，文革中的林彪也早已經唔係當年的戰神了。正係數十年的戰爭生涯，使他長期用腦過度，神經一直處於高度的緊張狀態，壓力極大，整夜整夜地失眠。加上因槍傷直接導致的困擾終生的植物神經紊亂症和各種政治運動的折騰，使文革中的林彪無論在身體上和心理上都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病人。根據林辦工作人員回憶：“自1968年夏天，林彪的健康情況日差，聽‘講文件’的興趣驟減。過去係一天聽一兩次‘講文件’，減至為幾天聽一次，有時一個多禮拜才聽一次，而且一次只能聽一廿分鐘”。[50]林辦秘書張雲生這樣描述過林彪怎樣“從一個軍事天才變成了一個滑稽可笑的蠢才”：
1969年緊急戰備前後林彪的幾次“腦子發熱”。一次係1968年初夏，林彪叫林立果搞一種“試驗”：把兩輛單車平行地搭在一起，睇吓在戰爭打起來，各種車輛被破壞以後，它係否作為部隊交通工具的代用品。不用講，這種“試驗”很快以失敗而告終。第二次係1969年國慶前夕，林彪怕蘇聯乘我舉行國慶大典時對北京實行突然襲擊而使附近的水庫決堤，因而向周恩來提出連夜將十三陵、官廳、密雲等幾個大型水庫的水全部放掉，幸而被周恩來勸止，才使下游幾十個縣免遭水淹。第三次係1970年5月，林彪“轉車”時發現北京附近部隊的高射炮一排排放在陣地上，他怕這些暴露的高射炮陣地被蘇聯的間諜衛星偵察到了，就叫李文普找高炮部隊指揮員“研究”一種“小廟”式的掩體，將陣地罩上。這些幼稚可笑的舉措，哪裡像當年在戰場叱咤風雲的林彪？[51]
由此可見，文革中沉痾多年的林彪早已經喪失了許多他應當與時俱進的現代軍事才能，更何況現代政治暗殺和他以前指揮的大兵團作戰係完全不一樣。可以想像，即便林彪直接參与策劃，也未必一定會比林立果等人高明幾多，用這一點來反證林彪沒有參與或同意林立果的暗殺計劃恐怕係站不住腳的。客觀的史實係：在毛林最後決鬥的“九·一三事件”前夕，即便林彪想直接搞政變，在他面前還只有一支可憐的武裝力量可以動用，那就係林立果的“小艦隊”。
迄今為止披露的史料，確實沒有表明林彪參與了〈“571工程”紀要〉的制定或直接捲入了林立果的暗殺毛的計劃。但係，這並不排斥林彪知曉或默許了林立果的計劃，並把它作為自己與毛的鬥爭中的備用項。關於這一可能，中共官方在審查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時，曾提供了不少包括“小艦隊”成員和林彪女兒林立衡的揭發在內的佐證材料。[52]無可置疑的係：在和毛撕破臉皮的最後決鬥中，林彪至少係非常被動的，連“小艦隊”的不少成員也係非常怯懦的。這樣的表現出自於一種心理上和潛意識中的對毛的崇拜和恐懼。這就係“毛神話”的巨大威力，而神話這又恰恰係林自己在文革中殫精竭力地造成的。林彪作為毛主義聖壇的第一祭司，把毛精心塑造成了一個無所不能的、如日中天的神。而當他突然發現自己只有公開反抗這一自己樹起來的神祗才能生存時，他已經作繭自縛，甚至都無法轉換一下自己的政治角度了。最後，他只能倉皇出逃、折戟沉沙。然而，任何一個突發性的歷史事件總係有它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兩方面的。“九·一三事件”也同樣給毛澤東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傷害。因為連一個的第一祭司都要反抗和叛逃的神教，還能維持得住信徒們對它的神的信仰和權威嗎？縱觀毛林之間為了“接班人”的“接班人”之爭的反目為仇的過程，卻會驀然間發見歷史在又一次的歪打正着之中，同時動搖和摧毀了毛、林兩個文革派系的權力和思想地基－－文化大革命就由此開始了其急陡的下坡路。
（《當代中國研究》2016年第2期）
【注釋】
[1]高華：〈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載《廿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年10月號，第79頁。
[2]唐少傑：〈簡論文革時期毛澤東的情結和角色〉，載《文革博物館通訊（八二六）》，美國電子刊物《華夏文摘增刊》第九九四期，中國新聞電腦網絡（CND）主辦。
[3]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206頁。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270－271頁。丁凱文、司馬清揚：《找尋真實的林彪》，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第382頁。
[4]同上。
[5]毛澤東：〈九大毛澤東主持會議錄音記錄稿（之六）〉（1969年4月28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出版，2002－2015年。
[6]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8頁。史云：《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第372－373頁。
[7]於運深口述、舒雲整理：〈我給林彪當秘書的最後一年〉，重慶：《昨天》（電子刊物），2015年8月30日，第56期。
[8]張春橋：《張春橋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31頁。
[9]王力：《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964、999－1001頁。
[10]這兩篇文章分別刊載於《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三期和第四期。
[11]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第258頁。
[12]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第740頁。
[13]史云：《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香港：三聯書店，2012年，第388頁。
[14]同注[12]。
[15]〈周恩來在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2月1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541頁。
[16]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8年。第187－190頁。
[17]閻長貴：〈江青秘書談江青：閻長貴訪談錄〉，載向繼東編：《歷史深處有暗角：中國現代名人訪談錄》，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81頁。
[18]閻長貴：〈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19]〈林彪反革命別動隊頭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彙集（初稿）〉（1973年4月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第四屆五次擴大會議絕密材料，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
[20]〈中共中央關於印發反革命政變綱領“‘571工程’紀要”的通知〉（1971年11月14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國研究中心，2015年第三版。
[21]毛澤東：〈在武昌與華國鋒、汪東興的談話〉（1971年8月25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
[22]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第684、705頁。
[23]同注[12]，第781頁。
[24]同注[7]。
[25]同注[21]，第793、801頁。
[26]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桂林：灕江出版社，1996年，第384頁。
[27]張聿溫：《你所不知道的嗰啲事兒：林立果“小艦隊”興亡始末》，北京出版社，2014年，第14頁。
[28]張雲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上）》，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3年，第110,173－174頁。
[29]同注[27]，第41頁。
[30]《歷史的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犯紀實（上）》，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年，第99－100頁。
[31]同注[27]，第95－97；103頁。
[32]同上。
[33]楊成武：《楊成武將軍自述》，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41頁。
[34]見〈中共中央關於批發《關於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反革命歷史罪行的審查報告》的通知及附件材料〉，1972年7月2日，中發（1972）25號。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
[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16頁。
[36]同注[27]，第128－129頁。
[37]同上，第127－128頁。
[38]同注[11]，第232－233頁。
[39]丁抒：〈毛澤東和他的女譯電員〉，香港：《開放》雜誌，2000年4月號。
[40]同注[27]，第103頁。
[41]1976年6月筆者在紐約文革四十周年討論會上對陳昭的採訪。
[42]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80頁。
[43]同注[27]，第362頁。
[44]所有這些引語都來自〈“571”工程紀要〉。
[45]柳棟：〈解讀“571工程紀要”〉（2015年11月2日），載《共識網》。
[46]同注[27]，第204頁。
[47]同上，第200,202－203頁。
[48]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56－163頁。同時參見注[27]，第258，264－265，360頁。
[49]同注[22]，第954頁。
[50]同注[28]，第146頁。
[51]張雲生：〈打開歷史迷宮的一把鑰匙—淺談林彪的病及其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載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第546－547頁。
[52]“小艦隊”成員李偉信的“筆供”，載〈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1972年1月13日）。“小艦隊”成員魯珉的回憶，可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北京：解放軍出版社，第302－303頁。林立衡的最初揭發，可見其〈對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後的回憶〉（1971年10月），轉引自余汝信編《“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第2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