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4日晚，官方承認共產黨罪行的第一個轉折點來臨。當時，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蘇共第20屆大會上走上講台。大會議程係閉門進行；只有大會代表在場。在一片鴉雀無聲中，代表們被所聽到的驚得目瞪口呆。只見黨的第一書記在發言中系統地廢除了斯大林作為〝各族人民的父親〞、〝天才〞的形象。30年來，斯大林一直係世界共產主義的英雄。這份報告，作為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講〞而留名於世，係當代共產主義生命中的分水嶺之一。儘管只係作為一種策略性讓步，但一位共產黨高層領導人首度正式承認，嗰個在1917年奪取權力的政權，發生了犯罪性〝偏離〞。
赫魯曉夫打破蘇維埃政權一大禁忌的動機很多。他的主要目標就係，將共產主義的罪行歸咎於斯大林一人，從而與邪惡劃清界限，並一勞永逸地剷除它，以挽救蘇共政權。攻擊斯大林集團的決心，同樣也影響了赫魯曉夫的決定。該集團篤信他們前任老闆所實行的方法，並妨礙了赫魯曉夫的權力運作。從1957年6月開始，這些人被有計劃地撤銷職務。但〝政治上判死刑〞之後，實際的死刑並未接踵而至。這種現象為蘇聯1934年以來的首次。這個引人注目的細節本身就講明，赫魯曉夫的動機比較複雜。他擔任烏克蘭共產黨黨魁多年，以該身分實施並掩蓋了對無辜平民的大規模殺戮。他可能已經厭倦所有這些流血事件。在其回憶錄中，他自然關心把自己描述成一副討人喜歡的形象。赫魯曉夫回憶起自己的感受：〝大會將要結束，決議將被通過，一切都係例行公事。然後又怎樣呢？數百和數千被槍決的人將留存在我們的良心上。〞因此，他嚴厲斥責其同僚：
〝對所有嗰啲被捕和被清除的人，我們將如何處理呢？⋯⋯我們現在知道，在鎮壓期間遭難的人係無辜的。我們有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他們遠遠算不上人民的敵人，他們係誠實的男人和女人，忠於黨，獻身革命，致力於列寧主義事業和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我依然認為，掩蓋一切係不可能的。人們遲早會從監獄和集中營出來，返回城市。他們會把所發生的事告訴其親戚、朋友、同事和每個回家的人⋯⋯我們不得不坦率地向代表們談及上述嗰啲年黨領導層的行為⋯⋯我們怎麼能假裝不知道所發生的事呢？我們知道，黨內曾有過鎮壓統治和專斷統治，我們必須告訴大會我們所知道的⋯⋯任何犯了罪的人，其生命中都有這樣的時刻：坦白將保證讓他獲得寬大處理，如果唔係為他脫罪的話。〞
啲人對斯大林領導下所犯罪行負有部分責任，另啲人因其在任前輩被清洗而獲得晉陞。他們心中生出一種懊悔之情——一種不冷不熱的懊悔、一種自私自利的懊悔、政客的那種懊悔，儘管如此，畢竟係懊悔。必須有人來停止那場屠殺。赫魯曉夫當時有膽量這樣做了，儘管1956年他還係將蘇聯坦克派進了布達佩斯。
1961年，在蘇共第22屆大會期間，赫魯曉夫不僅回憶起受害的共產黨人，也回憶起斯大林所有的受難者，甚至提議豎立一座紀念碑來紀念他們。此刻，赫魯曉夫可能已經逾越了一條無形的界限。越此界限，共產主義存在的理由，即對共產黨權力的絕對壟斷，就受到挑戰。這座紀念碑從未見過天日。1962年，這位第一書記批准出版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1964年10月24日，赫魯曉夫被剝奪權力，不過得免一死。1971年，他在無聲無息中死去。
對於〝秘密演講〞的重要性，存在着相當程度的學術共識。該演講代表着共產主義20世紀的發展軌跡已被根本性地打破。在1954年即將退出法國共產黨之際，弗朗索瓦．傅勒曾就此話題寫下這些話：
〝突然之間，1956年2月的‘秘密演講’只手粉碎了當時在全世界盛行的共產主義理念。譴責斯大林罪行的聲音並非來自西方，而係來自莫斯科，來自莫斯科的‘至聖之地’——克里姆林宮。這唔係某個遭排斥的共產黨人的聲音，而係世界共產黨領導人——蘇共黨魁的聲音。由前共產黨人提出的指控往往會受到懷疑，而赫魯曉夫的講話卻為他添彩，給他帶來榮譽⋯⋯‘秘密演講’在人心中具有的不尋常力量，就源於無人對其表示反對。〞
這一事件特別弔詭，因為啲同時代的人長期以來都向布爾什維克警告這種作法所固有的危險。從1917年到1918年，不滿情緒甚至就在社會主義運動自身內部出現，包括相信〝來自東方的巨大明燈〞的人中。這些人突然毫不留情地批評布爾什維克。實質上，這場爭執集中在列寧所使用的方法上：暴力、犯罪和恐怖。從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布爾什維克的黑暗面被很多證人、受害者和有經驗的觀察者（以及無數的文章和其它出版物）所曝光。但人們不得不等待時機，直到共產黨統治者們自己願意承認這一點。唉，這個無疑很重要的進展之意義，被越來越多的公眾輿論曲解為承認了共產主義的過錯。這確實係一種曲解，因為〝秘密演講〞僅處理共產黨人作為受害者的問題，但至少這係朝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它首度證實了證人的證詞和以往的研究，也證實了長久以來的懷疑：共產主義對在俄國造成巨大悲劇負有責任。
很多〝兄弟黨〞的領導人起初都不相信有必要跟隨赫魯曉夫潮流。拖延了一段時間後，其它國家的幾名領導人的確效仿赫魯曉夫曝光了這些暴行。然而，直到1979年，中國共產黨才把毛澤東的政策劃分為〝很大的功績〞和〝很大的錯誤〞；前者延續到1957年，後者始於那之後。越南人則滿足於躲躲閃閃地提及波爾布特犯下的群體滅絕罪。至於卡斯特羅，在其領導下所犯的暴行則遭到否認。（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