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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來歷

歷史 雅婷 4个月前 (07-14) 113次浏览

「中國」的來歷

古史探源

尋常稱謂,往往有深意,我們太熟悉了,反而忽視。

例如「中國」,誰人不知?可猛然一問,就發現自己無知。

還是請教專家吧。於省吾老先生,早就寫了《釋中國》一文,他告訴我們,「中國」一詞,至遲西周初年就已出現,他提到了一件物證。

1963年,陝西寶雞賈村出土一口「何尊」,「尊」為酒器,用青銅製成,鑄有銘文12行122字,有三字殘毀。銘文記載了成王五年在成周(今河南洛陽)建都一事,是成王對宗族小子何的訓誥。其中提到,武王克商以後,曾告於上天:「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我已經據有中國,統治這些百姓了。」「或」是地域,用城牆圍起來——「口」,就成為「國」了。

所以,我國最早的一部字典漢代的《說文解字》就說,「國」字,「從口,從或」,意思和「邦」字一樣。後來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也說,「口」是指疆界,「或」就是域字。清人段玉裁作《注》說,「古或、國同用。」

這樣,他就從金文中找到「中國」的來歷了。同時,他還指出,在《尚書》裡面,有「梓材」一篇,也提到了先王和「中國民」,說皇天已將「中國民」和疆土都託付給先王——武王了。按照王國維的「兩重證法」,我們基本上就可以確認,「何尊」和《尚書》都提到的周武王時,已經有了「中國」名稱。

胡厚宣先生《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一文,則以甲骨文為據,考釋出商自稱「中商國」,因而斷言,此為「中國稱謂的起源。」

然而,商雖有中心意識,但其中國觀念尚未形成。因為中國的原型與都城有關,而商朝老是遷都,所以,商的中心意識很難上升為中國觀念。

中國觀念的形成,與封建制並行。西周初年,行分封,授民授疆土,要有一個中央國的存在為前提,而王權所在地,通常就是這樣一個中央國——中國。《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曰:「中國,京師也。」

中國綏服四方,靠什麼呢?靠封建制。周以封建制,使天下中國化,將中國逐步做大。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被蠻戎夷狄包圍。那時,吳、越、閩、楚為蠻,秦為戎,齊、魯雖為封建之地,但周邊都是夷,用夷禮。到了東周時期,吳、越、楚、秦、燕等蠻戎之國,都中國化了,加上西周封建的魯、齊、晉、宋、蔡、陳、衛諸國,一個封建制的中國化的天下觀版圖就初具規模了。

近人柳詒徵指出,中國之名始見於《禹貢》,為後世沿用。《禹貢》也是《尚書》裡的一篇,成於何時,則言者紛紛,而他確信,《禹貢》篇成於「茫茫禹跡,畫為九州島」之時,他說《禹貢》地理觀,是一個文化中國的大格局。

此說甚宏,可當今學者卻以為可疑。文化認同也要拿出證據來,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因此,當青銅器「何尊」出土時,中國之名就從「茫茫禹跡」後退到了周武王時,最多也就追溯到殷商甲骨文裡,再往前就沒有了證據。而《禹貢》裡的「九州島」、「五服」天下觀,似乎也應該退到周初封建時才合理。

帶有空想政治文化色彩的《禹貢》,其實是殷周之際武王革命以後,新的王權對神州大地所作的區分和安排。以流域規劃疆域,將國土分為「九州」: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封建確立「五服」: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以文化想像力設計中國化的地緣政治藍圖。

《禹貢》以「九州島」劃定華夏地域,而以「五服」經營之。「五服」,以京師為中國——東漢劉熙曰:「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向四方發展,每五百里為一「服」,這樣一看,《禹貢》的地盤有多大呢?向東到了海邊,往西靠近沙漠,從南到北都貫通了,這樣一個規模,大概就是西周初期的天下了。

這篇文獻,雖然不到1200字,但很重要。文明初期,先民就有如此宏偉的國土意識和制度觀念,實在令人驚嘆。《周禮》將「五服」發展為「九服」,但大的格局未變,後來,歷朝歷代基本上都按照這一設想經營中國。

周禮,是一種制度性文化,是以宗法為內核、分封為外殼的封建制政治文化,而《禹貢》裡的天下,就是這種封建制文化在地理空間上的表達。

當封建制用「五服」來表達時,「綏服」是關鍵。甸服、侯服都是中國化了的,而綏服是華夷之辨的前線,所以說,綏者,使之綏安邊境而守衛中國也。綏服五百里,分為兩部分,其內三百里,因為接近侯服,而行文教,使之中國化;其外二百里,則近於要服、荒服,故行武衛,奮武以衛天子也。

周初分封,要求魯、衛兩國,用周法而行文教,而齊、晉兩國,因為迫近夷狄,所以要用戎法,奮武衛以攘夷。「五服」之中,自綏服以外都是夷狄之地,文教不及,就以武力。綏服以外尚有要服、荒服,則羈縻而已。

孔子說「吾從周」,他周遊列國,就走了一條「吾從周」的路線。首先,他去投奔的國家,都是早已中國化了的宗周懿親之國,如魯、衛、齊、晉、宋、蔡、陳諸國,而非秦、楚、吳、越等蠻戎之邦;其次,在周初封建的各國中,他呆的時間最長的是用周法的魯、衛兩國,而非用戎法而強的齊和晉。

不過,他對於齊和晉的霸業,還是給予了一定程度的尊敬,他曾說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是他的前輩,幫助齊恆公尊王攘夷,成就霸業,一度成為他的榜樣。所以,他說,如果沒有管仲,我大概就要光著一隻膀子穿衣,披頭散髮做人了。這樣做人,當然不是做中國人,而是做夷狄之人了。

這便是孔子對管仲奮武衛的讚揚。在孔子看來,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做什麼人。為此,他建立了一套關於人的觀念體系,其中有等級和名分,有仁義和親情,但不管有什麼,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做什麼人,是做中國人,還是做夷狄之人?這就是華夷之辨,是根本,如果連中國人都做不成了,還談什麼禮啊仁!

因此,齊國很重要,他生平第一次政治活動就在齊國。本來齊景公要重用他,可他卻有一套改革齊國政治的想法。當時,齊、魯兩國毗鄰,如果按照「五服」來分屬於綏服,魯行周法揆文教,齊行戎法奮武衛,孔子想把兩者結合起來,結果,齊國政要晏嬰等人嫌文教繁瑣,與齊的立國精神不符,而拒絕了。

後來,他周遊列國時,還想到晉國去試一下,可他北上,剛到黃河邊,就聽到了不幸的消息,趙簡子在晉國執政,殺了他仰慕的兩位賢人,所以,他就停下腳步,不想去了。他認為,這兩個國家都不行了,就要亂了。

於是,他的眼光轉向西邊的秦國,秦雖西戎小國,可自從佔了周地以後,移風易俗,中國化了,而且繼齊、晉以後,奮武衛,行霸道,尊王攘夷,也成就了霸業。因此,當齊景公問他,秦國為何能稱霸時,他回答說,秦雖小國,可志向遠大,秦雖地僻,但立國中正。他這樣回答,就是承認秦為中國了。可他對於來中國爭霸的南蠻楚和吳、越,雖然也關注了,卻沒有這樣來評價。

後來,齊、晉兩國果然就亂了,田氏代齊,三家分晉,周初封建的其餘各國,在兼併戰爭中也紛紛倒下,中國的封建制格局全然改觀,中央之國已不復存在,可中國的領域卻日益擴大,原先是蠻、戎的楚、秦兩國,在血與火的洗禮中,全盤中國化了。中國大了,封建制垮了,中國的統一性來自文化。

於此,我們可見孔子的偉大。他建立了一個從堯、舜到周公的道統,這道統是文化中國的命脈,他自始至終維繫著。用周法不行了,可周道還在;王朝中國垮了,可文化中國還在。他在封建制的禮崩樂壞中,時常夢見周公。

從孔子開始,中國文化第一次有了歷史意識,孔子去世以後,留下一部《春秋》,為中國立史。錢穆說,中國人以歷史為宗教,有道理。如果修正一下,說儒者以歷史為宗教,那就更為合適。儒者的思想,經常是以「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來開頭的,以歷史為據,而非以公理為前提,乃儒者的思維方式。

《春秋》立史,道統始有載體,中國亦有文化可倚。歷史,是文化中國的圍城——「口」,修史,如修長城。他的歷史觀象烽火臺一樣,監護著歷史。

如果說傳說中的禹是國土化中國的開闢者,那麼周公就是制度化中國的創立者,而孔子則是文化中國的奠基者。只要文化中國還在,國土丟了,可以恢復,制度垮了,可以重建。不是所有的戰爭都會帶來統一,可只要文化中國在,無論怎樣的亂世之戰都會趨於統一;不是所有的異族入侵都能被驅逐,可只要文化中國還在,異族統治者早晚要被同化,國權終將被收復。直到明亡以後,顧炎武還在說「亡國可以」,可「亡天下」不行,天下是什麼?就是文化中國。

周公的封建制中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一種國家主義的戰略,以中國為中心,經營天下,雖然輔之以制度性的文化——周禮,但它基本上還是以王權為中心的王朝政治文化。而孔子卻在逐漸僵化的制度性文化——周禮中,注入了一種新的思想——中道思想,一種新的精神——仁愛精神。以中道立國,是為中國;仁者愛人,使中國超越王朝,而具有了普遍的理想性——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正如耶穌用愛改造了基督教一樣,孔子以仁確立了中國精神。

國號反思

歷代王朝,作為中國代表,都以中國自居,卻不以中國為國號,這是為什麼?直至近代以前,以中國為國號,還不曾有人提出過,這又為什麼?

中國觀念,按照魏源在《海國圖志》裡的說法,是世界性的。

佛生於印度,故佛教以印度為中國;耶穌生於如德亞——伯利恆,故天主教以之為中國,而真主生於天方國——麥加,故回教亦以之為中國。

以宗教發源地為中國,此說不知何據。耶穌與佛陀皆以個人體驗創教,猶太教拒絕耶穌,印度教排斥佛陀,所以,耶教西行,而佛至東土。

於本土尚難以立足,如何能使之成為中國?此說不足為憑。

可東方的印度和日本,都有過「中國」一說,章太炎先生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說道:「印度亦稱摩揭陀為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為中國。」

太炎先生認為,印度、日本之中國是地域中國,僅僅是作為地理空間上的中心與邊緣來使用的,不具有王朝的屬性,也沒有天下觀的主張。

山陽國或許如此吧。日本平安時代,延喜年間,政府頒布文告,將日本驛站按地區分類,分為近國、中國和遠國,山陽國居中,稱為中國。

可摩揭陀國自詡中國,卻有著「舉領域以對異邦」的意味。

那時,亞歷山大率馬其頓軍入侵印度,在恆河流域留下一支軍隊,就回西方了。摩揭陀國有一個世代飼養孔雀的家族,出了個旃陀羅.笈多。

他自稱「月護王」,推翻難陀王朝,自立為王,趕走馬其頓駐軍,統一北印度,建立孔雀王朝。至阿育王時,其國強勢,亦不遜於我國秦、漢。

因此,在恆河流域,就出現了摩揭陀中國,與漢土之中國相似。

而此前,在印度河流域有過一個中國,那是由雅利安人入侵形成的婆羅門教中國。摩揭陀國興起時,原來的中國已經衰落,恆河流域成為中國。

與此相應,佛教也在此興起,與婆羅門教分庭抗禮。釋迦牟尼在摩揭陀國居住最久、教化最盛,精神文明的中心隨之轉移到摩揭陀國的王舍城。

當孔雀王朝興起時,佛教成了國教,而摩揭陀,即是佛教中國。

僅僅過了一百多年,孔雀王朝就崩潰了,摩揭陀中國隨之解體。因此,無論制度建設,還是國土經營,論規模,摩揭陀中國都不及漢土之中國。

尤為不及者,乃摩揭陀中國沒有形成以歷史為基礎的文化中國。

可有一點卻如出一轍,那就是它們都沒有以中國為國號,都把中國看作是王朝的領域。中國是王朝的領域,這一基本事實,決定了中國的性質。

王朝都是家天下,用家天下的眼光來看中國,自然就把中國看作是王朝的領域了,而且盡量凸現王權的廣延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因此,中國成了王朝的屬性,用朝代來命名中國,以表明中國的王權主體性及其家天下性質,對外建立朝貢關係,對內則以中央集權統治。

這樣的「王土」中國,缺乏獨立性格,不能從王朝屬性裡超越。

所以,只要王朝還在,中國就不會成為國號,除非王朝退出。

王朝中國如此,文化中國呢?也如此,同樣沒提出中國的國號。

傳統文化是政治文化,正如中國是王朝的屬性,不能脫離王朝而存在,文化成了政治的屬性,也不能離開政治而存在,而政治,都是王朝政治。

在王朝政治下,文化中國究竟有什麼用呢?作資治通鑒用。

可一旦王朝政治式微,天下安危就要靠文化中國來維繫了。

當國家分裂時,文化中國便是歷史的統一體,為國家統一提供範式;當改朝換代時,文化中國以道統為基地,為革命者提供合法性依據;當異族入主中原,建立王朝中國時,文化中國依然屹立,或以夏變夷,或以革命攘夷。

正是有了文化中國的存在,我中華民族曆數千年,而至今未衰。

關於文化中國,《明儒學案》卷二十四說是:「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

清朝入主中國,深諳此道,那時,中國士大夫對新朝仍心有芥蒂,雍正皇帝對此很不滿意,發上諭教訓他們時,就拿出了文化中國的老底。

他看本朝人刋寫的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都要留空白,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彞」,以虜為「鹵」,就皺起眉頭,說「閱之殊不可解」。

以夷虜為忌諱,就是在內心裏,還認為清朝是夷,這樣的避諱,與其說是出於敬意,而毋寧說是有意無意的帶有某種地域和民族性的鄙視。

對此,他認為不可理喻,斥之為「背理犯義而不敬之甚者也」。

他說,是不是中國,不應該從地域上來分,而應該從道統上來確認,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中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就是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所用之人,都是中外一家之人,所行之政,也是中外一家之政。

這還不是中國麼?不去想這個文化中國,老懷念舊的王朝中國,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忘了天命已有新安排,如此「不且悖謬已極哉」!

應該說,這位雍正皇帝非常厲害,他的駁斥還是很有力的。

還是這個皇帝,他除了要解決新舊兩個王朝中國的矛盾,還要面對中國之教與西洋之教的新矛盾,他說「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必不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似乎並不包括西洋。西洋既不屬於《禹貢》「五服」,也不在《周禮》「九服」,既然在漢土天下之外,它也就算不上是夷了。

不僅不以夷視之,而且還心嚮往之,《兩漢博聞》卷十一「大秦國」說,海西有大秦國,也叫做海西國,「其人民皆長大平正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那時稱西方,不稱西洋,而稱西海,按照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說法,《後漢書》所說的「西海」,就在波斯灣及紅海一帶,而「海西國」則位於波斯灣及紅海以西,即埃及。埃及的亞歷山大「Alexander」城,漢語簡稱「黎軒」。

黎軒乃托勒密王朝之埃及,後來,被羅馬滅亡,就變成了大秦。大秦是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埃及,以亞歷山大城為中心,向東延伸至亞洲地區。

白鳥說,西漢時中國人已知有黎軒國,但不知其詳情。一至後漢,始悉世界財寶,都彙集於此,其富有之情狀,實非中國可及,便言其祖先,皆原自中國,因漢之前為秦,故以秦人稱之,稱大秦者,乃身高體大之謂也。

「類中國」的大秦,豈止非夷,而且還出聖人,清初南懷仁《坤輿圖說》卷下說,中國稱西方有聖人,大概就是指這一帶,古名叫大秦。

不光漢人有此大的胸襟,晉人也如此。法顯西行求法至印度,著《佛國記》,言及釋迦牟尼、阿育王時,就介紹了印度的中國。晉雖亂世,可晉人的神經卻未衰弱,心裏能放下兩個中國,一個是祖國中國,一個是佛國中國。

法顯,六十西行,七十習梵文,八十譯佛經,開了我國向西方學習的先河,後來,才有了唐玄奘西行取經,才有了鄭和下西洋和傳教士東來。

可自從雍正皇帝發了「彼西洋之教必不行於中國」的上諭後,王朝中國就開始對文化中國進行審查了,欲遏制文化中國的自由化傾向,使之完全納入王朝體系,最明顯的標誌性工程,就是乾隆皇帝啟動的纂修《四庫全書》。

別的不說了,就說《四庫全書》的編纂者們,對書的審查吧。

對於《佛國記》,審曰:「其書以天竺為中國,以中國為邊地,蓋釋氏自尊其教,其誕謬不足與爭。」法顯「以天竺為中國」,只是陳述歷史,並認同之,並未以祖國為邊地,否則他就不會渡海,歷盡磨難,要把真理帶回來了。

據說,他在太平洋漂泊了一百多天,看見了美洲大陸,然後,漂流至山東嶗山,終於回到了祖國。這樣一位驚天地的文化英雄,竟被斥為謬者。

對於利瑪竇所著《輿地全圖》,則以畫鬼魅視之,以為目不能見,足不能至,欺人而已。而明朝的萬曆皇帝卻把這幅地圖掛在宮廷裡,給王子們看。

《坤輿圖說》是南懷仁為《輿地全圖》所作的解說,可他們對其中所言世界各地,已毫無興趣,別說像法顯那樣,去世界實地考察一番了,連案頭的文獻調查工作也沒做,就斷言它是從我國古書裡剽竊出來的,不值得一提。

還有《職方外紀》,明代傳教士艾儒略撰,卷一有「亞細亞總說」一篇,說中國居亞細亞東南,自古帝王立極,代有聖人,文物禮樂衣冠之美,與夫山川土俗物產人民之富庶,遠近所共宗仰。他們除了對此有興趣,其餘皆斥之。

正是有了《四庫全書》打底子,乾隆皇帝在接見英使馬嘎爾尼時,才有了十足的天下觀底氣,並以天朝的派頭,向西洋關閉了中國化的窗口。

那時,滿蒙已經中國化了,青藏也中國化了,越南和朝鮮似乎成了中國化的邊緣地帶。傳統意義上的夷狄都變成中國了,新的夷狄在哪裡?

在西洋。天朝不是漢唐,沒有對西方的嚮往,不再用「類中國」的眼光看西方。而西方,自羅馬帝國——「大秦」以來,就在尋找中國,尋找那個像絲綢一樣優美的中國。當馬可波羅告訴西方,他到了中國時,西方激動了。

傳教士們接踵而來,將中國文化傳遞於西方,致使西方啟蒙運動,受了中國思想的影響。當啟蒙了的西方人來到中國時,中國卻稱他們為夷狄。

利瑪竇去世,明萬曆皇帝給予了很高的禮遇,賜北京西郊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安葬利子。下葬時,文武百官都來行禮。

一太監問相國葉向高,遠方來賓,從來就沒有賜葬,何獨厚於利子?葉回答說,其它事都不論,僅翻譯《幾何原本》一書,就應該賜一塊葬地。

清初,康熙皇帝延續了這一做法,湯若望、南懷仁去世以後,就在利馬竇的墓旁,賜地安葬,並用滿文、漢文、拉丁文三種文字刻寫了碑文。

從雍正開始,一改此例,禁傳教,並驅逐傳教士。到了乾嘉時期,傳教士都被驅逐無餘,夷教銷聲匿跡。夷教受難,乃中西文化衝突之始,可誰知?

天朝驅逐了上帝的使者——傳教士,西方又派來了魔鬼——鴉片煙。

一個抽鴉片的中國,被西方瞧不起了,連地球是圓的都不知道,還要自稱中國。漸漸的,中國人的思想,受了近代科學的影響,也從天圓地方中解放出來,知道了地球是圓的,戊戌變法時,湘人皮嘉佑著《醒世歌》喚醒世人:

若把地球來參詳,中國並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渾圓物,誰是中央誰四旁?

如同日心說打擊了基督教一樣,地圓觀念顛覆了王朝中國。同為湘人的葉德輝對此很不滿,寫信給皮嘉佑的父親皮錫瑞,用「五行」說來解釋。

他說,地球是圓的,不能指定一地為中,但在「五行」裡是有中央的,亞洲居地球東南,中國居亞洲東南,而五行之位,以東南為首。以五色配五行,黃屬土,土居中央,而中國人都是黃種,可見開天闢地時,就把中國人放在了五行的中位。為此,他自鳴得意,指出「西人笑中國自大,何不以此理曉之」?

他哪裡懂得,「此理」在西方人看來更為可疑,臆想的「五行」說,也就說說而已,哪能當作真理?!真理要拿出證據,並用實踐來證明自己。他能拿出怎樣的證據來證明臆想的「五行」方位符合近代科學原理,而中國又能以怎樣的實踐來證明自己的中心地位?以「此理曉之」,只能增添幾分文明的滑稽。

王朝中國的破落已毋庸置疑,不過,還有文化中國可以堅持。

同治年間,當美國公使蒲安臣率清朝使團出使歐美時,有個名叫志剛的滿人隨同,並出任副使,此行,他寫了一本遊記,叫做《初使泰西記》,遊記裡提到「前在西國,客問使者曰:地球上無土而非國也,中國之說何謂也?」

這「使者」當然就是他本人了,他的回答比葉德輝要高明得多:

「中國者非形勢居處之謂也。我中國自伏羲畫卦已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以至於今,四千年,皆中道也。非若印度之佛言空,猶太之耶穌言愛……所謂中國者,固由歷聖相傳中道之國也。而後凡有國者不得爭此中字矣。」

他不為王朝中國爭,卻為文化中國爭,也虧他能爭得如此理直氣壯,可見他不光是道統中人,還是中西會通之人。當時,能支撐中國臉面的,也就這道統了。可沒過多久,等到郭嵩燾出使英國時,連文化中國的臉面也被挑戰了。

因為,他居然發現「西洋立國,有本有末」,而其本,則在國之政教,其末在商賈,而造船制器,「又末中之一節也」。其政教之本有二,一是議院政治,一是民選政治,而國人「師夷之長技」,並未師其本,而是師其末之末也。

他在《使西紀程》裡寫道:「西洋所以享國長久,君民兼主國政故也。」談到英國兩黨制,他說,二百年前,英國就「設為朝黨、野黨,使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劑之以平」。他還比較了中英兩國的政治,他說「西洋君德」,沒有能跟我國先王相比的,就連伊尹、周公那樣的宰相業績,「亦未有聞焉」。

但中國政治,是聖人一身之政治,而西洋政治,為一國公民政治,是以「聖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隨之以治亂」,而「西洋治民以法」……

本來,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是十分有信心的,武力或有不如人時,文化永遠自鳴得意。可郭嵩燾這麼一說,中國人在文化上也挺不起來了。原來只以為強國之技不如人,現在懂得了連立國之道也不如人,這黃昏的貓頭鷹!

書中不僅將古希臘的「巴子」(柏拉圖)、「亞子」(亞里士多德)和中國的孔、孟相提並論,而且對朝廷擬制的國旗「黃龍旗」,提出了批評。

當時,中國正在組建海軍,要有一面國旗作為標誌,總理衙門向慈禧提交了各種方案,其中就有黃龍旗。慈禧認定「龍」為君身,金黃乃皇家之色,就選了黃龍來代表大清——王朝中國,命水師船艦都要懸掛三角形黃龍旗。

可郭嵩燾在書裡唱反調:國旗都是長方形的,沒有三角形的,而且船上掛黃旗,是有人病危,向別船醫生求救助的信號,以此為國旗「太為失考」。

他還天真地把書稿寄回國內,交總理衙門刊印,結果成了靶子。

多年以後,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裡談起這段往事:「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文明。噯呦!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日日奏參,鬧到奉旨毀板才算完事。」

別看朝廷總拿中國說事,可那是天下觀裡的中國,國際關係中的中國觀念尚未形成,因此,有關中國的一切,都是急時抱佛腳,得過且過。

為了組建海軍,湊合了一面國旗,過了二十多年以後,李鴻章才發現,光有一面國旗還不夠,還需要有一首國歌,於是,又臨時湊合出了國歌。

1896年,李鴻章作為外交特使赴歐洲訪問,他沒想到,每到一國,除了對他表示歡迎外,還要演奏中國的國歌,可他哪裡有什麼國歌?

這個聰明透頂的傢伙,能隨機應變,臨時湊合,就找了一首七絕詩,配以古曲,唱道:「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真是雍容華貴,一派帝王家的氣象,就權當國歌了。

又過了十五年,才有典禮院向末代皇帝呈覽「國樂」《鞏金甌》,「鞏金甌……帝國蒼穹保……」可老天不保佑,六天以後,武昌起義就爆發了。

國旗、國歌就這麼湊合,還有國號呢?家天下,要國號幹什麼!

黃遵憲曾建議過,以「中國」為國號,作為本國對外統稱。

他說,世界各國,皆有總名,獨中國無之。因此,各國稱謂我國,有稱漢的,有稱唐的,日本人或稱唐,或曰明——不承認清,都以朝代稱。

而印度人或稱震旦,或曰支那,英吉利人言差那,法蘭西人謂差能,各國譯來譯去,都不是我國固有名稱,真可謂「名不正,則言不順」。

可朝廷正「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顧不上為中國正名。

今日且過,寧有他日,今年且過,難挨明年,我土我民,豈有待於此老態龍鍾之王朝來安排耶?國旗湊合著掛了,國歌也湊合著唱了……

起初,還指望立憲,可立憲泡湯了;後來,轉向革命,王朝終結了。

此次革命,超越了儒者革命的傳統,具有了一種新的理想性——民主,正是這種新的理想,使中國走出天下觀的樊籬,從王朝屬性裡解放出來了。

中國人第一次脫離王朝而有了獨立的國體意識,而有了《少年中國說》。

1900年,是二十世紀的起點,中國正在遺棄王朝的皮囊,要獨立於世了。梁任公得風氣先,思想如雷如電,目光穿越千年,直面當前,他發現:

在王朝的廢墟上,正走來一位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美少年,那是誰?啊,中國!從青色的春天裡走來,充滿了青春的氣息,那便是青春中國。

天地之際,青春受謝,方死方生。美哉!舊王朝方死,新中國方生,方死者如夕照,如秋後柳,如地上霜,方生者如朝陽,如春前草,如山中泉。

天地大矣,前程遼矣,日月所照,風水所及,新中國萌芽矣。

以往之中國,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制之國,何嘗有國也?惟有朝廷耳。

朝也者,一家之私產;國也者,人民之公產。梁氏此說,或出自西學之民主思想,亦源於文化中國之民本理想,他基於民本理想,而有民主主張。

他說,國體發育有如生命,以少年中國言之,則堯舜以前為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為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迄於今為童年時代,而今將入少年之境界。

老大之王朝中國方死,青春之民主中國方生。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

所以啊,今天的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我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我國雄於地球。

讓我們為青春中國禮讚,為民主少年祝福吧!祝他們: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

美哉我青春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1902年,他發表了預言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提出,理想的國號,應該叫做「大中華民主國」,而理想的開國紀元就在1912年,這一年啊,剛好就是中華民國元年。新中國啊,非由王朝中國轉化,乃從文化中國分娩。

民主為新中國接生,早就被他預言。冬天已經來過,春天怎會遙遠?

【編後註:文中指的「新中國」並不是指「中共國」】

來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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