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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國初期「黃金時代」的真相

  • 歷史

20190802080142682

由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宋永毅主編的《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由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出版。這是歷時長達16年編輯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的最後一部。其他三個分別是《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1966-1976》,《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1957-》和《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1958-1962》。這些資料庫把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期的中國政治運動的三萬三千餘份原始檔案和文件,原生態地裸呈在讀者面前。不僅研究者可以從中發掘真相和隱秘,普通讀者也可以通過這些資料庫,得以一窺毛澤東時代的風雲變幻、滄桑苦難。

提前十年還百姓和學術界以知情權

記者:首先祝賀最後一部政治資料庫的出版,請談談有什麼特別的感悟,和以前幾部資料庫有什麼不同?

宋永毅:有一種類似「大功告成」的欣慰感。我們完成這個資料庫系列共用了整整十六年的時間,才把毛澤東時代的檔案和文件整理、編輯出來。這還出於一種急迫感。我們這一代人是毛時代的親歷者,現在都已經六、七十歲了。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把這些資料庫整理出來,恐怕下一代搞起來難度就更加大。我們現在搭起一個框架,將來再補充完善就比較容易。如果將來中國國內學者在中國檔案開放的情況下,重新搞一個資料庫系列,當然可能比我們的要完整得多,權威得多。但看看最近習近平及其中共領導人的倒行逆施的作為,大概在十到二十年內完全沒有可能。所以我們的成果至少是提前十年還了中國百姓和學術界一些知情權。因為人民有權知道毛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麼。

記者:這一資料庫涵蓋的年代是中共建國初期,一般為中外學術界認為是中共統治的「黃金時代」。通過使用您主編的資料庫,您認為讀者是否會有不同的看法?

宋永毅:我堅信讀者對這一所謂「黃金時代」的錯覺會有很大的改變。一般中外學界認為從1949年到反右之前政策還比較正確,尤其是那個時候還沒有大規模地整知識份子。但這個資料庫完全可以顛覆和推翻這一結論。首先從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的數量來看,那六年是最多的,共有43種之多。它們分別是:徵糧,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產、黨內整風、推銷公債、抗美援朝、全民捐獻、鎮壓反革命、反政治謠言、反地方主義、宗教三自運動(自治、自養、自傳)、思想改造、批判資產階級傾向、清理「中層」、「內層」、司法改革、清理積案、對黨忠誠老實、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補課、審干、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增產節約、批判《武訓傳》、新三反(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四反(反行賄、反欺騙、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交待和資產階級關係、統購統銷、批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批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李四喜思想、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等等。從密度來看又是最高的。平均每年的政治運動就有六、七種之多。從那些運動的受害者人數來看,那六年是除大躍進-大饑荒以外,中國被殺人數最多的時期。不過五十年代初信息非常閉塞,不像今天有萬維網。加上中共的刻意封鎖,使百姓和學界都產生了錯覺。

鎮反和肅反:從按「比例」到按「計畫」殺人捕人

記者: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發動的鎮反運動和肅反運動,都發生在這六年。據說這兩個運動都是殺人較多的,能否請您談談這兩個運動的情況。

宋永毅:這兩個運動確實是中共建國以來殺人最多的運動。以通過公安機關的正式處決的人數來算,遠遠超過了文革。其原因今天看來匪夷所思,主要是毛澤東和中共完全按事先規定的比例和計畫殺人和捕人。以鎮反為例,1951年2月的中央會議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殺人。但是結果完全失控亂殺,毛澤東在1951年4月20日發給各大區領導的絕密電報《關於殺人比例的指示》裡,把這一殺人指標已經升為「千分之二」了。到底殺了多少人?1949年初,全國大約有4億9千萬人,按千分之二算,這就殺了一百萬。但是這還不包括自殺的和羈押期間病死,以及群眾打死的人。據鄧小平主政的《西南公安部關於第四次全國公安會議後8個月來西南鎮反基本情況及今後意見的報告》(1951年7月21日)中的統計:八個月「已殺23000」,而「連前打擊及未捕而病死、自殺等約25000」。換句話說,在不少地方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還要高於被正式處決的人數。一個保守的估計:鎮反中的受害者人數完全可能高達兩百萬人。而中共的絕密文件–1955年7月1日,公安部在《1955年到1958年全國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各種犯罪份子的計畫綱要》中承認:正式處決了「765,761名」。

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可能因為進入了第一個五年計畫,中共公安部門進入了一個「按計畫捕人殺人」的新時代。1955年8月30號的中央絕密文件表明:每一個省抓多少人,多少人中反革命分子比例多少,大約殺多少,都有計畫。如1955年,全國計畫共抓519,973–537,158人,其中「反革命分子」為216,200–224,240人,佔41.7%。憑什麼制定這個計畫,計畫的依據從哪裡來?公安部主要還是根據這個地區的留下多少原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來估計的。這可以看出他們對「前朝遺民」的斬盡殺絕的態度,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尤其是「反革命分子」常常是按「比例」和「計畫」荒唐地製造出來的。怎麼可能不產生大批的冤、錯、假案?

土地改革:暴力土改與追逼浮財

記者:剛才談了鎮反殺人,接下來談談土改怎樣?土改究竟沒收了多少土地?為什麼要把土改搞得那麼血腥?土改後沒幾年就搞互助組合作社,土地又收回去了。那麼共產黨是不是知道自己幾年後要把土地收回去?如果他們知道,為什麼要搞這一套,先要把土地發給農民?

宋永毅:先講幾個數字和概念。根據共產黨自己關於土地改革的文件,土改中大概是三億農民,總共分到七億畝土地。中國當時有約15億到16億畝可耕地,農民實際分到的土地佔42-47%左右。這個事實本身就和中共土地改革的綱領性的文件發生矛盾。劉少奇做的《關於土地改革的報告》說:地主富農佔農村人口的10%,他們所佔土地佔農村可耕地70%到80%。毛澤東說地主「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如果土地改革最後只分了七億畝土地(這些被沒收的土地中還包括20%左右的農村的公田,即用來做宗族辦學、救濟等用的),那麼實際說明地主所佔土地不過38%。劉少奇和毛澤東所言佔百分之70%到80%,完全是一個謊言。共產黨搞土改,其最根本的數據就是一個大烏龍。

什麼是「地主」的概念,從康熙時代以來的一般標準是:一戶人全家佔土地100畝以上,才能算得上一個富戶。如果按這個標準,全中國這樣的人家,恐怕連1%都不到。但1949之後,江南劃地主,擁有10畝田地就算「地主」。國家統計局後來根據1950年農業生產年報資料統計推算,「地主」戶數佔3.79%,人口佔4.73%。也就是說,大約劃了200萬左右的地主,其絕大多數不過是中國農村的中產階級而已。

階級鬥爭的概念完全是一個舶來品。中共把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引入、併進一步摧毀中國幾千年來基本和諧的鄉村文明。首先是要在鄉村製造階級和農民對地主的階級鬥爭。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有一個說法:暴力土改是共產黨要農民寫下「投名狀」。也就是說,製造出階級敵人,製造出仇恨來以便於統治。

共產黨在公開的法令上說不搞暴力土改,而黨的文件卻是堅決批判「和平土改」。五十年代的很多土改都是重搞兩遍的:第一遍是「和平土改」,第二遍是「暴力土改」。為什麼?因為開始的時候,地主都覺得大勢已去,共產黨都派了武裝工作隊下來,你還能不把土地交出來?另外,在很多新解放區,地主更是恨不得早點把土地交出來。聽起來很奇怪?在土改之前,中共已經發起了一系列運動:減租減息,退押,默許佃戶不交租,地主已經失去對土地的控制權和收入來源,但共產黨徵糧是找地主負責的。當時在雲貴川,剛開始土改很多地主拿著地契交給工作組。因為地交給你工作組之後,徵糧就是你工作組自己的事情。所以後來中共中央發出一個和他的階級鬥爭學說自相矛盾、荒謬可笑的文件:堅決要求農民一定要按時向地主交租糧。(笑)

地主交出土地屬「和平土改」,那麼,暴力土改最主要發生在什麼地方呢?那就是群眾性的追逼浮財,是死人最多的時候。劉少奇曾說:土改的時候最早跳出來的一批都是痞子流氓。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劉少奇就說劉少奇這話是污衊貧下中農。但這完全是當時的事實。中國農村的階級分野並不是十分明顯,當然,地主、農民中間都有壞人,但總體來說,租佃關係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流氓無產者按馬克思正統學說,不劃作革命者,而是社會消極部分,只有毛澤東,把他們劃為無產階級的一部分。流氓痞子打頭陣,他們會對土地感興趣嗎?土地上的農作物種下去,要到第二年才收穫,他們有那樣的勤勞和耐心嗎?流氓痞子最感興趣是現錢和地主的老婆和女兒。他都打著光棍呢,他不惦記著這些東西嗎?凡是殺死人多、嚴刑拷打都和追逼浮財的有關,都是農村的流氓無產階級動的手。被打死的有時不止地主,連同貧農一起打死,因為不少地主托關係好的貧農、佃戶保管財物。

一部解放以來的中共群眾運動史,甚至可以簡化為一部「追逼浮財」史。土改追逼地主的浮財;五反運動和公私合營追逼民族資本家的浮財;統購統銷和大躍進開始追逼一般農民的浮財,把他們的存糧和鍋碗瓢盆都全部沒收;文革初期的老紅衛兵的大抄家運動,已經追逼到了一般幹部和市民的頭上……

記者:暴力土改,製造恐懼,製造仇恨,共產黨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宋永毅:他們得到了政權!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王凌的研究,中共的土改,不是「改朝換代」,而是「改天換地」。改朝換代,農村的鄉紳文明還是得以繁衍的。皇權時代,鄉間仍然是「天高皇帝遠」,皇帝從沒有控制住過每一個小鄉村。但「改天換地」就不一樣了,第一,要把原有的鄉村權力結構,原有的鄉紳文明都摧毀了。中國數千年以來,只有共產黨控制了每一個鄉村。它有黨支部和村委會,有民兵,有治保員,每一個鄉村都培養出特權階層。到人民公社,更是所有資源都由他控制。

記者:共產黨是不是在動手土改之初,就知道這是暫時分給農民「玩玩」的,幾年之後他們會把土地全部收回?

宋永毅:當然知道,絕對是忽悠農民的。毛澤東很早就說:「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而蘇聯在五十年代早已經完成了對土地私有制的改造,都已經是集體農莊制了。1950年,杜潤生當時是中南大區的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他找過當時的毛澤東秘書陳伯達談土改。杜當時還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的水準上,認為農民會擁有他們的土地很長時間。於是陳伯達委婉地警告他說:「主席早已經在考慮搞社會主義農村改造了」。

公私合營:吞併民族資產30億

記者:談了農村的暴力土改,再談談城市的公私合營吧!總共涉及多少財產金額?

宋永毅:中共自己估價:他們沒收的財產是30億人民幣。私有經濟當時大約佔中國的工商業的30%。30億在當時換成美金是15億美金,當時比價大約是2比1。但是30億只是一個固定資產估價,並不是生產能力。如果算上生產能力來估價,恐怕至少要算好幾百個億。

在清產核資中,私方的固定資產總是被估價低了的。當時毛澤東說還給私方發20年的定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抄家就把定息單子全沒收了,哪個資本家還敢去銀行領定息?而且中共也根本索性賴掉,凍結存款,就再也不提發給資本家定息了。

記者:為什麼資本家不拒絕公私合營?他們在肉體上和地主的遭遇有什麼不同?

宋永毅:1951到1953年的「三反」、「五反」兩大運動,已經把民族資本家整得很乖了。「三反」是整共產黨幹部,和現在習近平搞的「打老虎」一樣;「五反」是整資本家。因為毛澤東認為腐敗是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是資本家腐蝕了我們共產黨的「好幹部」,於是整完幹部就整資本家。我不知道習近平是不是整完黨內腐敗就整民營經濟(笑)。中共在每一個私人企業中建立工會,黨小組,「五反」中把資本家沒日沒夜地鬥。那些資本家從來沒有受過這種侮辱,那個時候在上海自殺的資本家多得不得了。一個1952年3月31日的絕密文件統計:「自一月二十五日到三月二十五日」,上海地區「自殺的共有四百六十六人」,大都是資本家。可以說,五反已經把資本家的脊樑打斷了。五反結束,中共說要公私合營,而且他已經在資本家的企業裡建立了基層政權–工會,黨小組,誰敢拒絕公私合營?非但不是拒絕的問題,許多地方還要資本家在公私合營時加碼,追逼增加資金,即要求資本家投入現金,金戒指,美元,和農村刮浮財如出一轍。這在全國也是不小的一股風潮。新華社《內部參考》1956年2月20日就報導:「江蘇省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中,有七個商業資本家、小商販和職工自殺,其中有四人身死。自殺案中有四起是因追逼增加資金而引起的。」

話說回來,當時的民族資本家如果不搞公私合營,也完全被中共「改造限制」了發展。因為政府控制了你的銷路。所有的產品,只有國家壟斷的銷售途徑。另外,他把你的材料來源也壟斷了。進口和出口都控制了。如果資本家不把企業交給共產黨,共產黨要搞死民族資本很容易。所以和土改初期的地主一樣,不少資本家也是無可奈何地「自願」公私合營的。

思想改造:用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征服中國知識份子

記者:農村鬥地主,城市整資本家,那麼五十年代怎樣改造知識份子?

宋永毅:美其名曰:「思想改造」。最主要用的是用兩個主義: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來改造知識份子的崇尚自由民主的思想。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狂熱的民粹主義,對當時的知識份子有普遍的烏托邦式的道德感召力的。我一直不認為中國知識份子五十年代的「洗腦」是被迫的。相反,絕大多數人一開始是真誠的、自願的。原因之一是二十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思想普遍左傾,如作為中國知識份子代表的民盟的綱領就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高度重合,都是紅色的,左的。潛伏在他們思維積澱中的擁護「好皇帝」的改朝換代的思想,有時他們對中共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原因之二是朝鮮戰爭和土地改革給了中共在知識份子中煽動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機會。

中共一解放就開始妖魔化美國,但當時知識界不是沒有抵制的。例如,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解放初期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做報告,公然講:「美國沒有文化」。當他講到這裡,台下的不少老師和學生就站起來憤然退場。而所謂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使中共的宣傳佔據了虛假的「民族大義」。保衛和平的美國被醜化為侵略者,而發動戰爭的金日成卻被美化為和平的保衛者。中國誌願軍竟然和世界上最強的美國軍隊打了個平手,更激發了知識份子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的盲目高漲。進而認為共產黨是對的,自己錯了。

中共的另一手是「民粹主義」。中共搞思想改造的同時,發動知識份子下鄉去參觀土改。一些大知識份子如朱光潛,馮友蘭、華羅庚、潘光旦、賀麟、梁思成等人都下鄉參觀土改,看農民分到土地後的歡天喜地。讓他們看到是中共要「平均地權」,實現孫中山的理想。當然,中共不會告訴這些知識份子:土改的「分田分地」完全是忽悠農民的權宜之計,沒兩年土地就要全部收歸國有的。我們的資料庫裡收集了上百篇那些有全國影響的知識份子在思想改造中寫的「檢討」,很值得一讀。

到什麼時候,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改造」有所懷疑和覺醒呢?那是到了1955年肅反運動時期。一方面,毛和中共對所謂的「胡風反革命小集團」動用公安機關抓捕了兩三千人,繼而又在全國報刊上搞文革式的大批判。這開始給知識份子一種「文字獄」的感覺了。另一方面,在全國高校的群眾肅反運動中,中共廣泛地發動學生斗教授,體罰逼供,揪住教師在國民黨時期的所謂「歷史問題」不放。其實,一個大學有點民望的教授,誰在國民黨時期沒點社會職務呢?但那都得整成「反革命」。所以「學生斗老師」、「學生打老師」並不是文革的專利,五十年代初就開始了。知識份子對肅反普遍不滿。1957年的右派言論,30%到40%是關於肅反的。知識份子覺得,肅反完全是無中生有對知識份子進行整肅。

一個小小的總結

記者:談了那麼多中共建國初期的歷史真相,您是否有什麼概括性的總結要談談?

宋永毅:中共在建國初期的所作所為,有一條線索值得一提,那就是那是一個中共不斷承諾但又不斷毀諾的過程。1949年4月,毛澤東對所有國民黨政府工作人員和官兵「約法八章」,表示對放下武器的國民黨人士一律「概不追究」、「不加逮捕,不加侮辱」。還沒有到一年,這些人就成了「鎮反」一直到「肅反」中的處決和逮捕對象。1950年6月14日,劉少奇在代表中共所做的「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信誓旦旦地要把土地永遠分給貧苦農民。但只過了兩年,中共就借「集體化」為名,沒收了所有農民的土地。在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的建國大綱裡,民族資產階級的財產是中共的堅決保護對象。但新中國建立不過5年,就全部被中共在公私合營中侵吞了……如果我們可以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總結,恐怕中國數千年的執政者中,中共領導人是最缺乏信義信用的一群。

作者:華逸士
來源:《大事件》2015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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