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以「工人黨」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1927年國共決裂後轉入農村，日漸演變為一個「農民黨」。其最高決策層大多是農家子弟出身，他們對農民心理和利益訴求之掌握乃同時代人中的佼佼者，而土地政策正是核心。
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便以「打土豪，分田地」贏得了支持。1947年的《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亦即承認改革後的土地私有性質，這一土地政策在爭取民心上起到了決勝的效應。然而，建政之後，共產黨在土地和農村政策上一反之前的私有化立場，展開了系統性的集體化改造。
1951年9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鼓勵農民以「土地入股」，組建互助合作社，這一政策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有些地方甚至引發了暴力抵抗。
到1952年底，全國農業互助合作組織發展到830餘萬個，參加農戶達到全國總農戶的40%。
1955年底，在毛澤東的急迫要求下，初級合作社向高級合作社升級，僅用一年時間就在全國基本實現了農業合作化，參加初級社的農戶佔總農戶的96.3%，參加高級社的達總到農戶總數的87.8%。
在糧食「大躍進」的1958年，高級合作社又向更高級的人民公社升級，形成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公社模式，到年底，全國原有的74萬個農業社變成了2.65萬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也就是說，在《土地法大綱》頒布的十一年後，分到農民手中的土地又被收歸為集體所有，五億農民被全部納入到集體化的生產和生活。在社會學的意義上，自明清以來所形成的、基礎於小農經濟的宗族社會模式被徹底的破壞，從此，中國人再無「故鄉」。因為農民失去了對土地交易的處置權，實質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權，因此所謂的集體化便是國有化的一種表現形式。
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認為，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
中國被視為古典的市場經濟國家，蓋因歷代長期堅持土地私有化和商品糧政策。當政府成為土地資源的唯一處置人之後，各種資源的配置結果便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計畫經濟中共從土地中獲得三大收益。
第一個收益是控制糧食交易，實現農業對工業的「反哺」。
1953年11月，政務院發布《關於實行糧食的計畫收購和計畫供應的命令》，提出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要求全國各地以鄉為單位，確定全鄉每戶的常年計畫產量和全鄉糧食統購統銷的數量，糧食買賣納入國家的整體計畫。
這一統購統銷政策一直執行到1985年，長達32年之久。據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計算，建政後我們一直通過工農價格差、城鄉剪刀差向城市和工業提供豐厚的原始積累，農民建政後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的積累，最保守的估計高達30萬億元。可見，工業化所需資金主要是由農業積累產生的。
第二個收益是推行票據經濟，在物資短缺條件下長期控制城市物價。
糧食及農副產品價格是一國物價波動的中軸，政府控制土地後，繼而可控制價格和供應，最終達到控制需求的計畫性目標。
1954年全國棉紗、棉布統購統銷後，9月份就實行了憑「布票」限量供應棉布的政策，這是工業消費品的第一種票證。
1955年8月起實行糧食的憑票定量供應，從此，中國進入「票證的年代」，各種民用商品如豬肉、食油、煤球、自行車、糕點、雞蛋、魚甚至火柴等，都需要用特定的票證才能購買。正是通過這一手段，政府得以在低生產效率的狀態下，保證全國物價維持長期的超級平穩。
第三個收益是控制人口流動，進而消化城市多餘勞動力。准軍事化的人民公社與戶籍制度互相勾連，造成城鄉分化，沒有票證的農民無法在城市裡購買到必需生活品，無法看病和入學，因而不可能任意進城，從而在物資短缺的年代裡，減輕了城市的人口壓力。
1968年，因「停課停工鬧革命」，城市裡出現數以千萬計的失業學生，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十年時間裏，有超過1700多萬人(約佔全國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適齡就業人口的五分之二)被下放到農村，從而以極殘酷的方式化解了城市就業的壓力。
在整個計畫經濟時期，農民是一個被背叛和剝奪的階層。他們失去了土地，被褫奪了進入城市的權利，他們創造的財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轉化為國家投資，而他們的生活和生產質量卻沒有得到相應的改善。
以用電量為例，「一五」期間，全國電力的八成以上都用於工業，城市生活用電佔13.5%，農村用電只佔全國電量的0.6%。從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間中國農民人均增長不到2.6元。國家從土地控制中的收益並沒有隨著計畫經濟體制的終結而結束，到了1998年之後，土地出讓成為各地政府的重要收入來源。
中國自商鞅變法以來，絕大多數的朝代均推行土地私有化政策，當今的土地國有化確乎面臨一場法理和政策層面的大檢討。
土地改革面臨幾個無法迴避的現實難題：首先，對政府來說，土地不但是利益最大、成本最低的收入來源，而且是實施城鎮化建設的政策性資源，若失去操作權，國民經濟的運行邏輯將重新設計；其次，在宏觀調控中，土地成為消化貨幣流動性過剩的「大池子」，它比印鈔機要可靠得多，未來可能爆發的人民幣危機需要從土地中得到喘息和緩解；再者，土地成為民間財富重新分配的「變壓器」，若處置不當，反而會激化貧富矛盾，出現龐大的赤貧階層，釀成更嚴重的社會動盪。
作者：吳曉波
來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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