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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死在獄中的難友 文革浩劫

  • 歷史

小時候居住的兩路口國際新村一號重慶鐵路局宿舍,離大田灣廣場很近。一九五一年起,經常聽到從大田灣方向傳來陣陣劈啪聲,大人告訴我,這是槍斃反革命。第二天報紙上就有一大排人跪著被槍斃的照片。

那時候,我們依仁小學經常組織小學生話劇團和歌舞組周末演出,宣傳抗美援朝。我獨唱「王大媽要和平」、「美帝國主義你罪惡滔天」之類的歌曲,心中充滿正義感,痛恨美帝、痛恨反動派。晚上回家經過以前扔垃圾現在槍斃人的大田灣廣場,同學們背心發麻搶著往人堆里鑽,深怕槍斃的人變成鬼來抓我們。

那時候我非常貪玩,放學不回家,總愛去大田灣廣場看鎮壓反革命成果展覽,因為不收門票,我看了一遍又一遍。蔣介石那張骨頭臉,太陽穴總歪貼著一塊黑膏藥,看上去就不是好人。台灣的派遣特務王瓊的現身表演我耳熟能詳,一貫害人道害人不淺活該鎮壓。我認為蔣介石很壞,特務很壞,台灣很壞。

想不到,高中畢業後,我自己也當了叛國投敵的現行反革命,一九六一年九月進了另外一個世界:四川省第二監獄,勞改十年。獄外的人互稱同志,牢裡的人互稱同犯,同犯日夜相處,多年十年之後,彼此的腸肝肚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這段刻骨銘心的生活我永世難忘。

四川省二監五五年正式建立,曾經包括近五百名勞教人員和四至五百名少年犯管教人員,加上近兩千個服現役的勞改犯,人數曾經很龐大。多年來,因組織反革命集團、散布謠言、逃跑等新罪被加刑、槍斃事時有發生,但加刑槍斃的數目激增,那是文革開始以後的事。

第一個為文革祭血的江開華

一九六八年春,省二監男隊第一個為文革祭血的是一隊的江開華。

江開華出生於根正苗紅的貧下中農家庭,解放後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五十年代中期轉業回鄉(四川江油縣)當幹部。可是他「惡毒攻擊黨的三面紅旗,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墮落腐化蛻化變質」,因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在四川省二監第一中隊勞改。入獄後,「江開華自恃出身好,歷史光榮,又是黨員幹部,拒不認罪,繼續堅持反動立場,污衊共產黨和毛主席,重犯新罪」,被關進獄中之獄的小監房。他在小監房裡,把報紙右上角的毛主席像的雙眼挖掉,一共挖了四十九次。最後,「惡貫滿盈」,「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給槍斃了。

幾個月後,省二監就業隊的張占松為文革祭壇獻命。五十多歲只有一條胳臂的就業員張占松,在就業隊磚瓦廠泥塘踩泥。他在扇子上寫了一首四川民間廣為流傳的打油詩:「一扇就有風,騎馬過江東。問君何處去,尋找自由風」,結果被分析為,「過江東」是他想去台灣,「尋找自由風」,是要叛國投敵投靠蔣介石。張占松說他同時看見過兩個月亮,上面說他的隱意是有兩個太陽,是反對偉大的紅太陽毛澤東,妄想變天。有人檢舉張占松講過,他只用「鬥爭、殺」三個字就把毛澤東思想全部概括了,此事是否屬實,無人知曉,反正這是在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三條罪狀,把這個老弱病殘的張占松送上了斷頭台。槍斃前,警局怕他呼喊反動口號,用棕繩勒緊他脖子,他眼睛彈了出來,面孔腫大窒息成豬肝色。

在槍斃江開華之前數月,女犯三中隊的牟光珍給批鬥至死,張占松槍斃後不久,熊興珍也被槍斃。牟光珍和熊興珍都是我們反革命小組的,大家朝夕相處一起生活了好幾年,我對她倆的情況了解得較為詳細。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早飯前,牟光珍夾起被蓋卷在隊部前高喊:「報告隊長,我今天早飯在哪裡吃?」譚大淑指導員從辦公室里走出來,背著手站在隊部花台旁回答:「就在勞改隊吃,吃一輩子。」牟光珍站在那裡拒絕離開,最後連人帶被蓋關進了小監房。

一句話入獄的牟光珍被批鬥至死

牟光珍五八年大躍進時,在重慶朝天門投江自殺,不巧穿的外套因為懶得扣,它鋪開來像把傘將牟光珍托住,沒沉下去反被人救上了岸。人們從她口袋裡搜出一張紙條,上面寫的:「劉少奇講的中國婦女翻了身,我就沒有翻身。」為此事,她六零年夏被捕,後來以反革命造謠罪判刑八年。當然,牟光珍的八年重判與她過去的丈夫熊強有關,據說熊強是大特務而且去了台灣,是他指使重慶特務楊進興在渣滓洞殺了楊虎成。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兩點,三隊女犯集中在操場垻,隊長命令把坐了三個多月小監,已經相當虛弱的牟光珍拖出來接受批鬥。她蓬頭垢面,勉強堅持著站在我們的面前。「牟光珍沒有站好,態度不端正」,「她裝死狗,繼續反改造」,「要她啄九十度」,犯人中傳出憤怒的喊聲,馬上有人站出來幫她糾正姿勢。有人踢腳,有人扭手,有人揪頭髮。她被推左搡右,不時發出「哎喲,哎喲」的叫聲,頭髮一簇一簇扯落在地,寒風把它們揉成球滾到遠處。

第二天上午,牟光珍又被解出小監,昨天吃的拳頭在臉上一一顯形,眼睛周圍、顴骨、額頭上青包迭迭,眼睛血絲滿布。譚指導員站在小監門口,對牟光珍鬼一般嚇人的模樣無動於衷,她叫住牟光珍訓話:「牟光珍,現在只是觸及了一下你的皮肉,這是很不夠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靈魂的革命,你要徹底挖出靈魂深處的反動根子,才過得了關。」牟光珍「噢,噢」連聲應答,連連點頭。批鬥了兩個多小時,又把她拖了回去。

第四天,再拖牟光珍出來批鬥時,她青紫的臉看了令人毛骨聳然,整個人委頓如泥站立不穩,幾個打手上去按她的頭要她啄九十度,剛碰到她的頭,她就跌了下去,提起來,又馬上跌下去,花去不少時間還端正不了她的態度。張隊長見狀很生氣,命令把牟光珍用繩子大紮起來,吊在籃球架的橫樑上。這個可以移動的籃球架是用厚重的枕木做的,非常堅實。牟光珍雙手吊在背後,腳尖剛好觸地,頭無力地垂下,身體四面懸空時而左時而右地轉悠。這幅恐怖的圖畫,令我想起過去看電影和展覽里控訴國民黨殘害共產黨的情景。當時,正好有兩個二隊搞農業的男犯給葡萄整枝,後來轉到隊部前弄花圃,看見吊在籃球架上披頭散髮,猶如死人的牟光珍,他們臉上滿是震駭。

三個多小時後,批鬥會結束,幾個人粗手粗腳把牟光珍從樑上放下來時,她的頭撞在籃球架四棱四線的枕木上,發出悶鈍的敲擊聲竟毫無反應,她早已昏迷。兩個人架著牟光珍的胳膊拖回小監後,有人來找我借大扳鉗,那是車間修縫紉機腳架用的,說是隊長喊給牟光珍上腳鐐。

二十七日下午五時,樊雲軒到車間問我要扳鉗,說是給牟光珍下腳鐐。我以為是送她去醫院。牟光珍的小監門敞開著,她對著門雙腳攤開躺在地板上,一股尿臭撲鼻而來,我和樊雲軒一人解一隻。樊雲軒先解開,她把牟光珍的腳從鐵箍里取出來,重重扔在地板上「咚」的一聲。我心想,「為什麼你不能輕一點,難道她不痛?」當我解開螺帽,用手拿出牟光珍的腳時,我問樊雲軒:「她的襪子是濕的,要不要給她換一雙才去醫院。」樊雲軒告訴我不必多此一舉,牟光珍已經死了。她不滿四十八歲。

當晚,我吃了加倍的安眠藥,仍然通宵未眠。牟光珍披頭散髮滿臉青腫恐怖的模樣,一直在我眼前搖晃,這個情景是如此地難忘,時至今日,它仍然火烙似地印在我的腦海里。牟光珍從拉出來批鬥到斷氣一共只有四天。

敢罵毛主席而送命的熊興珍

六七年春,我組來了個熊興珍,四十出頭,說話斯文,面貌慈祥,一個溫柔的女人。這位家庭婦女拿毛主席語錄塞老鼠洞,逮捕她的時候呼了「打倒毛主席」的口號,判刑十年。會上熊興珍說她用毛主席語錄塞耗子洞那是因為大小正合適,呼「打倒毛主席」口號,是因為那些來抓她的人把她激怒了。張隊長說她不認罪,命令熊興珍向毛主席請罪。熊興珍不肯正對毛主席畫像低頭。張隊長發怒,叫人把熊興珍捆起來,她骨頭給扎得咯咯作響,臉色蒼白滿身大汗,人幾乎虛脫,但頭始終沒有正對毛像低下去。

熊興珍始終不認罪。她說全中國每個人都是好人,只有毛主席一個是壞人,毛主席來了吃不好穿不好玩不好;她說蔣介石好,蔣介石來了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她說她要當反革命死,她要當死反革命。三年多來,熊興珍公開重複說的就是上面這幾句話,別的說不來,她識字不多,只會寫筆劃很簡單的字。我們都「罵」她找死,她總說她不會死。我私下裡問她為何如此頑固,她說她做了個實驗,兩個甜橙,一個代表共產黨,一個代表國民黨,結果代表共產黨的甜橙爛了,代表國民黨的那個還是好的,說明共產黨要垮台。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省二監幹部到墊江縣把我提回重慶,準備提前釋放我——洗腦成功的一個典型。兩個多月前,三隊女犯全部從省二監調到墊江縣東印農場,只有熊興珍一人送去了看守所,再度受審交待新罪。提我回重慶的同一天,他們把熊興珍從看守所解押回三隊,三隊人去樓空,一片冷清。那晚,熊興珍睡在原獄吏辦公室的牆角地上,警衛站在窗口手持機關槍對準她,兩小時換一崗。

我睡在她隔壁的房間裡,徐隊長臨走前對我交待:「熊興珍的情況你是曉得的,睡覺要警覺點,有情況你要馬上匯報。」

第二天清晨,隊長帶我去拿飯,先到就業隊,我要了二兩稀飯和油辣子拌大頭菜。然後去四隊犯人食堂拿了三兩罐罐飯,上面倒了一小瓢豆瓣,這是給熊興珍的。

熊興珍早已起床坐在地鋪上,我把飯遞給她的時候,她沒有伸手接,看著我的那碗說:「我要吃稀飯,早晨乾飯吞不下。」我望望隊長。隊長說:「就吃乾飯,吞不下喝點開水。」熊興珍只刨了兩三口就不吃了,徐隊長讓我把剩飯倒在垻子上,幾隻麻雀飛下來快樂地聚餐。

早飯後,隊長指示我幫熊興珍收拾東西,理到一雙穿過但成色尚好的勞改布鞋時,熊興珍說:「齊家貞,幫我把這雙布鞋甩了,哪個回去還穿這種鞋子。」

死到臨頭,熊興珍還以為是要放她回家!

熊興珍剛跨出房間,士兵就給她戴了手銬,熊興珍嘟著嘴不開心,士兵又在她脖子上掛了個大牌子,上面寫著「現行反革命犯,熊興珍」,名字上用紅筆畫了一個大叉。熊興珍不懂這把大叉意味著什麼,這把大叉意味著死!那時的布告,凡是名字上畫大紅叉的都槍斃,她不看布告,也從來不聽別人談時事。

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六日召開的省二監寬嚴大會,規模空前,不僅全監兩千犯人參加(當時,勞教人員和少年犯都已獨立出去),而且,就業隊五百餘就業人員也破天荒被弄來同犯人一起開會,沒有區別對待。

我被從寬處理提前釋放

我被安排坐在就業隊的最前面,省二監的正副典獄長和其他頭面人物一個個坐在台上。緊靠台下,面對我們的是一長串即將從嚴懲處加刑或槍斃的犯人,有二十人左右,個個帶著手銬,掛著大牌子,勾腰駝背地站在那裡。我找到了唯一的女犯熊興珍,她位置相當靠右。

我完全記不起這個「寬嚴大會」開了些什麼,記不起有多少人加刑或者槍斃,也記不起我是怎樣上台去拿了一張減刑的紙,我只記住了一個人,那就是熊興珍。當上面宣布「熊興珍死刑,立即執行」時,她立即嘔吐了。我想,這一刻,僅僅是這一刻,熊興珍才相信了我們經常用暗語警告她的「鍋兒是鐵打的」——無產階級的江山是鐵打的,熊興珍才相信了建築她全部信仰的基礎:一隻爛甜橙的故事是不足為憑的。

就業隊用了好幾天時間討論政府給齊家貞的寬大,是把我們「改造成新人」和「給出路」政策的集中體現;同時,每個人都表態擁護政府對熊興珍的嚴懲,沒人,包括本人在內,不在會上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熊興珍自絕於人民,自尋死路。」

他們賜給我「蜜糖」,提前釋放,「蜜」里摻合了鮮血,槍斃熊興珍,像兩個連體人,我一憶及提前釋放,我就想起熊興珍,想起從她身體裡流淌出來的鮮血。這位無知得難以置信,也善良得非同尋常的婦女的被槍斃,令我終身不得安寧。

隊上繼牟光珍之後,我們小組又死了一個,叫田素珍,約五十歲,她非常沉默,勞動非常賣力,一直有高血壓,不肯麻煩醫生拿藥。那天她彎著腰洗頭,站起來就叫左眼疼痛難忍,送醫院兩小時後死亡,說是腦溢血。扁臉孔薛隊長叫我挑著田素珍的遺物去監獄大門口,交給田的女兒。我把東西清點給她時,田素珍的女兒索要母親的骨灰。薛隊長回答:「反革命的骨灰,要來做啥子?沒得!」

冤死的人們,他們永遠沉默了。幸運活下來的人,如果也沉默,那就是一種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