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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單純的化學神童 文革時被逼全家自殺

  • 歷史

他是中共建政後最早從事石油化學研究的科學家,在美國獲化學博士學位。1949年,他花幾千美元購買翻印器材,用一年時間搜集、翻印和整理出他認為國內建設需要的資料,將其帶回大陸。他對中國石油工業的基礎建設,做了開創性的工作,功不可沒。文革中,他被誣陷關押,遭遇日以繼夜的殘酷毆打,憤而自殺。三天後,妻子徵得15歲女兒同意,母女雙雙服毒身亡。這一家三口,丈夫叫蕭光琰,妻子叫甄素輝,女兒叫洛洛。

蕭光琰,1920年出生於日本東京,祖籍中國福州。9歲時就掌握了中、日、英三種語言,是一個神童級的學霸。12歲考入日本頂級中學,名列第一。因抗戰動亂,沒有讀過一天高中,仍然以最高分考入美國波莫納大學。後經導師推薦,就讀芝加哥大學化學系,24歲獲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後任芝加哥大學研究員,美孚石油公司化學師。由於在石油領域作出的持續貢獻,他連續4年獲得美國石油金質獎章,不到30歲即已成為美國知名的石油化學專家。

當時的蕭光琰,在美國擁有別墅和高檔轎車,身邊有美麗的妻子,人生就如同廣闊的坦途,大道兩旁,綠樹成蔭,天空蔚藍,陽光明媚。而此時國內,硝煙瀰漫,激戰正酣。

1949年,新政權建立,在海外廣招人才。蕭光琰所在的美孚石油公司,這一年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催化重整裝置。蕭光琰參與了此項工作,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技術,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時候。恰好國內的「留美科技工作者協會」,正在動員留美人才回國參加建設,蕭光琰頓時熱血沸騰,決定回國投身其中。

那時候的蕭光琰,剛與妻子甄素輝結婚。蕭光琰父親是國民政府官員,甄素輝的父親給孫中山當過秘書,兩人的家庭背景大體相似。門當戶對的兩人,結婚後感情融洽,但在回國的問題上,甄素輝並不贊同。

對此兩人曾有過爭論。甄素輝說:我連中文也不會講,回中國幹什麼呢?現在是共產黨當政,我們沒有為共產黨做過貢獻,誰歡迎我們回去?蕭光琰堅持認為,自己雖然不參與政治,但能把美國最先進的技術帶回國內,就是貢獻。

一門心思想要回國的蕭光琰,甚至對妻子說,如果她不想去中國,自己就一個人回去。最終,甄素輝讓步了。蕭光琰是那種值得依附的男人,她不想開他。

1950年12月,這對夫婦滿懷憧憬,帶著對中國石油事業有用的資料和大批圖書,回到了沒有朋友,沒有親人的祖國。當年,蕭光琰所帶資料之多,光是用翻印機翻印出來,就花了整整一年時間。這些資料,就是日後奠定了中國石油工業最寶貴的那部分資料。

踏上陌生的土地,一切都是那樣的新鮮,卻又感覺生疏。在天安門廣場,看到巨大的毛澤東畫像掛在城樓正中,左右是兩條萬歲的口號,這口號幾乎遍布各個角落。與美國強調個性、尊重個體的氛圍,有很大差異。對貧窮、落後,蕭光琰有心理準備,但口號覆蓋的氣氛,令蕭光琰不免有些隔膜,他需要時間來適應這個了解甚少的社會。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最初叫燃料部)。當時石油部還沒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只能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先送到外地代培。蕭光琰在北京短暫停留後,就來到了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石油部鑑定了他所帶回來的資料,認為對發展中國還很落後的石油工業有重大價值,這讓他甚感欣慰。

剛回國時,看到各方面百廢待興,蕭光琰感覺大有所為,精神振奮。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時,也很注意生活的情趣。從小在優越環境長大的他,覺得生活中不能少了音樂、繪畫和體育活動。他特地花了很多時間,與妻子甄素輝一道,精心地布置他們的小家。甄素輝想買幅裝飾畫掛在牆上,可到處都是賣領袖像的,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麼能掛在家裡,美國沒人把總統作為裝飾掛在家裡的。

最初的一段日子,蕭光琰心情愉快,覺得自己受到了在美國不曾有過的重視,生活待遇也相當不錯。在美國,他就是一個專業技術人員,在中國卻是專家級別,可以參與技術上的決策。

當時對煉製石油採用什麼催化劑有很多爭論,有人主張用鉬做催化劑,鉬要比鉑便宜,不用進口。從最終效果看,鉑雖然貴,但催化效率高,收益率高。最後是按蕭光琰的方案,採用了鉑重整技術。北京石油煉製所成立後,進行鉑重整放大試驗,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這個技術建成了大型的工業生產裝置,成為當時工業戰線上「五朵金花」的新技術之一,是蕭光琰對我國石油工業的一項重大貢獻。

然而,就在他認為自己會大有作為的時候,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

1951年11月,新政權開始了大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運動的目的,是要用馬列主義的新思想,置換掉原有的舊思想。為此大量知識精英,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被要求站出來解剖自己,在全國人民面前「脫褲子割尾巴」,檢討自己的過去,甚至不惜放下尊嚴,自我羞辱。

對於這樣一種形式的改造,很多知識分子不知所措。蕭光琰回國才九個月,對此更是始料未及。

又因為發生抗美援朝戰爭,從美國回來的人士都成了懷疑對象。運動一開始,蕭光琰便隱約感到別人在疏遠他。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始從疏遠發展到懷疑他的回國動機。普通群眾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國生活條件那麼好,為什麼選擇回國?」就連他平時偶爾提及自己在美國的工作或者生活,也成了崇洋媚外的罪證。

面對這種無中生有、胡亂指責的批判,從小就生活在西方社會的蕭光琰無法理解,他希望領導能出面說句公道話,但領導要保護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非但不糾正過左的錯誤,反而常常給予表揚支持。

這讓30來歲年紀,正處在血氣方剛時期的蕭光琰無法忍受。實在憋不下去了,他就罷工,接連幾天不去上班,關在家裡鬧情緒。那些日子,他憂心忡忡,焦躁不安,徹夜難眠。他想不通,自己千辛萬苦回到祖國,得到的竟然是懷疑。

有段時間,他無法安心科研,人靜不下來,書讀不進去。最痛苦時,他會頭撞暖氣片,發泄自己無法排解的憤怒。為了睡覺,他只能大劑量服用安眠藥。有人甚至擔心,他會產生自殺傾向。

終於,折騰了一年的運動過去了,生活又漸漸恢復了平靜。但細心的人發現,原本就沒有多少朋友的蕭光琰,變得更加形單影隻,少言寡語。

幸好,研究所的領導後來認識到,思想改造運動中對蕭光琰的懷疑是毫無根據的,給他造成了很大傷害,向他表示歉意。蕭光琰是個非常單純的人,立刻不計前嫌,又重新恢復活力,努力投入工作。不久,女兒降生,起名蕭洛蓮,小名洛洛,給這個家庭增添了很多的歡樂。

1956年,蕭光琰曾有一次回北京的機會,他當初就是北京派到大連培訓的。現在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成立,希望他回北京工作。但蕭光琰經過考察權衡之後,覺得大連石油所更適合自己科研,決定留在大連。

大連研究所的黨委書記兼副所長白介夫,是個延安來的幹部,謙虛好學,沒有架子,蕭光琰和他很合得來,兩人成了好朋友。蕭光琰不但教白介夫化學,給他講什麼是催化劑,還鼓動白介夫學網球,當他的網球教練。

1957年,上面提倡大鳴大放,號召知識分子給各級領導提意見。蕭光琰有過去思想改造運動的教訓,雖然也響應號召,但發言時都格外謹慎,不越雷池。

很快,形勢大變,被引誘出洞的蛇紛紛中槍。與研究所相鄰的幾所大學,都抓出了不少右派,唯獨研究所無聲無息。有人警告白介夫,再不緊跟形勢,他自己就成右派了。無奈之下,白介夫這才幹了一生中最大的違心事,和幾個人一道決定了右派名單。

名單中沒有蕭光琰的名字。

第二年,全國掀起大躍進高潮,到處都刷上了「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白介夫家的院子和大連工學院化工樓後院相通,大學生們用耐火磚在院子裡蓋了個小高爐,小高爐比農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連把鐵化掉都不可能。

蕭光琰來到白介夫家,看著前院的小高爐就問:「煉鐵、煉鋼不是工廠的事嗎?要有專業知識,要有預算,要建廠,煉鋼的溫度很高,要有特殊設備,怎麼能挖個坑就搞全民煉鋼呢?」

白介夫不敢給他講道理,只好唯唯諾諾敷衍他。

有一天蕭光琰回家,發現院子門上的門閂沒有了,問保姆怎麼回事?保姆說,來了一群學生,要找鐵鍋、鐵鏟子去煉鐵,保姆說鍋還要用來做飯,學生們就把門閂拆走了。

這天,阿姨買了一副新枕套,蕭光琰累了一天,剛要躺下休息,一看枕頭套上印著醒目的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嚇了一跳,說:這是枕頭啊,是讓人休息睡覺的,要是躺在枕頭上都要鼓足幹勁,那也太緊張了!能不失眠嗎?

蕭光琰把這件事講給白介夫聽了,白介夫勸他說,你視而不見不就行了嗎?

很快,大躍進的浪潮也波及到了科學界。原計劃三年完成的任務,現在要縮短到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來完成。於是接二連三出「成果」,敲鑼打鼓報喜訊。面對這些假成果,白介夫還不能說,怕犯政治錯誤,打擊了群眾的積極性。

於是群眾的積極性越來越高,爭先恐後跑來報喜。有個蘇聯專家看不下去了,找到白介夫說:「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們要把中國的科學事業引向何處。」

蕭光琰也忍不住了,對白介夫說:科研工作怎麼能這麼搞?這簡直就是兒戲嘛,科研怎麼可能三天兩頭出成果?

白介夫其實也知道。但問題是,自從反右運動後,做事情只能根據政治需要,不講科學成了最大特點。有人是真不懂科學,有人懂卻不敢講反面意見。每場運動,都有一些知識分子緊跟形勢,推波助瀾。甚至很多著名科學家也出來論證,為什麼畝產可以萬斤,為什麼要消滅麻雀。

運動結束,這些人不但不承擔責任,還會受到重用升遷,於是千人一腔,萬人一面,阿諛奉承趨炎附勢逐漸成為潮流。

大躍進之後,原以為會安定一段時間,誰知新的一輪政治運動又開始了,叫「拔白旗,插紅旗」。

反右鬥爭蕭光琰沒被打成右派,這次運動他卻成了靶子,大字報鋪天蓋地,批判他的學閥作風,指責他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要求苛刻,經常訓斥助理人員;批判他養尊處優的生活方式,愛跳舞,喜歡音樂,醉心於貴族運動的網球。有的大字報說他:你拿著高額工資,幾年來沒有任何成果,你執行的是掛羊頭賣狗肉、唯有理論高的白旗路線。

群眾這樣批他自然是有原因的。他對下面科技人員的要求十分嚴格,他不能容忍有人做反應,連溫度都不記錄,這種試驗將來不要說別人,就是自己都重複不了。他要求他領導下的任何試驗,都必須有可重複性,有明確的誤差範圍。

他發現有些人做實驗像炒菜一樣,大概地加點酸加點鹼,沒有嚴格的定量概念。他給實驗室建立了很多清規戒律,像瓶子要用蒸餾水沖洗,反應加試劑後要充分攪拌等等。結果搞得組裡有些人看到他就緊張,他那雙金睛火眼幾乎總能發現別人操作不規範的問題,一發現就毫不留情,嚴厲批評。這種做法讓很多人很不舒服。

在同事眼裡,他的另一個毛病是生活方式,同樣令人很不舒服。

那些年,倡導艱苦樸素,男女不講修飾。蕭光琰因從小受到的教養,十分注重個人形象,總是服裝整潔,頭髮吹得一絲不亂,戴著副金絲眼鏡,斯文儒雅,文質彬彬。他還把美國的工作習慣也搬到了中國,工作時要求高效嚴謹,勞逸結合,專門制定了喝咖啡的休息時間。他覺得這樣做是為了養精蓄銳,能高效率地投入工作。結果不被理解,被批判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作風。他就沒想過,你120元的工資可以喝咖啡,別人行嗎?

蕭光琰那時候的生活水準遠遠高於一般人。夫人甄素輝在大連海運學院教授英文,兩人的工資合在一塊,是一筆豐厚的收入,因為只有一個女兒,日子過得綽綽有餘。夫婦倆待人熱情大方,家裡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那年頭,吃水果是很奢侈的事情,蕭光琰不但經常吃,還要對水果進行消毒。在革命群眾眼中,這都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蕭光琰還喜歡跳舞,這也讓群眾看不順眼。60年代初期,每到周末,大連市的一些領導幹部、民主人士都會集中在中蘇友誼賓館,看電影、打桌球、跳舞,小禮堂里還有文藝節目。蕭光琰和夫人是這兒的常客,兩人是一對絕佳的舞伴。當年舞池中不乏跳舞高手,但能像蕭光琰夫婦跳得那樣好的,寥寥可數。每當他們夫婦下場,很多人都會停下來駐足欣賞。

平常年間,像蕭光琰這樣活得滋潤,已經讓人羨慕妒忌恨了。可惜蕭光琰並不懂得韜光養晦。有些科技人員,為了入團入黨,拼命表現,非常注意搞好群眾關係,爭著打掃衛生,主動上開水房灌熱水。可蕭光琰非但不做,還說這應該是清潔工做的事情。

既是朋友又是領導的白介夫提醒他要隨大流,不能輕易得罪人,凡事要注意群眾影響,多和工人打成一片,主動招呼,笑臉相迎。他聽完之後,百思不解,很困惑地問:為什麼?在他認知中,人是有分工的,「我的工資比工人高很多,讓我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費嗎?」

他的這些觀念,擱在平時,領導寬容一點,也就歸類為思想問題。等到文革一來,上綱上線,他立刻就成了罪人。除了反動學術權威,黑專家這類罪名,他再次被推斷為美國特務。

原本寬敞的家,不由分說就突然擠進來幾戶人家,一起共用廚房、廁所。就連最基本的隱私,也不復存在,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剛開始,蕭光琰還能咬著牙承受。女兒也很懂事,因為父親的原因,她被學校劃分為黑五類,但她從不埋怨父親。妻子是一如既往的賢惠,堅定地守護著自己的丈夫。一家人相互安慰,彼此支撐,期盼著情況能起變化。他們挺過了第一年,又挺過了第二年。

第三年,工宣隊進駐研究所,形勢開始惡化,蕭光琰意識到,自己恐怕在劫難逃。

工宣隊裡有個人物,總是頭戴八角帽,八角帽是大連電磁場的工人,粗野蠻橫,動不動就動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隊派人抄了蕭光琰的家,將所有值錢的財物席捲一空,其中就包括一枚孫中山送給甄素輝父親的戒指。同時還把蕭光琰抓進牛棚,與其他牛鬼蛇神集中關在一起。

工宣隊要蕭光琰承認自己是特務,遭到拒絕,為了迫使蕭光琰儘快承認,有人開始動武。其中八角帽打得最狠,不但拳打腳踢,而且還用了三角帶這種特製的刑具嚴加拷打。

有幾句拷問,在審訊中反覆提及:你在美國生活優裕,為什麼還要回到中國?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

面對這些無中生有的問題,遍體鱗傷的蕭光琰,一遍又一遍地寫檢查,一遍又一遍地作交待,直到被逼到心如死灰。他無法理解這種莫名其妙的荒誕,分明是滿腔熱忱地歸來,卻總是受到懷疑,五年,十年還在懷疑,眼看就快二十年了,還在懷疑!

屈指算來,蕭光琰已經在牛棚中關了整整兩個月了,無休無止的刑訊逼供,正在一步步將他折磨得了無生趣。

1968年12月11日晨,當專政隊員像往日一樣走進牛棚,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卻沒有任何反應。他以這種永遠沉默的方式,表達了對於暴力的不服從。驗屍的結果:證明是服了過量安眠藥巴比妥自殺。他就這樣走了,帶著滿身的傷痕,把自己結束在了四十八歲的年齡。

3天後,他的妻子甄素輝和15歲的女兒洛洛一起自殺。死前,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張照片贈送同學,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著:永久的紀念。有人據此分析,母女倆死前,一定有過一次關於生死的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