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晚清留美幼童被撤回後的命運

  • 歷史

20200110073157118

清同治十一年七月九日(公元1872年8月12日),上海港。一艘輪船啟錨了。船上30名統一著裝的中國幼童向碼頭上送行的親人揮手惜別,分外惹人注意。他們中很多人連縣城都沒去過,但現在即將遠行,目的地是傳說中的美國。

被曾國藩稱為“中華創始之舉,古來未有之事”的官派學生留洋活動,至此拉開了序幕。對這個有著悠久文明,向來把異國篾視為“夷”的國家來說,邁出這一步並不容易。

幼童與美國的相遇

清政府送學生留洋,何以選擇美國?

首先不能不說,在對華交往中,美國是當時西方列強里不良記錄最少的國家,清廷對美國有一種信任感。

其次要談到“蒲安臣條約”。蒲安臣於1861年至1867年擔任美國駐華公使,任內因主張對中國採取合作政策,並調停了中外多起外交紛爭,成為第一個對清政府具有重大影響的外國公使,離任後還被清政府聘為出使大臣,委託他代表中國政府訪問歐美。1868年7月28日,在赴美訪問中,蒲安臣與美國國務卿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款”,世稱“蒲安臣條約”。條約規定,兩國公民有居住、入學互惠權利。中國派遣留學生赴美學習即奠基於此。

最後應該歸功於“畢業於美國第一等之大學校”的第一個中國人容閎(容閎的事迹下文還要詳述)。因其畢業於耶魯大學,熟悉美國情形,又是幼童留美事業的主要促成者之一,清政府把官派學生留洋的地點定在美國,也便在情理之中。

容閎在第一批學生出發前,先行赴美安排一切。他特訪了母校耶魯大學的校長波特,波特建議,將30名幼童每兩三人分成一組,寄居於美國家庭之中,所有提供膳宿的家庭,一切費用均由中國政府按期照值給付,這樣可使幼童學習英文的效率大大提高。容閎欣然接受了這一提議。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影響到幼童及整個幼童留美事業命運的建議。當聽說中國幼童將寄居於美國家庭時,在任的美國駐華公使十分興奮,打電報給國務卿說:“如果我們人民能夠給予慷慨及友善的接待,則我們在中國的利益將有更大的實惠,遠比增派我們的軍艦來此為佳!”

美國人民沒有讓他們的駐華公使失望。據美國人勒法吉所著的《中國幼童留美史》記載,“有120個美國家庭願意接待兩名幼童,合計可接待240名,可是年抵達的幼童僅30名”,“而所有熱烈響應的,全是背景優良的家庭”。美國人民發自內心的熱誠,從當地教育局長給那些接待中國幼童家庭的一封信中可見端倪。在信中,局長提醒家庭教師們,“當於慈愛之中,仍寓嚴整之意”,“應於每日酌留四刻,以便幼童專心溫心中國文字”,“華生尤須令知保身之道,須令其時常浴沐。遇有天變,務必躲避風寒……”可謂關切備至。

幼童抵達康州哈德福城時,容閎親自迎接他們。不久,幼童就分配到康州河谷兩岸的美國家庭中。幼童與美國的相遇留下了許多趣事。一位幼童後來撰文回憶:

“我很幸運地被分配到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趕著馬車來接我們。當我被介紹給她時,她擁抱我並吻我。她的動作使其他同學均大笑,更使我臉紅。當然,我沒說出我的尷尬。可能自襁褓以後,這是我首次被人親吻。”

當第一個星期天來臨時,主人要他們去“主日學校”,幼童們只聽懂“學校”二字,便立刻收拾書包,以為上學的日子正式來臨了,但到了之後,才發現“主日學校”就是教堂。兩位幼童立刻由教堂奪門而出,直跑回住處,把自己關在房間中再不肯出來。

中國幼童與美國、美國文明相遇了。磨合才剛剛開始。

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林則徐開始“睜眼看世界”,到1872年派出幼童留學,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表明中國對西方的認識在逐步加深,儘管為此也付出了驚人的代價。

讚揚這一進步必須記住三個關鍵人物:容閎,曾國藩,李鴻章。

容閎,號純甫,1828年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鄉,他的家與澳門僅相距四英里。澳門是西方人最早在中國辦學的地方。容閎七歲時隨父親到澳門,進入外國人辦的學校讀書。1847年,在經過一番波折後赴美,在別人的資助下於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他在回憶錄《我在美國和在中國生活的追憶》(舊譯《西學東漸記》)中說:“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後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即將結束以前,我心裡也計劃好了將來所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懷揣這一目標,容閎於1855年回到了正處於“洪楊之亂”中的故國。他在廣州目睹了清廷官員一次大屠殺,震驚之餘轉而在感情上傾向於打著宗教旗號的太平軍,不久即到太平軍的佔領區進行考察。考察的結果使他斷定,太平軍不可能給苦難中國帶來新的東西。

容閎改造中國政治的夢想破滅,但改造中國教育的夢想卻開始顯露曙光。因為他遇上了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他先後向曾國藩建議:建一座西洋式的機器廠;選派青年出洋留學。

第一個建議實施很快,結出的碩果就是著名的江南製造局,第二個建議則頗讓人躊躇。晚清時代的中國人在吃過苦頭後,可以向西方借鑒技術以為我用,但要其承認西方文化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則至難。1870年爆發的“天津教案”產生了意外的作用,它使有眼光的大臣意識到,中西隔膜太深將導致巨大的災難。一手辦理天津教案的曾國藩和其他大臣一起,聯名向總理衙門上奏,呈報了容閎關於選派學生留洋的建議。

曾國藩是容閎最為景仰的中國人。在後者眼中,前者“作為一位政治家和愛國者,他的人品遠遠超過他的同僚”,其偉大“在於他的偉大品德——純真而不自私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深思遠慮的政治頭腦和為官清正”。而與曾相比,公認繼承曾氏衣缽的李鴻章就顯得遜色多了。容閎認為,李鴻章“作為一個管理國家的官員,其才能遠不及曾國藩;作為一個愛國者和政治家而論,他的品德更是經不起公正無私的歷史的檢驗。”

論個人品格的純正,李不如曾,這個評價大致不錯。但必須指出,李鴻章仍然是促成幼童留美的關鍵人物之一。李鴻章的為官之道比曾國藩玲瓏,容閎對中國特有的官場藝術不熟悉,極易誤解,後來留美幼童被撤回,容閎在其回憶錄中指責李鴻章,這也是原因之一。

從現有資料可以看出,李鴻章對幼童出洋一事極為熱心。1871年5月,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威使(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詢及派幼童出洋,甚以為然。謂須選二十歲內外,通習中國文義者,到洋後專習洋學,乃易會通,十年可成。若華洋書兼肄,恐致兩誤。渠頗通華學,此語似有閱歷。”當時,提議官派學生留學的大臣們,知道守舊勢力的強大,為了避免阻力,要求出洋之幼童兼習中西文字,英國公使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妥,認為既出洋,就該“專習洋學,乃易會通”,若中西兼修,“恐致兩誤”。李鴻章也深以為然,但他只能於私信中表露,而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卻不得不說,對幼童需“隨時課以中國文藝,俾識立身大節,可冀成有用之才”。這就是做官,沒有官場歷練的容閎哪裡知道呢?

哪怕政府出錢,也沒人願去美國

按照清廷計劃,在美國成立“幼童出洋肄業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業滬局”,後者負責在國內甄選12歲至15歲的幼童,進“預備學校”學習,訓練合格後再派赴美國。計劃派遣四批,總計預算銀120萬兩。

沒想到,計劃剛一開始就在幼童招選這一環節上遇到了很大困難。當時風氣未開,學習西學為人鄙視,到國外讀書更是前所未聞,雖然所有費用由政府支付,但願意送兒子出洋的家長也寥寥無幾。

另外,在“天津教案”這場由“謠言揭開的文明衝突的序幕”之後,普通百姓對外國人仍有強烈的猜疑,一些聳人聽聞的傳聞依然在相對閉塞的地方流傳,使中國的家長們莫名驚懼。一位留美幼童後來回憶說:

“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裡,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布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

由於第一批留學生未能滿額,容閎又不辭勞苦,親自到香港,由英國政府設立的學校中挑選了幾個比較優秀的學生補充。總算湊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至1875年止,中國共派出四批幼童計120名,最幼者10歲,最長者16歲,平均年齡12歲。以籍貫論,廣東84名,江蘇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東1名(此據台灣學者高宗魯之統計)。但無一皇室貴胄的幼童應募,一個政權欲倡導的事情,權貴們卻不響應,會給其他社會階層何種聯想?

從這個籍貫的分布,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各地不同的開放程度。敢於“吃螃蟹”,送兒子到異邦求學者,多為廣東、江浙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們或有家人、親友與洋人共事,或與西人有過較多接觸。如當時上海有名的買辦商人唐廷樞,就樂於送自己兒子出洋留學。後來在中國非常著名的鐵路工程師、廣東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學則緣於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鄰居的大力鼓動。詹父本希望兒子將來走科舉正途,猶豫不決,這位見過世面的鄰居再三勸說,並以將女兒許嫁作為保證,詹父才下定決心。

家長送幼童出洋,都必須親筆“具結”,並畫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種免責的法律保證。詹天佑的傳記中收錄了這份“保證書”:

“茲有子天佑,情願送赴憲局(幼童出洋肄業局)帶往花旗國(晚清時對美國的稱呼)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身中,面圓白,……”

後面還要開列祖宗三代本名,儼然是一紙賣身文書。

第一批招選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預備學校集中,經過半年的培訓後,於1872年8月,由上海登船赴美。於是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當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際,中美外交關係尚未正常化,美國在中國派有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在外卻無使節。以幼童出洋肄業局正、副委員名義,常駐美國康州哈德福城,負責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別是刑部候補主事陳蘭彬和容閎。1874年,李鴻章撥款美金四萬三千元,授權容閎在哈德福城建造寬敞的三層樓房一座,可同時容納幼童出洋肄業局的所有職員、教師和75名學生,餐廳、廚房、宿舍及浴室俱備,作為幼童肄業局永久性的駐美總部,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駐外常設機構。

讓陳蘭彬、容閎出任肄業局的正副委員,出於曾國藩、李鴻章這兩位重臣的薦舉。陳氏雖仕途不順,卻是科舉的優勝者,曾點過翰林,他和容閎搭檔又壓後者一頭,有一點“中西合璧”、以中為主的味道,這可以少給保守派以攻擊的口實。李鴻章在致總署的信中說:“蓋以純甫(容閎字‘純甫’)熟諳西事,才幹較優;荔秋(陳蘭彬字‘荔秋’)老成端謹,中學較深,欲使相濟為用也。”

“相濟為用”四字頗能透露曾、李之苦心,然而事實之發展竟大謬不然。

“他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環境是最快的。

關於留美幼童的學習和生活,後來成為卓越工程師的幼童溫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講辭中回憶:“第二天,容閎先生分配他們給來自各地的美國老師。老師帶他們回去。在以後留美的歲月中,這些美國老師負起教養監護的責任。每一個美國老師家庭負責兩個或四個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國學校,不合格的在老師家接受個別補習,做入學的準備。最初,幼童均穿長袍馬褂,並且結著辮子,使美國人當他們是女孩。……為了減少困擾,數月以後,幼童向‘出洋肄業局’委員呈准改穿美式服裝。當時幼童平均不及十五歲,對新生活適應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國的觀念及理想。……中國幼童們與一同食宿的美國家庭及中學、大學同學們,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誼。……美國老師及監護人那種家長式的愛護,使幼童們久久銘感不忘。”

幼童“美國化”的速度驚人,不僅要求改裝,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視為忠君愛國象徵的辮子,有的還加入了基督教。怎樣應對這種趨勢,肄業局委員陳蘭彬和後任委員吳嘉善,與副委員容閎針鋒相對:容閎理解、同情幼童,陳、吳則斥之為數典忘祖。

雙方之分歧,容閎有詳盡回憶:

“我力爭為留學生作一些一勞永逸的安排,和解決一些必要的問題,例如學生的學費和個人費用;他們在假期中的費用;學生服的更換;參加寄宿家庭的祈禱;參加主日學校或去教堂;戶外運動和體育鍛煉等。……陳蘭彬和學生之間經常發生矛盾,我只能充當和事佬兒,為他們從中調解,同時我也總是為學生們的一切合理要求辯護。在這種情況下,我即使不引起陳對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生以來,直到這次赴美國之前,從未離國門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國標準來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對這些學生。……

像陳蘭彬這樣一個人,他生來只習慣於看到被壓抑的青春,不能發揮的活力和獨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誠坦率形之於外的舉止。因此他對目前這些留學生的行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且認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徑。這些學生到新英格蘭以後,一旦解除了他們心靈上的沉重壓抑和約束,當然會因為得到自由而欣喜苦狂。”

“生來只習慣於看到壓抑的青春”的人,還不止陳蘭彬一人。

繼任肄業局委員的吳嘉善,這位同樣出身翰林的老爺,視留美幼童與國內私塾的學生無異,不料幼童們在其接見時,均不行跪拜禮,頓時大怒:小小年紀便目無尊長,這還了得?且不說現在還沒有成材,即使學業有成也不能為中國所用!立即上奏要求將幼童撤回。

國內攻擊幼童事業的聲音也一直沒有消歇過。光緒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個摺子,彈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穌教門,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語。……或習為遊戲,或流入異教,非徒無益,反致有損,關係實非淺鮮”。

總理衙門接連聽到對留美幼童事業不利的聲音,開始徵求重臣及相關人士之意見,有的主張全撤,有的主張半撤半留,有的主張整頓。而主張全撤者佔據主流,尤其是藉助幼童留美事業擺脫仕途不順,登上駐華盛頓全權公使高位的陳蘭彬,給了這項事業最後一擊。他在奏摺中說:“外洋風俗,流弊多端,各學生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即便竭力整頓,亦覺防範難周,亟應將該局裁撤。”總理衙門即據陳蘭彬之奏,作出了“將出洋學生一律調回”的決定。

這一決定讓所有關心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深為失望。由耶魯大學校長波特執筆,美國多位文化名人聯名給總理衙門寫了一封信,力請中國政府收回成命。當時因華人勞工問題,美國國內興起排華浪潮,這些名人盛讚幼童的行為,“使許多無知者和不懷好意的人對中國的偏見逐漸消失,而代之以稱讚。”包括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也積極遊說,但均未能讓清廷改變決定。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國幼童奉命輟學撤退回國。當幼童由美國撤回時,全體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兩人大學畢業。誠如溫秉忠所言:“大多數再過一兩年即可畢業,中途荒廢學業,令人悲憤異常。”

好不容易邁出一步的腳又收了回來,誰該為此負責?

按照容閎的意見,首當其衝者是陳蘭彬和吳嘉善。他在回憶錄中憤怒地指責陳蘭彬是“對任何事都不敢負責任的膽小怕事的懦夫”,而吳嘉善則應該“送進瘋人院或低能者教養所”;其次則是在朝中位高權重、又是幼童留美事業主持人的李鴻章。容閎批評李鴻章“不曾挺身而出為學生說話,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學生。”

後來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襲了容閎的觀點,無論是撰《劍橋晚清史》的西方漢學家還是大陸學者,在他們筆下,陳蘭彬、吳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鴻章則首鼠兩端。細按史料,這種說法頗值商榷。陳蘭彬、吳嘉善並非頑固不化的人物,像吳嘉善還是個“精研數理”、撰有《算數二十一種》的數學家,從史料中也沒有發現他們在道德上有多麼嚴重的污點。而李鴻章在風波中的言行,置身異域的容閎哪能了解得十分真切呢?

以李鴻章的認識水平,他內心並不贊同將幼童全部撤回。光緒七年(1881年)正月,李鴻章還曾特地電告吳嘉善勿急於帶幼童回國。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聲甚高,他又函告總理衙門,說幼童“早歲出洋,其沾染洋習或所難免;子登(吳嘉善字“子登”)繩之過嚴,致滋鑿柄,遂以為悉數可撤,未免近於固執”,認為“十年以來,用費已數十萬,一旦付之東流,亦非政體”,並謂美前總統和駐華公使均函告留美學生頗有長進,“半途中輟殊屬可惜“,建議幼童“已入大書院(大學)者可留美卒業,聰穎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漸撤回”。我們只能說李鴻章面對保守派的巨大壓力,不夠堅決,硬要說他見風使舵無疑並不公正。

容閎先生不愧為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但與他對立的一面,如陳蘭彬、吳嘉善,也並非就是卑污小人,雙方的對立主要還是緣于思想觀念的歧異。要而言之,在怎樣改造中國使之儘快現代化的問題上,容閎主張“全盤西化”的路徑,而在當時這純屬異端。其實,不僅是容閎不滿的陳蘭彬、吳嘉善、李鴻章,就是容閎景仰的曾國藩,在這個問題上恐怕也不會站在他的一邊。

幼童歸國後的命運

赴美120名幼童中,於1882年返華者計94名。其餘或因犯規,或因品學欠佳,或因剪辮入教早已遣返,也有幾位違令不歸,而長居美國。

回到彷彿陌生的祖國,幼童們有點迷茫,也滿懷期待,但很快就陷入了沮喪。

後來服務於中國外交界的幼童黃開甲,把他回國之初的遭遇,透露給了他在美國寄住的一位女士。信中說:

“人潮環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歡迎的微笑來接待我們這失望的一群。……到中國‘海關監督’辦事處,卻僱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動真遲緩。我們還被暴露在驚奇、嘲笑的人群中,令人難堪。……為防我們逃脫,特由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面的‘格致書院’。……這所書院關閉十年,當你踏進門檻,立刻霉氣撲鼻,夜間,潮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濕。”

清廷關於是否撤回幼童曾經開展討論,但對於撤回的幼童,怎樣助其完成學業,及分配工作等事宜,卻沒有擬定任何辦法。作為直隸總督,又在大興實業急需人才的李鴻章,努力不讓幼童埋沒於官場,94名幼童中,頭批21名送電信局學傳電報,二三批學生中由船政局、上海機器局留用23名,其餘50名安插於水師的機器魚雷、水雷、電報各處。但正如黃開甲所抱怨,這種“完全不按個人志趣及在美所學”的辦法,傷了幼童們的心,他憤怒地質問:“這就是東西雙方影響下,中國政府的‘進步政策’嗎?”並強烈質疑清王朝的統治的合法性,認為其必須徹底改革,“才適合治理它的萬千子民。”這裡,“美國化”的影子顯示出來了。

儘管有種種不如意,回國的幼童們還是綻放了他們的才華。在全體返國幼童中,日後誕生了國務總理1人,鐵路局長3人,外交部長2人,鐵路官員5人,公使2人,鐵路專家6人,外交官12人,礦冶專家九人,海軍元帥2人,海軍軍官14人……其中如中國自建鐵路之先河的工程師詹天佑,一度出任民國總理的唐紹儀,促成美國退回部分庚子賠款的外交官梁誠,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都是赫赫赫有名的人物。

還有幼童為國家獻出了生命。中日、中法兩次海戰中,7名服務于軍中的幼童表現英勇,慷慨捐軀。美國駐華公使特地於1884年中法海戰後,照會總理衙門,說“中法閩省之戰,中國官兵均甚出力,其中尤為出力者,則系揚武船內由美國撤回之學生。……想該學生等出洋習業,曾有謂其惟務洋學,恐與中國事理,諸多未諳,難為有用之才。茲閱前因,足見深明大義,均能以死力報效,實為不負所學。”最後建議,“尚望貴國於幼童出洋一事,嗣後仍按時舉辦,將見人才輩出,貴國興盛之基,自必蒸蒸日上矣。”但這時慈禧已借中法海戰撤換全部軍機大臣,政局的動蕩,加上主持中樞者的缺乏眼光,留美計劃終未恢復。

(本文略有刪節)

來源:加拿大華人網